从豪强宗族到文化士族——东汉马氏研究

豪族向士族的转变是汉晋社会变迁的一个重要历史事实,东汉乃转变的重要契机。扶风马氏本以军功而贵,至东汉为皇权笼络成为外戚豪族,在东汉经学兴盛、皇权对豪族的压制政策以及皇权有意对四姓小侯的经学培养大背景下,逐渐由一个豪强宗族转变成文化士族。马氏家族的文化化透露出东汉豪族社会向魏晋士族社会转变的个中信息。     

南北朝民族融合与中国封建法制

东汉王朝的覆灭祸根实际上在光武中兴前便种下了。因为刘秀“依靠的统治集团是一个以南阳豪强集团为基干的豪强集团,一开始就显示出严重的兼并性与剖据性”,“黄巾军起义失败,后豪强各自依靠自己的武力,割据称雄,社会进入了大混乱时期。”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时期,以豪门士族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集团之间,频繁地通过自己的军事手段建立割据的封建政权,为了在战乱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各封建统治者不得不总结历代的兴亡得失,包括实行封建法治的经验和教     

山东士族与隋朝政治论略

北周时期,关陇集团施行"关中本位"政策,抑制山东士族。山东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积极支持杨坚代周立隋。隋朝建立后,继续推行"关中本位",对关中、山东地区的山东士族予以打击和压制,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地方社会基础,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隋朝末年,山东成为动摇隋政权统治的重点地区,山东士族成为覆隋兴唐的力量,即与山东士族自周、隋以来的衰微以及他们力图重振的活动密切相关。     

由北齐国号窥探东魏北齐统治集团的抟合

传统观点认为，北齐国号源自高欢父子的封爵与籍贯。然而揆诸魏齐之际的史实，北齐国号的选择还受到追溯先祖、攀附与拉拢士族、附会谣谶及契合美号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从中可以窥探出北齐统治者谋求抟合北镇勋贵、河北豪族、洛-邺士族文官等统治集团的良苦用心。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

东汉前期的皇权与外戚秦学颀皇权与外戚的关系是东汉政治史研究中的课题，它对于深入研究东汉王朝集权政治的内涵、演变及其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因篇幅所限，本文主要讨论光武、明帝时期皇权与外戚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看，东汉前期的外戚都出自土族，东汉王室从士族地...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看东汉士风

从东汉士人的遗令和敕子书入手对东汉士风进行了一个角度的分析和透视。东汉士人在遗令和敕子书中大都以明哲保身的生存原则告诫后人,这里面有社会现实的原因,更多的则是体现了东汉士人与皇权的疏离,以及开始对家族利益的关注,这是士族在东汉形成的一个基础和表现。另外他们也不是一味消极,对薄葬的身体力行,体现出士人对扰乱朝纲的外戚和宦官的隐性批判和不予合作,这又让我们看到了东汉士人儒家风范的一面。二者看似矛盾,实际上一隐一显构成了东汉士人的人生价值取向和人生态度。     

东晋的侨姓士族

东晋政权是由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即侨姓士族)联合原居南方的土著士族(即江东士族)建立而成的,其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前者手里,后者只是处于辅助的地位。而在侨姓士族内部,亦以渡江的先后,作为决定其地位高低的依据。先来者,占据要津,跻身于上层士族;后至者沦为沧荒,不得豫与上流。例如,即使是东汉以来,一直为头等士族的弘农杨氏,也因渡江较迟,不能进入上层士族的行列。据颜之推《观我生赋》自注可知,随晋元帝先行过江的北方士族计一百家。这一百家士族就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统治集团,并在嗣后的南朝政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这百家侨姓士族中,…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民族政策

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是指两汉时期分布在南方的诸多少数民族.西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厚赂"、武力统一、"故俗治"、徙民实边、打通西南夷通道等民族政策,在客观上有利于西南夷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为增进民族融合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东汉王朝对"西南夷"实行的加强边郡统治、廉吏政策、"以夷治夷"等民族政策,是以德化为主,这一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东汉王朝所委任的边吏多比较清廉,善于安抚西南夷,这也是东汉西南民族政策成功的保证.     

论汉灵帝末年的政治危机

汉灵帝统治的末年是东汉王朝逐步走向灭亡的时刻,东汉的灭亡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导致的结果。黄巾起义之后四方兵乱大起,持续冲击着东汉王朝的统治,这是灵帝统治末年面临的外部困局。汉灵帝本人的昏庸及其一系列错误的政策严重削弱了皇帝的威信,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对汉灵帝皇权信仰的崩溃,这是灵帝统治末年面临的内部困局。原本因太子之争而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由于灵帝政治安排的失误,进一步激化为蹇硕与何进之间的矛盾,又因袁绍的极力怂恿,最终上升为宦官集团与外戚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并爆发了严重的宫变事件,使得东汉王朝上层统治秩序崩溃,最终导致了东汉末年诸侯割据的乱世局面出现。     

略论魏晋时期世家大族的书法传承与革新

家族式的书法传统肇始于东汉中期以后,父子、兄弟相承授者不乏其人.魏晋时期,这种书法传统发展到了顶峰,其形成与士族注意家风的培养和家学的传承有关.魏晋世家大族在书法传承上的主要贡献有四:士族身份对书法的传播有重要促进作用；纸笔等书写工具在士族间的使用,对书法的传播有直接推动作用；世家大族在书法传承中曾经引领潮流；其时的书法理论著作主要产生于世家大族之中.从同为士族的河东卫氏与琅琊王氏的书法比较中可以看出,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书法既需要继承传统,又需要大胆创新,如此方能适应艺术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三国演义》中的三位最杰出战略家

在《三国演义》中,三位最杰出的战略家分别是曹操、鲁肃、诸葛亮：曹操具有最远大的战略眼光,富于最卓越的战略才能,创造最突出的历史功业,成为第一位的战略家;鲁肃深刻认识汉朝命运,正确应对曹操集团,着力促成和维护孙权刘备联盟,成为第二位的战略家;诸葛亮完整规划三分天下的战略格局,毕生坚持复兴汉朝的战略目标,成为第三位的战略家。罗贯中在主观上力图使曹操妖魔化、鲁肃边缘化、诸葛亮神圣化,但是终究无法改变他们战略家身份的实际层次。     

荀彧之死

前人关于荀彧，可以概括为拥汉、拥曹两大观点。其实，荀彧既不是魏臣（拥操派），也不是汉臣（拥汉派）。荀彧是在困惑与矛盾中、在两难之中告别了人世。     

谈曹溶词故国之思的意象表现

曹溶是清初著名浙江词人.他的词表现了深沉的故国之思.由于他贰臣的特殊身份,这种故国之思多比较隐晦.词人往往采用一些隐含故国之思的意象,如南国、汉宫、落花等意象.由于宋和明的相似历史命运,曹溶还大量使用了与宋朝有关的意象.     

《琴操》的作者及其成书

关于<琴操>的撰者及其创作年代,据史料记载,主要有两汉之际桓谭说、西晋孔衍说、东汉蔡邕说三种说法.但无论从文本的角度、文献记载的角度还是从著者的生平思想的角度分析,将<琴操>一书的编撰权给予蔡邕无疑都是最有说服力的.<琴操>一书产生于东汉音乐文化下移、琴的地位得到提升的历史背景下,是蔡邕本人的音乐天赋、儒道兼修的思想及传奇经历双重作用下的产物,其成书大致在蔡邕流放吴会的十二年间(179-190年).     

关于“王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及琴曲《怨旷思惟歌》的产生年代——兼考今本《琴操》的撰者

现存最早记录昭君自请远嫁匈奴故事的文献<琴操>,目前学界多认为是东汉蔡邕所撰,此书并全文收录了所谓昭君所作的琴曲<怨旷思惟歌>.然而,通过对今本<琴操>作者问题的考证,可知此书实出于晋代.据此可知,含有自我意识觉醒成分的昭君自请远嫁匈奴的传说,是东晋文学自觉风气的产物.它的产生,印证了魏晋是中国文学自觉期的开端.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三国志》各卷导读

陈寿《三国志》六十五卷,入传人物将近六百人之多。各卷之人物,有何共性？有何特征？有何背景？有何亮点？有何真趣？有何借鉴？不能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当今的年轻读者,往往难以得其门而入。此文对《三国志》各卷,作一深入浅出之导读。每卷导读200字,力求内容简明扼要,行文生动通俗。     

论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建安诗歌的发展,是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诗这两大源头交汇融合而高潮迭起的过程,是汉乐府民歌向文人诗转化的过程。学术界对曹操在这转化过程中的贡献,有些漠视甚至无视,我们应重视曹操对汉乐府民歌文人化的开创性贡献。     

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

宓妃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学形象之一,从战国屈原至汉代扬雄、张衡,经汉末建安的蔡邕、曹植的作品到唐代传奇,直至清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她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比较清晰的演变轨迹,体现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发展中几个重要阶段的基本趋势,尤其是引导中国文学走向勇于表现自我、尊重个性之路的建安至唐代的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论曹魏财政管理的专职化演变

曹魏的财政管理在建安时期以非专职化管理为主要特点,曹操自己控制着财政决策权,中央没有设置专职的财政主管机构和主管长官,重大财政事务多派他官负责执行。这种专职化管理的范围有限,且带有浓重的军事色彩,从财政制度建设上看,是对汉制的倒退。曹魏代汉之后,对财政管理进行专职化变革,主要是财政政务归尚书台,创设度支尚书主管军费,加强大司农、少府的专职管理职能,最终取消兼具财政与民政管理职责的典农官。财政管理由非专职化趋于专职化,体现了曹魏财政制度在汉唐财政制度变迁中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