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的功用来理解孔子的"思无邪"

"思无邪"一语出自<诗经·鲁颂>,孔子言以论<诗>三百,后世由此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但学者对其理解不同,众说纷纭,有十余家之多.正确理解"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时代背景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     

"思无邪"别解及孔子的论《诗》系统

<论语>中孔子讲"<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从汉代到现代,学术界对其中"思无邪"一语解释纷纭,因而也就妨碍了对孔子<诗>论的理解.正确理解<鲁颂·駉篇>"思无邪"的原意,结合孔子论述<诗经>的系统和春秋时期研究<诗经>的总体趋势,孔子说<诗经>"思无邪",是说<诗经>给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提供了广阔的应用手段,而这一点又进一步证明了孔子论<诗>系统的纲领是普及文化,运用<诗>提高"人"的精神.     

《诗》在先秦的文化功能与意义变迁

<诗经>是中华民族祖先探讨世界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最初结晶,是中民族最古老的生命之诗.<诗经>的编订成集不单纯是一种文学作品在民间流传与筛选的自然结果,促成<诗经>结集的"采风"与"献诗"属于政府行为,它是王朝天子了解臣意民风的重要途径.<诗>是周王朝礼乐教化的主要载体,担负着整合社会的价值导向的功能.<诗>在春秋时期被广泛应用并走向形式化,其原有意义诉求与礼乐教化功能日渐丧失.     

两汉时期《诗经》研究的奇葩--非经学思想在诗经研究中的萌芽

两汉时期,经学鼎盛,<诗>三百篇同样也被纳入经学的范畴,成为"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道德教化的载体和统治阶级"敷皇极以创业"的政治工具.但是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诗>三百篇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态势.随着时代的前进,文学主体意识的加强,在仍以"诗言志"为主旨的前提下,一部分学者文人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重新的诠释.尽管这些言论并不如经学影响之广泛,同时也缺乏一定的系统性,但却是后世<诗经>非经学研究的先声,为<诗经>学研究最终摆脱经学的束缚奠定了基础.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魏晋诗文的感时感物与<诗经>

魏晋之际社会普遍存在感时感物之时尚,士人们的创作也就出现了许多感时感物的作品.这除了社会政治、文学思潮的影响外,还与文化传统的继承有关.士人们借鉴<诗经>感时感物的创作方法,化用<诗经>的意境进行创作,反映出<诗经>作为文学"基因"之一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     

从《四库全书总目》看清初《诗经》研究之状况--兼谈《总目》治《诗》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的影响

<四库全书总目>每类皆为之序,每书皆学术的发展演变,其精神不可避免地对清代中后期的学术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考察其中的<诗>类部分,既能理清清初百余年<诗经>研究的发展脉络,又能捕捉到其<诗经>研究思想对清中后期<诗经>研究产生的影响.     

婚俗与伦理之错位——从“刺宣姜文姜淫乱”说起

在历代治诗、论诗者当中,有不少人对<君子偕老>、<鹑之奔奔>、<墙有茨>、<南山>、<敝笱>、<载驱>六诗的诗义执直接或间接刺宣姜或文姜"淫乱"之说.其实,宣姜、文姜的所谓"淫乱"是事出有因,如果我们从春秋齐国的特殊文化背景去考察,最后得知,宣姜、文姜的行为不属个人淫乱,而是一种大众化的社会行为.之所以<诗经>六诗的诗义探究者们冠以"宣姜文姜淫乱"的恶名,是历代治诗方法的错位和儒家伦理思想影响所致.     

《诗经》之"比、兴"与春秋"赋诗、引诗"关系考察

作为<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比、兴"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作诗方面的"比、兴",一是用诗方面的"比、兴".该文着重研究的是<诗经>用诗方面的"比、兴"与古代典籍中"赋诗"、"引诗"之间有何逻辑关系.古代的"赋诗"、"引诗",虽不少是断章取义,但其基本意思不能完全脱离<诗经>本义.这些"赋诗"、"引诗"的传统不但可以证实当时人们多么重视<诗经>,而且从联想、想象的立场来看,"赋诗"、"引诗"本身就反映了"比、兴"之特性.由此而论,"赋诗"、"引诗"可以说是先秦对<诗经>之"比、兴"研究的一种引申和发展.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就可以理解春秋时代的人们早已借以"赋诗、引诗"的形式广泛地运用了<诗经>.     

《诗经》"而"字研究

"而"在<诗经>中共出现57处,有代词、动词、语助词、连词、词尾等多种用法,详细分析"而"在<诗经>中的具体用法,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诗经>以及先秦的文献典籍.     

"驺虞"考辨

<诗经·召南·驺虞>篇的"驺虞",历来争讼不一.通过对<诗经>研究的历史考察,参证文献资料,并对<山海经>的资料加以辨析,认为"驺虞"是兽名,后世视其神异,解作西方之神兽"白虎",对其崇拜,同时赋予了神话传说的内容,具有原始的文化意义.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慎与《诗经》考据学

在《诗经》学史上,清人之考据成就最为世所注目。而清人之考据,实由明之杨慎启其端。杨慎于明中叶,以其博学宏才,一改宋元儒者空谈义理之风,旁征博引,将《诗经》研究推上了考据的轨道。不仅影响了明后期的《诗经》经学研究,而且也为清代《诗经》考据学的兴盛,开启了先河。     

论戴震的诗经学

戴震治诗时遵循“思无邪”宗旨,采取知人论世与以意逆志等方法,其说诗观点与《孔子诗论》相侔之处较多。戴震诗经学瑕瑜互见,客观性考证使其治诗态度较为公允,囿于传统使其治诗思想呈现出历史的局限性。     

《诗经·鄘风·墙有茨》“中冓”正诂

《诗经·鄘风·墙有茨》有“中冓”一语，历代学者的解释众说纷纭。按照《诗经》用语习惯，“中X”结构共50例，可解作“X中”结构的有46例，准此，出现3次的“中冓”一语也当解作“冓中”，即“媾中”，意为“媾合之中”。     

孔子“兴”式教育法与《诗》《易》的义理化

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诗经》和《周易》是他教授弟子们的重要内容，但他并不是仅仅要求弟子们记住《诗》《易》的辞句，而是要他们从中体会出“忠恕”之道来。孔子所使用的方法就是当时十分盛行的“兴”式方法，即仅据《诗》《易》中的某一辞句断章取义地引申发挥。孔子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弟子们要紧紧围绕着“忠恕”之道去“兴”。孔子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诗》《易》改造成儒家经典的。孟子、荀子以及西汉中期以前的儒生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这一方法。     

荀子诗学述论

荀子系统总结了先秦儒家各个学派的成就,构建了自己一套完整的诗学理论。荀子规范了＂诗言志＂的概念内涵,剔除了其中的情感因素,将儒家对理想人格的追求纳入这一理论中,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说发展到汉代儒家诗教理论的中间环节。他不仅提高了《诗经》的地位,而且将礼贯穿其中,认为学习《诗经》是为了认识并实践礼。荀子引《诗》主要是为其礼义学说服务,是先秦儒家将《诗经》政治化的典型代表。     

古史辨视野下的《诗经》阐释

以阐释学为视角进行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对《诗经》确实作出了新解释。他们颠覆"成见"丛生的传统释诗系统,融合边缘而且异端的释诗思想,用文学阐释逆转经学阐释,以去经典化反拨经典化。此举对《诗经》学作了深度刷新,成为现代《诗经》研究的经典案例。     

朱熹对《诗经》文学性的深刻体认

朱熹对《诗经》的文学性有深刻的体认,体现在:1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抒情主体有明确确认;2 "《国风》里巷歌谣说"的立足点是对以个人情感为核心的抒情精神的深刻体认;3 朱熹对《诗经》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有清醒的认识;4 《诗集传》以"赋"、"比"、"兴"分配《诗三百》每篇各章,完全是从文学修辞学的角度出发。     

“统物通变:”陆贾《新语》的《诗》学观

陆贾《新语》中多处叙《诗》史、言《诗》事、论《诗》说、引《诗》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陆贾的《诗》学观。他以"统物通变"为探讨汉初《诗》学的主要方法,提出了"原情立本"、"以匡衰乱"、"尽情为器"的《诗》史观;提出了"《诗》以仁义存亡"的《诗》学思想总纲以及"调心在己"的学《诗》观;并提出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的用《诗》观。陆贾这种"统物通变"的《诗》学阐释是汉初儒者对《诗》学思想的一次创新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汉代后学对《诗》的理解与建构。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