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的实证研究

由于信息通讯技术及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人类共存于一个高度媒介化的世界。高度的媒介化生活给人们带来了信息交流的便利,也使文化的全球传播、交流越来越紧密。本研究立足于大众传播理论和文化认同理论及现实情况,通过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方法,以在沪留学生为调查对象,考察留学生媒介使用与中国文化认同情况,并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在沪留学生媒介接触呈现出以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为主的显著特征; 2.针对中国文化内容,基于留学生意愿、信任选择的主要媒介是网络; 3.留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整体认同度高; 4.留学生的报刊使用频率与中国饮食、地理文化认同显著相关;社交媒介使用频率与中国汉字文化认同显著相关; 5.留学生报刊使用时长对文学认同具有正向预测力;电视媒介使用时长对饮食、汉字、思想文化认同具有负向预测力;网络、社会化媒体使用时长对中国文化认同不具有预测力。     

“传播”即“政治”——“政治传播”视角下的中国传播史研究框架

从政治传播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大众传播史的梳理和研究,认为"传播即政治"的命题在中国大众传播史的视阈下显著呈现。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生态始终融合在政治生态中,各个时期的政治结构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底层结构,其所呈现出来的各种现象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种反映。中国大众传播史在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诠释着"民主""专制""新知""启蒙""解放""革命"等政治核心话语。具体表现为大众传播媒介的诞生和演进是在"民主"和"专制"两种框架的碰撞下演绎叠进的;在社会制度交割的关键时期大众传播媒介总是扮演着"新知""启蒙"与"解放"的工具之角色;其在历史发展的多数时期作为"阶级斗争"工具而存在;目前正在经历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媒介革命"。     

影响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因素研究

已有研究发现工作家庭冲突会削弱人们的主观幸福感。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效应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能否保持稳定,还是会受文化因素的影响发生变化。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获得的问卷数据的分析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1.不同群体的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异,而社会经济地位是导致该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2.工作家庭冲突会对非农工作者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3.对传统"男主外女主内"性别分工观念的高度认可,能够缓和工作家庭冲突对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程度。因此,应有针对性地提升非农工作者的主观幸福感。     

非正规金融、社会资本与主观幸福感——基于CFPS数据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中介效应分析研究非正规金融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运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社会资本在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关系中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非正规借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其中消费、健康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而创业的途径没有发挥中介作用;非正规借出对主观幸福感也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收入的途径存在中介作用;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对非正规金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调节作用。通过采取措施强化以上影响机制的积极作用,削弱其消极作用,可以缓解非正规金融活动带来的主观幸福感损失。     

导游自我认知与主观幸福感研究——基于领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导游是"旅游业的灵魂",其幸福感知关乎导游队伍的稳定性、旅游服务的质量和旅游目的地形象。文章基于导游主观幸福感调控命题展开,引入"导游自我认知"和"领悟社会支持"内外部因素变量探讨主观幸福感的调控策略。实证环节通过路径分析及假设检验探析自我认知、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自我认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2)自我认知对领悟社会支持存在显著正向预测作用;(3)自我认知可以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也可以通过领悟社会支持的完全中介效应对主观幸福感产生间接影响。最终,据此提出导游岗前执业风险预判,构筑导游良性人际支持与和谐主客关系的建议。     

“和而不同”：初中生亲子关系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为探讨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差异及内在机制,本研究对武汉市472名初中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1）虽然初中生的母子亲密度显著高于父子亲密度,但是母子关系和父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均呈显著正相关;（2）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和心理韧性在亲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序列中介作用;虽然两者在母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其在父子关系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本研究一方面揭示了母子关系与父子关系对初中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有着类似的内在机制;另一方面,与父子关系相比,良好的母子关系能够更直接和更大程度地影响初中生的主观幸福感。     

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以N市为例

老年人以往常被视为信息化社会的边缘群体,但近年来接触和使用新媒体的老人越来越多,尤其是微信的广泛使用带动了老年网民的大幅增加。基于提升全面幸福感和老龄社会不断深化的双重背景,本研究对城市老年人微信使用与主观幸福感间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索。文章采用量化与质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16名在N市居住的老年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13位老人进行深度访谈。研究发现,在城市老年人的微信使用中,仅有一个维度即微信的信息联接功能和服务与其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r=0. 197**,p <0. 01),而娱乐消遣、自我呈现和生活服务等功能与其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性均不显著。回归性分析表明,影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为身体状况和家庭结构,微信使用对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仅有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与研究

随着心理学的不断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衡量人们生活质量及心理健康的一种重要综合性心理指标.本研究 以绍兴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EdDiener的生活满意度量表、Kanunann等人的情感量表对233名大学生进行测评,借以探讨绍兴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为高校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供依据.发现:(1)大学生的主观幸福感略高于中等水平,性别、家庭收入因素均会对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2)家庭收入、家庭背景和消费状况等因素对生活满意维度产生影响;(3)性别因素则对消极情绪维度产生明显影响.     

转型期“农转居”居民社会心理处境的实证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转居"居民感知当前中国不同社会领域社会变迁,其社会变迁感知、评价、主观支持资源、社会支持资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具有复杂关系,中国"农转居"居民的社会心理处境表现在农转居居民的年龄、教育程度、就业状态对主观幸福感、和社会支持的影响有显著差异;教育程度高中以下的无业新居民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显著低于其他新居民;社会变迁速度地感知和评价、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相关显著.对社会变迁的主观评价在社会变迁速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起到中介作用;社会支持通过主观支持这个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来影响主观幸福感.     

转型期媒体人职业存在感的建构策略与困境——基于2016年记者节媒体人言论表达的分析

传统大众传播渠道日渐衰落,媒体人的存在感遭受严重冲击。关注记者节媒体人的言论表达文本,对于了解他们的价值构建策略意义较大。媒体人一方面感知到价值"失序"对身份认同的冲击,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倡导"理想""信念"和"公正"3种理念,以"专业""理想"以及"神话"3种话语进行"区隔",以与普通民众相区别。然时易势迁,专业主义的"理想情怀"、文人论政的"文化基因"所成就的新闻理想虽能区隔,但被认同的空间愈益狭窄。在当前媒介市场完全竞争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的情形之下,验证并整合信息与观点是媒体人专业性的体现,也是其获得存在感的重要支点。     

国内外生活方式研究的新进展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也成为流行病学、社会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国内对生活方式的内涵、类型和结构还未有统一的认识,但普遍认为生活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结构复杂的概念,对其测量大多采用《生活方式量表》和《生活方式自评量表》。国外对生活方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特色人群的生活方式、肥胖与生活方式的关系、生活方式病的治疗和预防、生活质量等。国内主要关注学生体质及生活方式的影响、生活方式对成年人体质状况的影响、体育生活方式与体质和健康的影响、亚健康问题、健康生活方式与身心健康的关系等。但目前还存在着实证研究少、研究对象和工具局限、心理学视角研究较少等不足。应通过实证研究,深入探讨生活方式与体质或健康的关系、健全人格与健康生活方式的关系、生活方式与经济发展和健身条件的关系等。     

子代情感支持选择对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安徽省的问卷调查分析

根据2011年“安徽省老年妇女养老问题农村地区调查”数据,应用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村地区老年妇女在情感支持方面不同子代角色的选择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情感支持方面选择儿媳和女儿的农村老年妇女主观幸福感发生比较高,选择儿子和女婿的则对其主观幸福感有负面影响.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应付方式的关系研究——基于河南省许昌市的调研

随机选取190名许昌市城乡老人进行问卷调查、量表测量和随机访谈,结果显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当老年人遇到问题时采取的应付方式依次是解决问题、求助、合理化、退避、幻想和自责,且存在着性别差异;主观幸福感高的老年人多采用成熟型的应付方式,采用不成熟型应付方式的老年人幸福感则较低。     

从“谣盐风波”看社会谣言的生成机制

2011年3月一场"谣盐风波"席卷全国,日本核泄露引发的核辐射危机激发了人们自我保护的意识,在事实真相缺位、正规信息模糊和缺失的情况下,驱动了公众的好奇心理,诱发了"第三人效应",一场关于抢购食盐的社会谣言就此应运而生。媒体报道方面,出于行业竞争的需要,为了突出新闻的显著性,对谣言的热衷报道造成了二次传播,使谣言进入正规流通渠道,并借助媒体的优势加剧了谣言的传播。政府公信力下降、公民知情权弱化、信息通道的多样化则给社会谣言提供了可乘之机。首因效应、蝴蝶效应,以及群体极化等社会心理,使社会谣言迅速扩张,造成公众心理的恐慌和社会正常秩序的破坏。     

社会资本影响幸福感吗？——基于农村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随着和谐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农村居民的幸福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利用农村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居民幸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我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个体层面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组织信任都与幸福感正相关,关系和谐同样具有促进农民幸福的作用;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对农村居民主观福祉具有较强的外部性;社会关系网络主要对农村低收入群体幸福感有利。由此说明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幸福,并且对社会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作用更强,这对促进民生幸福和建设农村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启示。     

国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国民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

国外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研究.笔者通过对相关研究的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显著地强于发达国家样本的相关.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高收入样本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弱.样本受教育程度越高,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越低;受教育程度最低的样本,其经济状况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最强.主观幸福感与经济状况的构成以及样本的性别分布会影响二者之间的相关.为此,文章对研究结果进行了需要理论解释.     

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思路

新媒体以其独特的方式介入到社会各个领域,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新媒体为群众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但目前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众工作存在认识不到位、态度不主动、运用不得法的问题。为此,提出运用新媒体开展群众工作的对策：党政机关、职能部门及其领导干部要提高运用新媒体的技能,从而运用新媒体一方面教育和引导群众,一方面与群众沟通互动;同时,拓宽对党员干部监督管理的新媒体渠道。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实证分析

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调查数据,考察分析我国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探究其可能的影响因素。通过单因素分析和Logistic多元回归分析发现,79.1%的老年人认为自己大多数时候是＂幸福＂的,个体的经济状况、健康状况、婚姻家庭以及社会支持状况是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4个重要影响因素。     

另类身份的言说:探究“新张艺谋现象”——对张艺谋超越电影导演身份的视觉文化解读

文章旨在通过对张艺谋艺术创作的全新观察和独特阐释,在深刻揭示张艺谋确立电影大师地位的同时,探讨他如何超越电影导演身份,从而树立其作为世界独一无二的视觉艺术大师的“新张艺谋现象”.文章主要从三个维度对张艺谋“另类身份”进行“言说与解读”:一是张艺谋的影像身份:电影界内创造的辉煌；二是张艺谋超越影像的视觉艺术大师身份——“跨界”的勇气、追求与成就；三是张艺谋“跨界”创作中“相同”与“相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