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得时幸遇

苏轼一生尽管忧患连连,但就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来看,他实乃古往今来最得时幸遇的士人之一。自小不学“时文”的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当年,正赶上主考官欧阳修欲借这次考试改变五代以来浮靡雕琢的文风;苏轼的文章恰好符合欧阳修树立的新标准,便被录为第二。苏轼的仕途尽管受到过不少挫折,但那只是奸佞小人们的嫉恨作梗使然;他所遇到的四朝君主对他的忠心、才华则始终坚信不疑、赏识有加。就苏轼的个性来说,若生在别的朝代恐怕早已性命不保;但他却生在一个以“不杀大臣及言事官”为祖训的王朝里,使他不仅得以保全生命,而且充分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在苏轼的生前身后,他的文艺、学术、政事等才能均得到了古今中外人民的充分肯定与推崇。     

尊师重道 薪火相传——论苏轼与欧阳修的三代交谊

苏轼家族与欧阳修家族交往密切,苏轼终身对欧阳修充满敬意,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从公的角度说,欧阳修在为人、为文、为政方面为苏轼树立了标杆和楷模;从私的角度说,欧阳修对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欧阳修不遗余力提携人才和苏轼的知恩报恩,即使在今天也还具有现实意义。     

论苏轼对西昆体的接受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等人不同,他没有明确反对过西昆体,甚至推崇、欣赏昆体诗人杨亿、钱惟演等人。苏轼还善于融汇昆体之长,吸收昆体有益成分,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丽藻和典故两方面。语言风格方面,苏轼部分诗作呈现出清丽特色。这些无不是苏诗"阴效昆体"的体现。苏轼与西昆体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体现在他的"绚烂之极,乃造平淡"的美学命题,辩证地论述了"绚烂"和"平淡"的关系,可视为他对西昆体优秀成果创造性的接受和学习。     

论欧阳修的“圣贤情结”及其影响

在北宋以前,期许成为圣贤的人不在少数,但就整个社会而论,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的风气,以圣贤自居的做法也没有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但北宋的欧阳修扭转了这一局面,欧阳修具有浓重的"圣贤情结":第一,他热衷于对"圣贤"之道的体认和阐释;第二,他有着浓重的自觉比拟圣贤的文化心态;第三,尤其重要的是这种"圣贤情结"表现在他一生的实践中,他在"立德"、"立言"和"立功"等方面都堪称典范。欧阳修所具备的这种"圣贤情结"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它充分表明了宋初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的再次高扬;在欧阳修"圣贤情结"的影响下,众多知识分子坚定地认为成为"圣贤"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认定自己通过努力完全有成为"圣贤"的可能;另外,欧阳修散文简约明白风格的形成也与他有意识地追摹圣贤经典风格有相当大的关联,甚至影响到了宋代众多"拟圣派"作家的出现,这可以看作是欧阳修"圣贤情结"对其散文创作,乃至于宋代散文风貌的形成最直接的影响。     

苏轼七言古诗中的对仗艺术——兼论古体诗“律化”的问题

古体诗并不要求对仗,苏轼在杜甫的基础上使古体与律诗一样达到了艺术上的审美并重,用韵和句式都越来越接近律诗,这种创作态度与欧阳修趋向保守相比更为大胆。追溯对仗手法在七古中扮演的角色和地位,可以发现苏轼的七古在宋代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来自他对初唐以及杜诗的继承,尤其是面对可视为其座师的欧阳修继承李白诗风时,他能够开辟新路径,在宋人诗歌当以意为主的观念下发挥自身才华,形成了一种瑰伟绝特的"似律古体诗"。     

论曾巩散文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因

在散文史上,曾巩地位很高,名在唐宋八大家之列.历来论曾巩者,多将他与欧阳修并提,认为曾文与欧文"皆偏于柔之美".在谈到曾文艺术风格的成因时,也多将其归结为欧阳修对他的影响,甚至有"嫡嗣"之说.此说有值得研究的地方,本文拟提出几点看法,以就正于读者.一北宋不少人(包括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都说曾文有雄迈奔放的一面,王震即云:"其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

欧阳修古文理论中的“道”寇养厚欧阳修的古文理论，从总体上看，继承了韩愈的传统。他曾对苏轼说：“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苏轼《祭欧阳文忠公文》引）就是说，他的古文理论总是把“文”和“道”联系在一起的。《与张秀才第二书》中，欧阳修对自己古文理论中的“道”...     

试论苏轼绝句艺术风格

初唐绝句萌芽形成,中唐繁荣,晚唐至宋初基本定型,不同时期的绝句呈现不同的特色。苏轼是继宋代欧阳修、王安石后大量创作绝句的诗人。他的绝句在宋代自成一体,自具特色。苏轼创作的绝句数量众多且绝句艺术风格多样,表现手法多异,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现就苏轼绝句创作的艺术手法和特征进行探析。     

宋人"党"观念探析

尽管北宋党争频发,与其他朝代却有着诸多不同之处,这与宋人党观念的变化存在密切的联系。自王禹偁提出＂君子亦有党＂的观点,经欧阳修、苏轼等人的进一步阐释与发扬,逐渐成为宋代士大夫的共识。起初,这一说法的提出只是为消除君王心中对于君子结党的芥蒂,但后来却成为熙宁以后党争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难逃被历史否定的命运。     

苏轼与曾巩兄弟交往关系考述——立足于进士同年关系的考察

苏轼与曾巩、曾布兄弟同年考中进士,有同榜之谊,在日后的仕宦生涯中,尽管政治立场不尽相同,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关系。苏轼与曾巩在文学上相互推奖,号为文友,而他与"小人"曾布的交往则与北宋后期盛行的"君子"、"小人"不两立的政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反对变法的苏轼与变法派领袖曾布及中立的曾巩能够摆脱政治立场的羁绊相交成友,他们的同年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扬州之政:欧阳修的反思与坚持

经历了“庆历新政”失败和滁州之贬的人生低谷后,扬州之于欧阳修而言,是一个新的起点。他的心灵创伤已基本疗愈,朝廷对他重新予以重用,而扬州作为大都督府州,以及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发运使司所在地的东南重镇,带给他前所未有的施政历练。欧阳修的扬州之政,崇尚“镇静为本”,坚持以便民为务,“日询故老”,形成“惟宽与简”的施政风格。这些施政理念渊源于儒家思想与父亲遗训的影响,在以往的仕宦历程中有所实践和积累,并结合了“庆历新政”的反思,在知扬州时期臻于成熟。     

苏轼在杭期间与同年友人的交游活动

苏轼一生两度任官于杭州,在杭期间,喜好交游的他与两浙地区的同年士人多有交往。与同年的交往是苏轼交游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交往促进了他与同年之间的友情,是其在杭期间任职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他的仕宦生涯与文学创作都产生着一定的影响。     

“今天”“今日”类时间词语的方言地理分布与南北文化差异

汉语方言中表示“说话时的这一天”的时间词语可分为“今天”类、“今日”类两大类。“今天”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北方方言区,“今日”类时间词语分布在南方方言区,这两类时间词语的分布规律体现了南北文化差异。从“今日”“今天”类时间词语的分布来看,汉语方言第一层级的划分应首先作南北划分。     

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考论

苏轼一生南羁北宦、颠沛流离,其中南贬儋州乃宦迹的最后一站。他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离开惠州,同年七月二日到达儋州;元符三年（1100）六月上旬遇赦北归,建中靖国元年（1101）一月四日到达大庾岭,结束了岭南贬谪生活,回到内地。其间所经行的路线、交游的人物及创作的诗文,班班可考,无不彰显了诗人坎坷的心路历程与丰富的情感内涵。我们通过察考苏轼南贬儋州经行路线,兼及其交游人物与所作诗文,对深化晚年苏轼研究,探讨宋代交通与文学关系研究均不无禆益。     

潮汕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论

有关潮汕历史上唯一的文状元林大钦,历代学者多有论及其策论似苏轼,诗歌创作似陶渊明。文章就此两个问题,结合林大钦的仕途实际和人生追求等,比较论述其同异,借此对林大钦的仕途经历和心路历程、策论和诗歌成就作较深入的探讨。     

叶适文章风格论

叶适在思想上欲集诸儒之大成而与朱熹、陆九渊鼎立,在散文创作上他也充分发挥其会通精神,兼收并蓄,荟萃前代古文大家之长而成为南宋文章的集大成者。在文章思想上,叶适力图破除道德、功利与艺术的隔阂;在文章体裁上,他无所轩桎,众体兼擅;在文章风格上,他既发扬了苏轼的纵横奔逸之气,又不乏欧阳修的悠然宛转之风,同时还与苏文之空疏、欧文之冗弱保持一定的距离。他所具有的强烈的批评精神,使其文章“脱化町畦,独运杼轴”,形成了“自家物色”。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欧阳修对陶渊明的推崇及其政治意义

年轻的欧阳修被贬夷陵县令虽然不足两年,却成为其人生辉煌事业的节点和文学创作的丰收期：“庐陵事业起夷陵”。在其现存七百多首（篇）诗文作品中,直接记述夷陵和提及夷陵的诗文竞达百首（篇）。欧阳修描写夷陵的诗文不仅详尽地记录了北宋时期夷陵地区以农业为主、农商兼营的经济格局和风光绝美、林木丰茂的山川名胜,还真实地记述了夷陵人民自由奔放的天性和朴野的巴楚民风,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是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欧学研究和宜昌历史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