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与张南轩的仁说论辨

考察了张栻仁学思想的来源、演变、树立及仁说的义理与结构等问题,认为南轩仁说的结构可分为三部分:以心之道为中心的心性论,以克己为主的为仁之方和论仁之兼能与贯通。探讨了朱熹与张栻两人仁学思想的相互影响和比较,认为对"天地之心"的不同理解是朱张仁说分歧的起因。     

张栻君子观之探析

“君子”一语，广见于先秦典籍。到孔子时代，君子一词开始具有道德品质的属性。作为南宋著名理学家，张栻对君子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文中从君子的严以律己、君子与仁、君子与德、君子与居敬、君子与道、君子与理、君子与义利之辨、君子言行与对人等方面对张栻的君子观进行了探析。     

王夫之对《周易》思想的继承与创新

王夫之对古代易学历经四十年的潜心精研，建立了自己的易学。首先指出天的本质是太和清刚之气，把天概括为产生万物的理气的统一体，批驳了“天一理”说。在论述天地化生万物时，阐发了“乾坤并建”说，视“独乾”为异端，批判了老子和邵雍的天地有始说。王夫之把太极改造为极大至上的物质范畴，提出天地为宇宙的本体、万物是本体产生的作用、体用同时俱生的思想。王夫之的道器论，既指“道者器之道”，规律或准则是事物的规律或准则；又指“道”是万物的本体或普遍规律，批判了道器割裂的唯心主义道器论。王夫之揭示天地万物变化的根源在于“二端”，由于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生生无穷。     

朱熹理学心性观与太极阴阳说之关系探微

从理学角度讨论了"性即理"命题,分析了易学之"太极即理"说,探讨了心性论与太极阴阳的关系,认为"太极即性,阴阳即气"反映出朱熹理学心性论与易学太极阴阳范畴之间是贯通的。     

张栻“儒佛之辨”刍议

在宋代理学家崇儒排佛的思想背景下,张栻(南轩)对佛教采取了极力排斥的态度。出于纠正当时社会上一些儒者受佛教"空虚"思想所"惑",或"偏离"儒家正学,或名为"辟佛"却流于"诐淫邪道之域",而"自陷于异端之中而不自知"的状况,张栻从立本虚实、心性与理欲以及修养工夫等方面,深入辨析儒佛之异,尽力去划清儒学与佛教"异端"在本体论、心性论和修养工夫论等方面的思想界限。从中既反映出张栻崇儒与反佛立场的坚定性,同时也暴露出其自身思想方法的某种偏向和思想弱点。     

从张栻“学者之诗”看理学对诗歌的积极影响

对南宋理学家张拭的“学者之诗”，学界一般多持否定评价，认为它压制了诗歌的发展。通过考察张拭提出“学者之诗”的时代背景，及其与心学的关系，发现张栻等用“学者之诗”干预、提升诗歌实际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不可一概否定。唯张栻、朱熹以后，心学背景迁变，理学影响诗歌的负面效应才开始显现。对“学者之诗”的历史功绩，应该辩证地看待。     

本体与发用:胡煦太极本体论研究——兼论其论域中的理、心、气

胡煦是清初易学大家,其易学的基础是太极本体论.太极本体论主要具有两方面内涵:太极之本体义和太极之发用义.就本体义而言,胡煦强调了太极为万物之所由以生,太极不可以有、无论,太极有发用之能的意义;就发用义而言,胡煦强调了作为流行之太极的阴阳动静和作为在人之太极的性等观念.另外,胡煦视野中的太极与理、心、气三概念都有所区别,显示了与理学、心学、气学相较而言胡煦太极本体论的独特之处.     

论王夫之与郑观应道器观的异同

关于王夫之的道器观,方克立在《王船山道器论浅析》、《论中国哲学中的体用范畴》等文中已论之甚详。木文拟以此为据,试对王夫之与郑观应的道器观之异同作些分析。 一 关于道体器用 道体器用,是王夫之道器观的一个基本涵义。这里的“道”指太极即世界的物质实体,“器”指太极絪缊化生的物我万象。道体器用的关系,是指木体(本质)和现象的关系。首先,他从气一元论出发,发挥了张载“太和所谓道”的观点,认定“道”是“太极”,也     

天人学与心性论的系统紧张与整合——张栻思想进路及意义的文明论考察

朱子走出道南学派形成自己的工夫论后,随即以“太极图说解”建构与之相应的本体论,完成“理(本体论)—‘性-情’(工夫论)—圣贤人格(境界)”的系统拼图。张栻所传承的则是《易传》《春秋》的历史传统,虽然在心性论层面对朱子有所吸纳,但在意识到二者在本体论上的分歧后乃另撰《太极解义》,按照《易传》的宗旨对周敦颐的《太极图说》进行针对性诠释,维护彰显“天—‘性-心’—与天地参(事)”的儒家传统结构。这一工作的意义长期未能得到重视和理解,除开张栻英年早逝思想完成度不高,也与朱子对张栻作品的删裁以及对二人思想关系的表述有关。从文明论的角度对此加以辨析,不仅有助澄清张栻的思想形象,厘清湖湘学与理学的思想关系,也有助我们正视四书与五经这两大系统之间的理论紧张,重建儒家思想整体的统一性。     

张栻与宋孝宗的关系探微

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不为学界所注意,文章利用现存史料分析张栻与宋孝宗关系之演变。隆兴初,宋孝宗起用张浚谋划北伐,张栻因此得以面见宋孝宗,并获宋孝宗信任,在宋孝宗与张浚之间充当联络员,往来传递军机,其间张栻还得到过宋高宗召见。乾道年间,张栻被宋孝宗召为侍讲,再次近距离接触宋孝宗,但张栻言行多触宋孝宗之逆鳞,两人关系走向疏离。此后张栻再未回到宋孝宗身边,其临终遗表也不能上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