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品式和西晋赋税的"品式章程"

"故事"流行于两汉,指"旧事"、"往事前例",据之以行"吏事",西晋被规范为"常事"的"品式章程",而收存它的档案亦称"故事",后又为一种史学体裁的名称。"品式"亦流行于两汉,许多制度都分品有式,品、式结合。"式",样也,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魏晋时"品式"更加盛行,"常事",即一般事务,都有"品式"和"章程",品式与章程往往结合一起。西晋时,赋税被视为"常事",有"品式章程",留下了"品式"制的一个最宝贵的实例。"式"(样),用作"比","依样定户等上下",是西晋"户调式"的主要功能。     

论"品式":西晋《户调式》、北魏《丘井式》、隋《输籍样(式)》

两汉的"式"制取"样"的意思,一种制度的标准模式,与"品"制结合,谓之"品式",构成"汉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品式"普遍化,一般事务均有"品式"的规定.<户调式>是西晋赋税"品式"中"样"方面的规定,用作划分户等时比照和折算的基样.北魏<丘井式>是户籍编造的样式.<输籍样>仿自<户调式>,也用来"定户上下".<通典>不懂"品式"制,把<户调式>中修饰"样"的形式方面的规定,即"占田"、"课田"从"式"中抽出,当作土地制度归入<田制>;把<丘井之式>中的"均田"幌子当真,视其为由国家分配土地的"均田制";把<输籍样>解释为"轻税"之法,目的在于挖"浮客".<通志>、<文献通考>继承了这些错误,并一直影响至今.     

再释西晋的“户调之式”

西晋“户调之式”出自西晋收载“常事品式章程”的档案《晋故事》，是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即标准品样。它包括了一个“标准户”（一夫一妻有四百亩，丁男作户主的户）和“半标准户”，以及“标准户”（“半标准户”）交纳的赋税“标准额”：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治交者未详查“户调式”的源出，未弄懂“式”的意思，误解了“户调之式”，特别是把其中“占田”、“深田”等作为“标准户”的假定条件的规定，一种品式的形式方面的规定，设为土地（赋税）制度了。     

户籍样、田令和“均田制”

北魏太和九年颁布的所谓"均田"令,是人口土地登记法。其后,修订成一种带有赋税品式色彩的户籍样式———"丘井之式"。北魏在以"六镇"为中心的西北边疆地区实行过垦田,颁布过垦田法,它也是这一地区"府户"的户籍样,后来增添进了"丘井之式"。北齐继承了户籍样制度,把北魏两种户籍样混合为一,并把规定当作土地登记和管理法归入《田令》。隋、唐沿袭北齐之制。治史者不了解源自"品式"的户籍样制度,不了解北魏有两种户籍样,把"均田"误解为均分土地,制造了"均田制"这一错误的概念。     

西晋《户调式》校补

《晋书.食货志》收载的西晋的《户调之式》,是西晋赋税这种“常事”的“品式章程”,应出自收录“常事品事章程”的档案——《晋故事》。但收载的文字有讹脱内容也不完整,故作校补。     

释“输籍定样”

由于不了解魏晋的“品式”制度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治史者难以解释隋代的“输籍定样” ,不知“输籍”为何物 ,更不懂“样”的意思。“输籍” ,“课输之籍” ,记载有编户课输数额的户籍 ,即“计帐户籍”。“输籍样”借鉴西晋的“户调式” ,包括“户样” (一夫一妻丁男作户主的户 )和“赋税额样” (租粟三石、绢二丈 )两项内容 ,用来划分户等。在划分户等时 ,“输籍样”是比照和折算的“基样”。     

从走马楼吴简看两汉与孙吴的"调"

两汉时期与财政经济政策有关的"调",主要有以下4种用法第一,表示调发、调度;第二,官府出钱采购所需物品,有时也称为"调";第三,作为赋税的泛称,"租调"、"赋调"频繁出现于史籍;第四,表示苛捐杂税.鉴于孙吴赋税的繁重程度及其对东汉赋税制度的保留,鉴于史书中并没有关于孙吴进行类似曹魏那样的赋税改革的明确记载,根据现有简牍资料可以认定,吴调也同样是汉调的延续,而与曹魏的户调不同.吴简中即使有按户或户品征收的调,也仍然属于苛捐杂税.     

以“尊卑”代“尊尊”——汉代儒学政制平议

先秦原始儒学本以礼学为核心,《春秋》为礼义之大宗。今文礼学"推士礼以致于天子",诸等级之间虽略有高低,却并不悬隔。古文礼学因此斥责今文礼学不知天子礼,由之将建构超绝性的天子之礼。因此,今古文礼学的差异,不在经书文本的今古文之异。古文礼学只是用古文礼经证明今文《仪礼》十七篇实为残本,但是,古文礼学的天子礼在古文礼经中也没有,而是出自《王史氏记》等传记文献中。传记文献的权威毕竟不够,于是,古文经学便以《春秋》为六经之首,居于礼上,发展出《春秋》稽合于律的学说,在《春秋》学内以《左传》压倒《公羊》《榖梁》,推崇《左传》深于君父之义,实则以秦制律令体系的"尊卑"取代了《春秋》的"尊尊"。刘歆晚年更进而提升《周官》一书的地位,以之为"周公致太平之迹",名之为《周礼》,开始了以周公取代孔子的经学重构。郑玄的经学体系就是这样一个以《周礼》为核心重构的体系,这一进程在西晋臻于极致。杜预注《左传》以《春秋》"五十凡"为周公所作,彻底以周公取代了孔子的经学至尊地位。西晋王朝以《周礼》体系撰制《晋律》,杜预为之作注,完成了礼律一体的王朝政教体系。     

对刘劭《爵制》的评议

三国曹魏学者刘劭所著《爵制》,是保存至今最早的研究军功爵制的论著。文中所提出的"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说和《商君书.境内篇》所说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的级别基本吻合。刘劭在《爵制》中还提出二十级军功爵制四大等级说,与《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所记军功爵制有四大等级基本一致。《爵制》对二十级军功爵各个爵名的解释,也优于东汉学者卫宏和唐代注释家颜师古。然而刘劭的《爵制》也有缺点,如把军功爵制与夏、周的旧爵制相附会,忽视了军功爵制与五等爵制的本质区别,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刘劭《爵制》的学本价值。     

论蔡邕叙"汉乐四品"之第四品应为相和清商乐

蔡邕《乐意》称"汉乐四品",而文中有"一曰"、"二曰"、"三曰",而无"四曰"。自《宋书.乐志》始,俱以"三曰黄门鼓吹"一段中的"其短箫铙歌,军乐也"为第四品。历代史志及论乐者皆承之。本文认为"短箫铙歌"属黄门鼓吹。"汉乐四品"中叙第四品的文字已经散佚。本文论证相和乐在汉代已成一部,汉代有专掌相和清商的俗乐机构,又据蔡氏佚文中提到"清商乐",并结合晋四部乐与汉四品乐次序一致并有清商乐这一旁证,认为蔡氏所叙汉乐四品的第四品即相和清商乐。     

论文化交流中的误读与创造

文化交流中常常存在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去解读另一种文化的误读现象,并构成文化交流的障碍。文化交往中实际还存在一种有意识的误读,而这种误读恰恰是新文化产生和创造的前提。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典型者如汉唐间佛教和明清时期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播。文化误读的现象不可消除,其影响也是得失兼备,因此要在平衡不同文化现象的关系的过程中,不断探索更有利于文化成长与文化交流的途径。     

论英汉翻译过程中产生误译的几种现象

翻译是跨文化、跨语际的信息传播和交际活动,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准确、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语言活动。把原语言的内容忠实地表达出来,减少在翻译过程中产生的误译,是每个翻译工作者应该努力的方向。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英汉翻译工作者,了解在英汉翻译过程中容易产生误译的四种现象,对减少在英汉翻译实践的误译会有较大的帮助。     

从成语的“误解误用”看汉语词汇的发展

时常见到对某些成语＂误解误用＂的批评,但＂误解误用＂的现象有增无减,个中缘由值得深思。通过分析可以发现,除少量确实属于误解误用外,绝大多数所谓＂误解误用＂的现象都可以作出合理解释：或者是成语原义使用范围的扩大、缩小和转移,这属于词义引申的范畴;或者是对成语原形的＂异解另构＂,这属于同形异构的范畴。无论是词义引申还是同形异构所产生的新词新义新用法,都符合词汇发展演变的正常规律,所以具有不可扼杀的生命力。之所以有人把它们看成＂误解误用＂,是因为把＂不符合原义原用法＂当成唯一判断标准,缺乏发展演变的眼光和理性分析的思维。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重构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观的教育和宣传方面，至今存在着许多重大的误区和缺陷，有必要根据时代的要求和学术的进展重新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     

文字释读规范与清水江文书整理

民间手写文书在用字上很不规范,常常书写俗字、通假字等.此类用字问题也是民间文书整理工作中的棘手问题.文章对《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中有关俗字的误释、漏释问题进行了辨析与补正,并强调指出对民间用字的释读要力求准确和规范,而对于像清水江文书这类弥足丰富而珍贵的民间文书尤应如此.     

英语谚语、习语研究中的误区

英语谚语和习语有共性，更有各自的个性。它们在形式、内容、特点等方面有不容混淆的差异，属于两个不同的语言范畴。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英语谚语和习语的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应该得到澄清和纠正。     

楚国铜器铭文札记七则

作为两周铜器铭文研究重要组成部分的楚国铜器铭文研究,已经历了北宋至清初乾嘉、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以来至今4个时期,其中涉及的7件铜器铭文的相关问题仍有深入探讨的余地:《楚屈叔沱屈□之孙戈》的器主以往认为是屈叔沱,实应是其子之器;《楚屈子赤目》中的赤目一人或认为是屈瑕,实应作子朱看待为宜;对王孙其人的诸多考证,目前还暂时难与文献记载中的某人对应,应阙疑为是;《秦王卑命钟》的时代、铭文释读,学术界众说纷纭,通过铭文释读顺序的调整,并与吴入郢、秦援助、楚复国等大事联系起来,应将其铸作时代定在吴入郢之后数年;《王命铜龙节》铭文器主身份不是封君一级贵族所有,持有者可能是统领为楚国服役的苦力的小吏;《之金》剑中的一地,或多认为在河南新蔡,然而根据该地不产铜这一事实,应认其可能是今安徽繁昌地;《之倌环》中的"倌"字,以往多作"家臣"解,实应是庶人在官者。     

和谐社会语境下的背弃与暗合：刑事和解的祛魅化论辩与制度型塑

刑事和解是西方社会情境下孕育出来的一种新的刑事法思潮，它对西方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基于对刑事和解制度与规范刑法学系列理论“表象背弃”的相关论说的否证，为几度蒙冤的刑事和解制度进行了辩护。从刑法的个人本位转向、被害人学及恢复性正义的理论支撑视域论证了刑事和解制度与中国“权威”规范刑事法理论存有内在理路的暗合，并从中国“和为贵”道德观念、公众的社会心理、经济绩效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等视角对该制度进行了理论纠偏与价值辩正，相应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背景下型塑了中国的刑事和解制度构架。     

《文心雕龙》集校、集注集释十则

自明清以还,关于《文心雕龙》的校注类著作极多,但所校所注犹有未尽确当者。《文心雕龙.原道》篇中,"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不当校为"为五行之秀气,实天地之心生";"惟人参之"的"参",当作"参入"解而不当作"参拟"解;"人文之元,肇自太极"的"太极",并非指的"生成天地之宇宙本体"而是指的《周易》、易象。《文心雕龙.练字》篇中,"鸿笔之徒"不当校为"鸣笔之徒";"暨乎后汉,小学转疏,复文隐训,臧否大半"指的是东汉时文字之学转向空疏,复杂的文字隐伏其义训,当时了解和不了解复杂文字的学者各各参半;"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引发众多歧解与原文的表达不够清楚、完备有一定关系。     

邓小平与新时期的思想解放

邓小平在新时期为促进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解放做出　历史贡献。新时期阻碍我们前进的思想障碍，主要是旧的习惯势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　理解和对社会主义正确原则的扭曲。而破除这些障碍的思想武器，主要是邓小平在思想解放　过程中提出和重申的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