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性问题研究--以四川青城山保护区房地产开发为例

世界文化遗产作为世界遗产当中的重要组分,其价值特点和权属特点要求缔约国必须对其进行严格保护.然而,近年来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负面报道多次见之于媒体报刊,从而引起国家、地方的广泛重视,特别是学界展开了关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大讨论.本文正是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为研究对象,将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原则以及可持续发展等理论运用于研究当中,从而全面认识阻碍世界文化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性因素之一--房地产开发.仅望借本文唤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中国世界遗产地网络关注度空间分布特征及促进路径研究

文章以网络大数据为数据源，对我国世界遗产地与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世界遗产地在空间上形成了一条“L”状集聚带、两个一级集聚中心、两个二级集聚中心和三个三级集聚中心，共有一条高关注带、两个一级关注中心、两个二级关注中心；二者既有耦合特征，又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世界遗产地网络关注度的影响机制较复杂，是诸多合力综合影响的结果，世界遗产数量只是其中一个影响因素，这也是空间错位现象产生的原因。     

政府行为与遗产地保护

我国遗产地旅游开发的实践结果表明,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破坏。由于我国国情决定了现阶段遗产地的开发和保护不可能完全由政府独立承担,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企业资本介入遗产地开发不可避免。遗产地开发和保护将是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相互作用的结果,本文主要探讨政府行为对遗产地保护的重要性。     

发展旅游业对世界遗产保护的影响——以张家界世界遗产地为例

世界遗产珍贵而珍稀,以世界遗产为旅游资源的旅游活动在全国迅猛发展.然而在世界遗产地发展旅游,为遗产地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旅游者的增长迅速,旅游设施的修建扩建给遗产地的资源环境、自然环境都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以张家界为例,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发展对世界遗产保护带来了负面影响.     

四川盆西山岳型世界遗产类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研究

今天不少人对“世界遗产”的价值观有明显错位,过多的看重它的经济价值,忽视它的环境、生态、文化的世界价值,尤其是社会价值的世界意义。其表现一是认为进入“世界遗产”就是对旅游地“授勋”、“升位”,忘掉进入“世界遗产”就是进入世界目光的监督,意味着最高标准的责任与保护。二是认为进入“世界遗产目录”就买了终身保险,而未看到它恰恰是最脆弱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区。本文以四川山岳型世界遗产类旅游地研究为切入点,提出了应研究的目标、内容、关键等遗产地可持续发展的普遍性问题。     

论建立我国世界遗产管理监控体系

遗产监控是世界遗产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遗产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而遗产监测是遗产监控的基础和依据。其监控内容与指标的确立可以以现有的遗产地相关监测内容指标为基础,建立遗产监控的组织保障和评价机制。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的对策思考

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在认识上要处理好继承和利用的关系,深刻理解遗产保护的重要意义。在实践中,要把保护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放在首位,做到。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并重;实施遗产的数字化战略,寻求遗产在当代的可持续发展;申报“世界遗产”,旨在提高遗产的保护意识;遗产保护和现代化建设同存共荣。     

民间故事研究之两种不同视角的探讨

民间故事，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值得特别重视的部分。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一方面是在于通过搜集、整理，以达到“保护”的目的；一方面也是要通过对探源、发微的研究，以进一步深入认识它的意义与价值，并尽力使之能够继续“传承发展”，以达到“古为今用”的目的。因此，这“保护”与“传承发展”的双重目的性，就包涵着“历史视角”与“现代视角”的矛盾。文章所探讨的是对这种矛盾的处理，应该严格遵守的保护原则与在传承发展工作中必要的审慎态度。     

科学发展观:世界遗产地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新思路

世界遗产地因其价值和品位独特,已成为当今旅游开发的热点。我国部分世界遗产地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已暴露出种种问题,国内专家学者对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开发一直存在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世界遗产地作为我国宝贵的旅游资源,不仅要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处理好开发、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离开了可持续发展的保护是片面的保护,离开了可持续发展的开发是错误的开发。世界遗产地实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新思路在于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     

云南红河哈尼梯田

2013年6月22日,经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遗产地数量增至45处,成为拥有世界遗产地数量全球第二多的国家。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位于云南省东南部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境内哀牢山余脉,是以哈尼族为主的各族人民利用"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山有多高,水有多高"的特殊地理气候同垦共创的梯田农耕文明奇观。哈尼梯田世界遗产的遗产区及缓冲区总面积约     

探析人格内涵及人格权的性质

人格理论产生于罗马法,罗马法上的人格带有浓厚的身份性特点。近代民法抛弃了身份人格而强调人格之平等,并以此为前提进行民法典的建构。在此基础上,现代民法提出了人格权概念并对其进行规定。从本质上来说,人格权乃是自然人基于伦理人格而享有的,在实定法中得以确认的自然权利,其应属于私权利范畴。     

牛郎织女传说与审美意象的外化

对于牛郎织女传说的研究 ,仅从史家观点和幻化形式入手 ,是偏颇和形而上学的 ,并使之失去了反封建意义。其“鸟鹊添河”幻化形式乃是一定历史阶段审美主体审美意象外化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审美角度阐释牛、女爱情故事及外在形式 ,具有更为直接和普遍的意义 ,并能感性地揭示其反封建主题。     

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分析普通高等学校扩招后本科专业结构调整与建设管理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突出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的措施,着力通过教育管理的创新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信用缺失与权利义务的失衡

权利与义务是社会关系的基本内容,也是信用关系的基本内容。信用虽然表现为对于人们交往活动的基本义务要求,但其实质却是对于权利的承认与尊重,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信用秩序赖以建立和维持的基础。社会信用缺失的根源在于权利与义务的分裂和背离,因此,重建信用的核心在于为守信者提供利益保障,使背信之人受到应有的制裁,恢复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在信用秩序的重建过程中,制度具有关键的作用。只有道德的价值导向与制度的利益导向的有机结合,社会信用秩序的重建才有希望。     

试论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

善恶评价是一种认识活动 ,其认识活动的实现必须依据两大要素 ,即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因此 ,分析与探讨善恶评价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善恶评价的活动机制和结构有着重要的意义。     

实践与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

人的实践活动与动物的活动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动物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二项结构”,人与对象的关系“三项结构”。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实践对象的观念化和观念的对象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间需要借助于实践工具 ,建立人所特有的第二信号系统以及通过语言符号来实现的     

汉字的形体演变与简化问题

汉字的产生为中华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今天仍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它的形体经历了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汉字“正体”与异体并存，繁简也在互相转化。从汉字的历史演变看，繁化总是少数的，总的发展趋势是简化，简化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由简入繁是不符合汉字发展的历史潮流的。     

《水浒传》的版本研究与田王二传的作者——与孟繁仁诸先生商榷

由施耐庵和罗贯中创作并最后定稿的《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明代万历初年开始出现的简本《水浒传》插增了田、王二传。田、王二传是否为罗贯中增补,这是重大问题。由高儒著录的署名“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的百回本《忠义水浒传》是今知明代最早的版本。根据考证,它应当就是施、罗创作定稿的原本。在明人有关史料中对施、罗原本或早期本从未有田、王二传内容的记述,《水浒传》书中的谒语、真言却反证了《水浒传》成书前的早期本和原本不曾有田、王二传部分。简本晚于繁本,系对繁本加以删削又插增田、王二传而成书。现存最早的简本“插增本”(残本)的刊行者就是插增田、王二传的始作俑者。罗贯中下距“插增本”成书二百年之久,田、王二传的增补与罗贯中无关。简本和“全传本”田、王二传中的许贯忠及有关描写,被作为提出“罗贯中虚像”说的依据,但此依据在籍贯、身世经历、地理名称等方面存在一系列问题,不能自圆其说。用仙道梦境描写印证“虚像”说的做法实不可取。     

论中西文学艺术中的善与恶

中西文学艺术中表现善与恶是截然不同的。中国文学、音乐、绘画艺术作为表现和强化“善”的手段 ,呈现出崇扬美德、表现和谐、追求圆满的特征。而西方文学、音乐、绘画艺术却表现了善恶冲突 ,甚至突出了“恶”来反映现实 ,揭示人性 ,从而表现出暴露阴暗、紧张冲突、综合繁纷的特征     

我国东西部大合作的新理念新举措

文章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大开发过程中东西合作的模式和对策。作者认为，东西合作可采取“工业因式”模式、宁夏华西村模式、“桥梁”模式、前店后厂模式、流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东西部在发展资源互补性同时，要推进水平型合作，加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合作。此外，应加强西部人才开发，生态治理，克服东西合作的制约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