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之探究

实现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我国权力经济向法治经济转变的关键所在。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主要包括干预权力、程序及责任的法治化。推进政府干预行为法治化对于规范权力行使、提高干预绩效和保护市场主体权利意义甚大。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行为存在权力界限不清、权力滥用与腐败等突出问题。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是破解上述问题的重要路径。为此,我国应采取合理划定干预行为法律界限、严格干预经济行为程序规制、健全干预经济行为立法、落实干预经济行为法律责任及构建干预经济行为绩效评价法律制度等针对性措施,推进政府干预经济行为法治化发展。     

浅谈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

规范政府经济行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市场 政府"的调节方式,对市场经济加以调节,以克服政府短缺和政府行为失效等弊端,推进和深化我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规范,应该围绕实现"兼顾效率和公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达到共同富裕"这一主要目标进行。     

社会转型时期政府行为的变迁与创新

社会转型的基本标志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适度、规范、高效、廉洁、公正和透明的政府行为与其相适应,这对于推进社会转型进程,把握其方向,减轻其振幅与压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政府行为必须进行重塑和创新,其中最关键的是要在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行为手段和行为环境的创新上有大的突破,才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公共选择理论视角下的政府失灵及对策

公共选择理论指出,政府的自利性是造成政府失灵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治理政府失灵,必须从制度上克制其自利性,一方面限制政府经济职权范围和立法活动,并加强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另一方面引入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移植市场化的经营模式改进政府运作,通过法治化和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政府干预经济活动的效率。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角色定位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与政府行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没有政府,经济不可能发展,而经济社会的很多问题反过来又因为政府而起,政府的不当行为常常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必须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角色予以准确定位,这是政府职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现转变的前提。     

政府行为制约下的财政职能分析

现实中的财政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在理想地发挥着它应有的职能，它不仅会受到政府行为偏差等因素的干扰、影响，而且会因此改变或扭曲其固有的职能。那么分析、考虑现实财政经济问题，制定财政政策等决不能以规范意义上的财政为前提，只能以现实中政府行为制约下的财政为起点。那种将财政与政府行为简单地割裂开，或者把政府和财政视为一种形同精密机器一样的观点，是不利于正确估价财政的地位与作用的，同时也不利于适时而准确地运用这一强大的经济杠杆。比较正确的抉择是，应在分析和确定政府行为偏差等因素对财政职能作用的影响的基础上，有选择地运用尚能在现实中正常发挥作用的职能。     

地方政府经济人行为模式及根源探析

地方政府是一个有着相对独立利益的经济人,在财政压力和政绩冲动下,地方政府的经济人的身份可能被加强,在行为中会不自觉地扮演"推进利益分化角色"。因此,必须研究、探讨地方政府的经济人行为模式,如地方政府推行地方保主义、地方政府赢利的经济人行为、地方政府的短期利益行为。了解出现这种行为背后深刻的理论背景、体制根源、经济因素和机制因素,希冀寻求到一条解决路径。     

略论市场经济建设中的政府行为

政府行为对于我国培育和健全市场经济体系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特殊的意义．但是，政府在这方面的行为取向（1）必须抓住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所在，有效实施以打玻经济刚性为切入点的机制转换；（2）应当重视它的内在要求，努力营造适宜的社会氛围和积极加强经济法规的实施监督；（3）需要维护它的运作条件，坚决反对人为的垄断经营．它们应当成为衡量我国政府经济行为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也是当前市场经济建设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犯罪化的刑事考量

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从文理的解释考察符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和依照法律应受刑罚处罚性的基本特征,从伦理的解释考究也符合法益侵犯性和非难可能性的犯罪特性,应当按照犯罪予以制裁而不再按行政处罚来惩戒,更符合旅游法治化精神;同时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符合刑法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特征,将其予以犯罪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是遏制零负团费问题的必要手段,是实现旅游刑法建设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旅游法治化的必然要求;重大旅游商业贿赂行为入罪应当关注对向犯、共犯问题和考虑期待可能性理论的应用。     

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政府治理行为转型研究

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发展低碳化的目标正影响到全球政府治理方式和治理结构的转变。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背景下的政府治理行为转型既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需要,又是弥补市场不足、解决政府治理失灵的内在要求,同时还是顺应国际发展形势的必然要求。政府治理行为的转型,既包括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程序的转型,也包括相关制度和政策的创新和完善。为了保证政府治理行为转型的顺利推进,既要促进政府治理理念的更新、明确政府治理目标与职责,还要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促进政府治理行为优化。     

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

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可测算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这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所以,应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及其反思

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研究有两种理论取向：一是国家“试错”策略理论;二是地方竞争理论。就其本质而言,两者并不存在内在冲突,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都深深嵌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结构之中。国家策略导致地方竞争,地方竞争形塑国家策略,地方法治的逻辑就是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反思地方法治实践的动力机制原理,发现国家策略下的地方竞争可能导致地方法治演变为地方应对中央的权宜之计,使地方法治建设流于形式化和表面化,从而使地方法治建设被悬置,难以落地生根。在未来的地方法治发展中,国家或许仍然会采取试错策略,但地方法治应以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为前提,依法试错。同时,应引导地方法治竞争从应对中央转向回归社会,并将此作为地方法治建设的动力基础和建构逻辑。     

论实验主义法治——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一种方法论进路

实验主义治理思想是当前新兴的治理理论,具有若干突出优势,对当前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倡导实践、实证、实验的研究方法,提出实验主义法治新构想,即从实验主义治理理论出发,重新理解中国法治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建设提供新思路。中国现代治理实践中已存在实验主义倾向,当前地方治理自主性不断增长,使得中国具备构建实验主义法治模式的条件。实验主义法治以实践为核心,从目的、结构和方法三个层面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实践。在目的上,以框架性目标取代理论独断;结构上,以网状结构突破层级体制;方法上,强调法治评估在实验主义框架中的核心位置,并促使其从绩效考核向路径实验转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发展与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部分,也是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特征和保障。新中国建立以来,从提出建立革命法制,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再到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宪法法律至上",反映了党和国家对法治建设日益重视。研究这一历程,具体应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概念、历史经验的承传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新发展等方面入手,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可靠保障,宪法法律至上是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最高行为准则。只有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一准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和社会主义事业才能展现新面貌。     

论法治政府建设的价值取向

法治政府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载体,既具有国际相关性,又具有国情特殊性。法治政府建设中的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府的类型和功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仅会导致不同的政府结构和行政模式,而且会影响法治政府建设的成败,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以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和各国民主法治的正反经验为依据,结合我国的特殊国情和发展阶段,我国在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过程中,应当坚持有限行政、诚信行政、服务行政和责任行政的价值取向。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廉政建设法治化的探索--以陕甘宁边区为例

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探索廉政建设法治化,是延续中央苏区廉政建设的传统,也是巩固自身政权的需要。在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对立法、惩治和教育领域开展了廉政建设法治化的实践探索。认真学习和汲取抗战时期廉政建设法治化实践探索经验,对当前强化法治反腐力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省以下财政分权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中国的县级数据

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主要发生在中央与省关系层面,省以下分权由地方政府参照"中央—省"的制度安排自行调整。对中国县级数进行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双重援助依赖"引起了省以下政府的过度集权;与县级政府相比,省级政府的权力和资源更容易被地方精英所觊觎,并产生更大的"横财效应"和"贪婪效应";资本等生产要素在省内的流动性比省际间要高,分权条件下县级政府为增长而竞争的激励更强;省直管县制度难以孕育县级经济发展动力,对根本解决县乡财政困难作用有限,借鉴"命令模式"建立省以下分权制度可能找到解决之道。     

法治政府的目标体系及建构路径——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论述

法治政府建设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内核,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法治政府建设思想体系完备、内涵精深,是我们党依法治国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创新。法治政府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措施,也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中的重要方面。新时代加强法治政府建设,要加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行政行为公开公正、建设廉洁和诚信政府。     

简论自然法学对当前政权建设的启示

基于提高政府服务水平之目的,从政治学理论和实证分析的视角,研究自然法学与政府权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政府权力来源于个人权利的让渡、"同意"是合法性的前提以及政府权力必须有序运行三个内在法则,目的是使政府提高对正义、公平的认识,建设真正代表民意的法治国家,并且保证代表民意的法律能够得到如实的执行;限制政府的权力,使公民的自然权利受到宪法的严格保护;以限制政府权力为目的适当分权,并且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合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