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个案分析及其启示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不能忽视农村的全面建设；分析和总结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个案,对其他地区具有借鉴作用.“枫桥经验”、“四个覆盖”工作模式和“法务前沿工程”的成功经验,对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启示意义:一是加强农村党组织建设；二是树立服务型政府管理理念；三是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四是提高农村法制化水平.     

论凯尔森纯粹法理论之宪法效力观

我国《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特征体现在普适性、程序严格、不得相抵触三个方面，据此可引出三个问题，即宪法为何应被遵守？为什么宪法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较普通法律更为严格？法律抵触宪法无效？凭借独创的“纯粹法理论”在宪法学领域作出不可湮磨贡献的凯尔森，他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宪法应当被遵守是因为其效力来源于“基础规范”；程序更严格是对“实质宪法”的形式化的要求；“法律抵触宪法无效”是一个没有意义的陈述。以上解答便代表了凯尔森对宪法效力问题的核心观点，即其纯粹法理论下的宪法效力观，希望籍此能将纯粹法理论的合理内核融入当今宪法学理论研究之中，使“规范性”得到更多的重视。     

风险视域下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理路

在“风险社会”中生态损害具有严重破坏性的背景下，对环境公益诉讼预防功能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刻度盘理论，构建了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研究框架，同时结合“绿孔雀案”等案例，对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阶段尚存在起诉条件不明、举证责任不清、制度衔接不畅、责任承担方式不适等问题，为此提出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从“重大”和“风险”两侧面区分起诉条件；依诉讼对象不同分类型具体调整举证责任；理清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内外部程序顺位；将环境禁令作为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责任承担方式。     

习近平就创新群众工作方法作出重要指示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批示推广“枫桥经验”5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同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枫桥经验”的重大意义，发扬优良作风，适应时代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把“枫桥经验”坚持好、发展好，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     

新闻舆论管理的功能和方式

江泽民同志关于新闻舆论的“祸福论”，已经成为新闻舆论战线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名言警句。舆论导向正确与否，除了党的新闻舆论方针、政策正确与否之外，最重要的是新闻舆论管理。新闻舆论管理功能主要有：决策功能、导向功能、协调功能和监测功能；如何实现新闻舆论的以上管理功能，主要途径和方法有：一是法律；二是制度；三是信息；四是人事；五是价值和道德等，进行有效的新闻舆论管理     

中国商标法律制度的价值抉择与体制完善——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抢注商标被撤案简析

中国（深圳）对外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抢注商标案件终于有了一个“说法”。通过该案,我们至少可得到三点启示：商标法律制度具有衡平社会利益、合理配置权利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秩序,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市场法律的程序性、谦抑性及效率性亦是法律正义的体现;诚信原则和“以其他不正当手段取得注册”等条款在商标法中的应用,还应该细化出具体的条款     

新时代“枫桥经验”向社会治理效能的转化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自20世纪60年代延续至今并且不断发展的宝贵经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新时代"枫桥经验"蕴含着群众路线、党建引领、源头治理、"三治融合"、科技支撑等社会治理优势。这些治理优势在治理民主、治理决策、治理成本、治理规则、治理效率方面的优化,是"枫桥经验"治理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体现。     

中国共产党基层治理的探索与启示——以“枫桥经验”的传承与创新为例

创立于20世纪六十年代的“枫桥经验”,经过近六十年的传承与发展,实现了由改造“四类分子”的样板——社会治安综合管理的典范——社会管理的范例——社会治理的典型这一伟大的历史性转变。在不同历史时期,“枫桥经验”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基层治理领域攻坚克难、铸造辉煌的一个缩影。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不但传承了“枫桥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基层的创新和发展。     

我国生态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问题与定性分析的解题思路

我国当前的生态公益诉讼制度主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民”过于严，严格限制起诉主体资格，不鼓励社会组织提起生态公益诉讼；二是对“官”过于宽，纵容行政机关不作为，凸显司法机关随意性；三是对“事”过于繁，法律规定的空间很大，司法解释的内容繁琐。只有从生态公益诉讼的属性和原理入手，才能正确认识生态公益诉讼制度并开展进一步研究。结合生态公益诉讼所具有的生态性、公益性和诉讼性等属性，解决我国生态公益诉讼制度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在内容上，扩大原告的主体范围，明确国家机关的责任；在程序上，统一规范诉讼的要求，专门督促审判的执行；在形式上，制定专门的单行法律，设立专业的司法机关。     

高校“非升即走”制度下教师权益保障困境及破解路径

随着“非升即走”成为我国高等学校教师聘任的主流制度，高校教师的权益保障问题在人事制度改革和相关立法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凸显。结合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来看，我国高校教师面临的权益保障困境主要表现为“学术青椒”的尴尬：在“非升即走”聘用合同签订前，高校教师的法律身份模糊；在签订合同时，高校教师的主体性尤其是平等参与权缺失；在履行合同中，高校教师权利救济渠道不畅。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学术锦标赛”的异化：高校人事管理的相关法律内容模糊、高校办学自主权边界不清和“非升即走”制度的价值偏离。破解“非升即走”制度下高校教师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的关键在于学术生态的优化：国家层面应明确“非升即走”聘用合同是“具有行政要素的劳动合同”的法律属性，重构高校教师“兼具公权与私权性质的特殊劳动者”的法律身份，完善高校教师聘任的相关法律体系；高校层面应重塑“非升即走”的制度价值，充分发挥制度的激励和促进作用，完善“非升即走”制度内容及配套措施，健全教师权益保障机制。     

“一国两制”与中国法律制度的变化发展

〕香港、澳门的回归表明“一国两制”正成为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的法律制度因此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社会主义宪法的根本地位进一步稳固。祖国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仍旧实行社会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港、澳、台将作为特别行政区继续保持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基本不变，我国的法律将形成“一国”、“两制”、“三法”的新格局，并出现趋同性和独特性并行发展的新特点。不同的法律体系在一国之内并存，相互协调，相互吸收，必将促使中国的法律制度得到新的发展     

论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确立与规则建构

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确立的法理基础是预防性行政诉讼与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是指法定的机关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具有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重大风险,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法律关系、行政行为无效、事实行为违法,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行政行为,或者判令禁止或停止行政行为或事实行为实施的诉讼制度。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体现为双重预防性,容许性体现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需要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适用范围、与诉前程序调适、与暂时法律保护措施对接等方面建构和完善相关规则。     

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行政法治”或“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行政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一发展历程的是我国相继颁布和施行的六部基本的行政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并确立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在司法实践上，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微博谣言对人们决策与判断的影响及法律应对

微博谣言指的是以微博为媒介,内容则缺乏事实证实,或者是扭曲事实,或者是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是已经被官方辟谣却在群众之间传播的各种信息。微博谣言具有极为鲜明的特征：首先,微博的字数的限制有利于发布者将谣言伪装成为客观事实;第二,微博谣言的生命周期在多中心的原因下得到大大延长;第三,微博谣言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力,政府和公共往往极易陷入“塔西佗陷阱”。以法律视角,应对微博谣言应该从司法人员具体操作和信息公开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对于谣言的判断应以“内容”而非“行为”为标准,另一方面政府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要做好信息公开,向公众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让信息更加透明化。     

论刑事和解与民族地区传统法律文化的契合——对鹤峰县人民检察院“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的法理分析

刑事和解制度是体现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检察机关是实行这一制度的主体之一。民族地区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它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促进民族地区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作为民族地区的基层检察机关,鹤峰县人民检察院推行“关注民生的公诉模式”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这一制度还有必要在和解的法律地位、和解的主体、改进加害人的社区矫正制度、赋予被害人更多的自诉权利等方面进一步加以完善。     

论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的经验

当今日本的法律制度融合了多种外来法律文化,被认为是法律移植成功的典范。日本移植西方法律经历了两个主要阶段：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战以后,文章主要通过分析明治维新时期移植西方法律的历程,从中得出日本法律移植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国情考量;二是,全面移植并注重理论学习的法律技术考量;三是,注重法律教育,强化吸收法律理念。     

“一带一路”倡议下知识产权双边条约法律机制创新研究

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从事跨国投资和经贸的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参与国家布局知识产权的策略。针对我国同“一带一路”倡议参与国家间共同加入的知识产权相关国际公约的研究表明，并没有一个公约是普遍适用于所有“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因此，加强双边合作，创新双边条约法律制度是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阶段性路径，如“一带一路”倡议下的知识产权双边条约法律机制须体现“共同但区别”的原则，不仅要具有对外统一之共性，也要考虑“一带一路”不同参与国家的知识产权环境，制定有区别的双边条约法律制度；须体现“双边为主、多边为辅，渐进式发展”的战略，阶段性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目标；以“贸易投资和知识产权须并进原则”以及“支持能力培养原则”等为核心纲领，完善我国知识产权双边条约体系。     

“枫桥经验”:以“大调解”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与启示

“大调解”对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推进农村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促进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农村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大调解”,“大调解”是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法.以“大调解”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枫桥经验”是典范.“枫桥经验”以“大调解”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主要表现为:构建调解网络,构建“大调解”平台与机制,建立以调解人为品牌的专业调解中心.从“枫桥经验”以“大调解”推进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实践中,我们可有如下启示: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必须夯实基层基础,必须坚持专群结合,必须重视人才.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较强的持续性，是中国道路的固态化呈现、中国理论的制度化表达、中国文化的正式化沉淀，因而成为辨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直接的标志和最鲜明的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在方向层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中轴结构”实现对一切工作的有效领导；二是在立场层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三是在方略层面坚持守正与创新的有机统一；四是结构层次层面的延展性。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对于深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结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以及人类制度文明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枫桥经验”对社会转型期犯罪控制的启示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纠纷主要是基于物质利益的矛盾,呈现出广泛性、暴力性、群体性的趋势;而政府和司法机关公信力不足,又严重影响干群关系。“枫桥经验”是以坚持群众路线为基础、坚持群防群治来控制犯罪的一种社会控制模式,且着眼于矛盾调解,与当前转型期处置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有内在的契合。借鉴“枫桥经验”,分析我国转型期社会纠纷的特点,可以理出当前我国犯罪控制的一般路径：以群众参与为基础,建立以人民调解制度为核心的预防体系,避免矛盾的扩大和纠纷的升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社会分配制度;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增进服务意识,提升司法公信力;加强普法教育,构建良好的社区法治氛围,为刑满释放人员创造回归社会的机会,开辟悔过自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