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地拆迁冲突演化机理与治理机制的风险政治学考察

既有研究从“道德逻辑“和“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对“污名化”倾向严重的征地拆迁冲突生发演化规律的揭示有限,也无法给征地拆迁冲突治理实践以有效指导。如若转换视角,从“风险逻辑”的角度出发对征地拆迁展开考察,会发现征地拆迁中风险权势结构存在“势不可挡”、“势不两立”、“势均力敌”和“因势利导”四种结构类型,与此相对应,会出现“冲突息止”、“冲突生发”、“冲突激化”和“冲突化解”四种演化态势。基于此,冲突治理机制由“强势治理”向“协商治理”的转变,是有效遏制征地拆迁冲突的关键。这一治理过程的转变不仅意味着政府对征地拆迁中民众正常诉求的“有罪化”认定转向“非罪化”认定,也意味着征地拆迁冲突由“污名化”转向“美名化”。     

“乡政村治”、利益分配与村庄精英的行动逻辑——基于四川J县金村模型

村庄精英是乡村社会中公共利益分配的中间人和协调者。以四川J县5个村庄田野调查基础上的金村模型,考察村庄精英与"乡政村治"体制和利益分配的关系,分析精英的理性逻辑与行动策略。研究发现:"乡政村治"体制对精英行动具有规制作用,而精英对"乡政村治"有适应功能;利益分配对精英行动具有建构作用,而精英对利益分配有调控功能;以"公益""共益""私益"三维度划分体制精英的理性逻辑,可形成五种类型的行动策略组合。当前亟需从制度上明确招商性项目的激励机制,强化政策性福利分配的规制,落实村民议事和村务监督制度,完善基层党员培养和村干部选拔制度,防止乡村治理陷入"精英全面控制"或无人治理的困境。     

项目造“点”与村庄精英更替 ——以广西陈村为例

政府以“联系点”名义推动的项目制实践对基层治理结构产生了新的要求。旧精英及其所依赖的日常治理方式难以适应项目造点的治理需求,新精英凭借其掌握的经济资源和暴力资源充实了村庄治理的权力结构。在项目造点的治理逻辑之下,政府的介入和主导抑制了新旧精英更替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冲突,维持了精英更替的平稳,减少了权力结构的耗散。新旧精英的更替实际上通过“共谋”的方式表达,并促成了基层政府以项目为中心的治理目标的实现。由于精英更替的不可逆性和悬浮性,随着政府行为退出和利益输送中断,村庄日常治理可能面临去政治化的困境。     

试论我国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转换

中国传统社会的＂皇权止于县政＂为乡村治理留下了相当的＂自治＂空间,乡村精英人物顺势担负起了这一职责。随社会历史的发展变革,国家权力逐渐深入下沉到乡村社会基层,加强了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和资源获取,因循这一现实,乡村精英人物也不断受历史的裹挟发生演变分化。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一百多年来,乡村精英研究的范式经历了如下转换：从乡村精英地位和功能的研究到乡村精英角色的分类研究再到乡村精英的结构及其变迁趋势研究等逻辑嬗变过程。     

征地拆迁对农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在城郊农村阶层分化背景下,征地拆迁本质上是对土地增值收益在农村各阶层间的再分配过程,它涉及到阶层间的博弈关系,必然对农村各阶层的状况、阶层流动和阶层关系产生影响,重构农村阶层结构。征地拆迁对农村各阶层的影响因各阶层的权力、土地和社会关系差异而不同,在征地拆迁过程中有的阶层实现了向上流动,而有的阶层则在经济、声望和职业地位等方面都下降了。征地拆迁中的阶层博弈既促成了精英阶层内部的利益联盟,也产生或加剧了其他阶层与农村体制精英的对立关系,农村阶层关系愈发紧张。     

乡村精英参与与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研究

当下中国农村,农民的价值观念、行为逻辑已发生质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联结模式正在剧变。合作社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组织,从其发展的历史渊源,以及对乡村治理作用与影响的内生机理分析可见,一直都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在农民合作社治理法治化的道路上,乡村精英承担着治理主体的功能与作用,引导社员利益理性与经济需求,发挥民主协商功效和社会资本的张力,推动合作社治理法治化进程。但是,在"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合作社治理法律实践中出现了若干困境与问题,质的规定性发生漂移,结构与逻辑也随之变迁。完善合作社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促进企业家成长、优化外部制度环境、加强社员培训提高村民法治观念等具体策略将有助于合作社快速健康发展,并促进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淬硬H13钢在高速铣削时的刀具磨损性能实验研究

征地拆迁所涉利益巨大，农民从个体理性出发，想通过做钉子户获得更多利益。政府在征地拆迁中制造的政策性空间、寻租性空间以及操作性空间，为农民从想做“钉子户”到成为“钉子户”提供了可能。同时，政府为了更好完成拆迁的一些策略反而增加了拆迁户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从而进一步刺激了拆迁户争当钉子户的行为。农民的公平观更多是基于村庄横向比较的相对剥夺感，这对征地拆迁补偿政策的制定意义重大。重视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公平观，并由此制定拆迁补偿政策、从国家治理层面压缩钉子户产生的空间是治理农村征地拆迁钉子户的有效途径，这从国家反腐向基层深入后征地拆迁中钉子户得到了有效抑制的现实结果得到了验证。同时，村委是把“双刃剑”，需要谨慎把控村委在征地拆迁中的作用。     

信息化时代的村治精英更替:机制与后果

近十余年来,伴随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的推进及信息技术的现代化,村治精英群体发生了大规模的更替。村治精英更替主要有两种机制:一是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和普及;二是国家政权建设规范化的不断推进。政府在治理工作中主动采纳各种新型信息技术,并不断加强对乡村基层社会的渗透与控制。各种自上而下的业务工作需要现代型村治精英才能更好地对接。这倒逼传统型村治精英退出村治舞台,而掌握新型信息技术的现代型村治精英逐渐被吸纳进入村治舞台中。村治精英更替有利于提升村治精英的整体文化水平,促进基层治理的信息化、规范化。然而,村治精英更替同时带来了技术治理和行政控制的强化、治理成本增加以及乡村治理能力弱化等负面后果,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     

农村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博弈:空间、主体与策略———基于荆门市城郊农村的调查

通过阐述当前农村征地拆迁中利益博弈的空间、主体与策略,揭示征地拆迁的利益博弈实质和征地拆迁问题的根源,破解对征地拆迁的某些误解。研究发现,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和冲突来源于利益博弈空间与具体政策实施和操作过程,而非根本的征地拆迁制度及其补偿制度。减少和克服征地拆迁中的问题和冲突,应着眼于调整具体政策实施和限制利益博弈空间。     

资源形态、精英类型与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北大核心CSSCI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构建既要遵循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和规范要求,又要立足转型期农村基层治理的复杂现实,聚焦问题,提出契合当前农村基层治理实际的现代化方案。而资源以及基于资源的利益博弈,构成审视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的重要变量。基于此,在广泛田野调查基础上,以资源形态为切入点,分析不同资源形态下“富人”“狠人”“能人”和“老好人”等村治精英的治理逻辑。在理清不同村治精英主导下农村基层治理所涵盖的治理结构、治理规则和治理秩序等层面的基本表现基础上,分析各个层面与民主化、法治化和制度化等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之间的张力及其生成机制。最后,本文从农村基层治理各利益主体权利义务关系平衡、必要的农村治理空间和社区性规则培植以及村庄社会公共性构建等方面,提出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可行方案。     

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地确权引发的社会冲突与治理——以P镇涉农土地纠纷为例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城镇化发展迅速,传统农村受城镇化和社会其他多元化思潮的影响,农民的土地权益保障意识得到畸形发展,涉农土地纠纷事件愈演愈烈,成为农村基层治理的难题之一。本文基于P镇涉农土地纠纷现状的调查思考,分析其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给农村基层治理带来的问题,这种过渡型农村基层治理需要理清城镇化与土地确权的关系,将二者相互影响关系下所产生的社会冲突做一个系统、全面、深入的分析,在充分理解农村社会的基础上,充实农村基层治理的研究。     

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研究——基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视角

从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视角阐述了现行征地制度中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害,认为政府具有侵害农民土地权益的利益冲动,且我国农民缺乏维护自身利益的土地权力基础并受到"公私"理念的桎梏,而界定公共利益和征地补偿标准存在着现实难题,这些都是征地制度中农民土地权益屡遭侵害的原因。对此,提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权益,就必须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土地市场中引入价格机制;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补偿内容;建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形成有效约束机制,建立法治政府等。     

国民政府时期的征地补偿

土地征收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的产物,尤其是随着公共利益问题的日益突出而得以产生并逐步完善。土地征收制度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征收土地进行补偿。国民政府时期,征地补偿方式多样,既原则执行,又灵活变通,但土地补偿的标准悬殊,地价差别大,公信力不强,土地补偿费拒领现象也较为普遍。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混混与乡村治理的“内卷化”——评陈柏峰的《乡村江湖：两湖平原“混混”研究》

《乡村江湖》通过改革开放以来乡村混混的形成、发展及其演变过程的描述,揭示乡村混混对乡村社会性质的影响。在乡村社会治理模式、价值基础及地方规则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的混混借助国家转型和地方发展经济的机遇。渗透到基层治理中,并逐渐成为乡村社会的精英,开始与乡村治理组织形成利益同盟,分享国家自上而下的惠农政策资源和地方发展成果,导致国家资源输入未取得预期政治效果,相反却使得基层政府的权威不断降低,乡村治理出现内卷化困境。     

精英利益均衡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

以当代乡村精英研究中的体制内外精英的划分为视角,考察了陕西省W村草莓协会的成立过程与发展现状,认为在多数的中西部村庄中精英利益的均衡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保证,其发展困境也是由精英利益失衡造成的。并在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均衡精英利益、政府介入、提升农民合作意识、培养人才等政策建议。     

基层社会管理视角下的农村干群关系

在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干群关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村干群关系存在村民对村干部信任缺失、干群关系日趋紧张及村民政治参与渠道不畅等问题。村干部素质不高、舆论错位与司法保护缺失、农村治理模式落后等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应在加强村干部教育、改善村干部待遇、增加村干部自主决策权、完善司法保护以及践行精英治村等方面做出改进。     

关于完善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治理问题的思考

按照管理民主的要求,建立和完善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和必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这就要求必须因地制宜改革现有乡镇体制,完善基层政权对村管理模式,规范和完善村民自治制度,规范发展新型经济社会服务组织,以构建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     

村民自治的社会动力机制与自治单元——以湖北秭归双层村民自治为例

实践中,自治单元内的社会关联、利益相关与精英收益是村民自治的三重社会动力机制,决定着村民自治的效果。在湖北秭归的双层村民自治实践中,社会动力机制在行政村和村落两种自治单元内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村落较行政村更能保存社区记忆和建立现代社会关联;在公共品供给、土地产权和产业发展三个方面,行政村很难形成一致性利益,而村落内具有高度同质性利益;相较于村庄内的面子、权威等社会性收益,村干部更关注来自县乡的经济性收益,但村落的“两长八员”需要面子、声誉、权威等社会性收益以及低保等经济性收益。三重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力机制对村落村民自治的推动力更为充足,村民自治在村落自治单元可以更好地发挥基层民主的治理功能。因此,村民自治应与村庄社会基础相适应。     

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