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以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本文通过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理论和实践的演变的简略考察，指出独立于和外在于国家的所谓“市民社会”只是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发时期的一种短暂的历史现象，是自由主义思想中理论上的抽象。现代国家发展的历程也就是它不断地扩大自身的职能范围，向“市民社会”渗透的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特点要求人们探索一种能够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社会的活力与主动精神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模式。本文论证了这一模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可能性，并且得出结论；这方面探索的成功将为人类的共同生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     

面向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社会组织发展

近十几年,我国社会组织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在国家治理中起到了提高公共政策质量、提升社会协同水平、创新精准扶贫方式、提供专业社会服务和发展慈善事业的作用。然而,目前我国社会组织的总量、能力和行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尚存差距。要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必须明确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相匹配的量大、质优、功能强的社会组织发展任务,采取有利于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科学举措,不断推进社会组织健康、稳步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PPP模式的定位重塑与可持续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九届四中全会全面部署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其实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创新。PPP模式作为一种协调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有效机制,蕴含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诸多要素。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过度关注PPP模式的融资功能,导致其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了路径偏离。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应该重新定位PPP模式的本质属性,正本清源。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的PPP3.0模式是未来PPP模式发展的理想状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供给创新,其在多方面回应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1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概念的演变--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中心

纵观中国近现代史,“革命”概念总是一个萦绕不去的话题。在近代以来中央政权更迭的时空背景下,梳理“革命”概念的演进,沿着“革命”到底指涉什么、怎样认识曾经的“革命”、今后又如何看待“革命”这一逻辑理路展开分析。据此说明“革命”概念的“波动”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精英在设法寻求理想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的映射。     

社会资本建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20世纪80年代末,为了回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来临而引发的公共管理危机,治理理念及其衍生出来的应对方案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传播和接受。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各种矛盾与风险,只有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立起国家与社会对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才能应对挑战。社会资本作为一种有效的社会合作机制由此进入了国家治理的研究视域。在我国,建设社会资本,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从两个维度同时进行:制度建设与公共精神培育,二者相互作用,有助于在全社会产生自愿合作的稳定均衡。     

善治视阈下中国现代化的国家治理研究

追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必然选择。在善治视阈下,要深刻理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探寻影响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因素,找准改革的着力点,加强顶层设计,建设公民社会和法治社会,以此来构建民主法治、公正廉洁的国家治理体系。     

语文现代化的国家语言治理视角

语文现代化作为人类实践的组成部分,具有社会性、历史性、时代性和连续性。语文现代化与国家语言治理密切相关,既是国家语言治理的一部分,又是国家语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还是国家语言治理的目标。130年语文现代化成败并存,这为新时代的国家语言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我国的国家语言治理要注重治理主体的科学构成与良性互动,要坚持国家在场观,要秉承国家语言治理的基础观、全球观和大服务观。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与路径选择

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的国家治理主线,其以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主要表现形式,是政治权威与国家治理有机结合的时代产物,是实现善治的根本保障。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观、权威观与民主观为理论指导,具有深刻的理论逻辑;以继承发展中国传统价值理念、审视西方国家治理得失与总结新中国成立后各治理阶段经验为历史借鉴,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以证成“政党中心主义”模式与化解“治理失灵”风险为现实之需,具有强烈的现实逻辑。展望未来,在以政治权威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塑造新型民主观,推进法治化建设与构建协同共治格局,最终达成善治的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思考

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竞合格局中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失衡问题.文章通过分析“一带一路”战略,梳理出“一带一路”治理的内在逻辑,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治理模式——蓝海全球化与陆路全球化.“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能输出的平台,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可以进行产业对接和生产要素资源整合.从目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来看,TPP和TTIP导致中国依托海路的“资源—加工—消费”模式的蓝海全球化受阻,而陆路全球化经过中亚和中东欧,直通欧洲,北接俄罗斯,南下海湾地区,将会形成新的全球治理格局.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策略层面,文章提出了构建大区域竞合格局、分层次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经济转型中需要重视的几个问题:重视并应对经济周期,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建立产融互动布局下的微观经济发展模式,搭建智库平台与政府间的高效沟通机制,以及在政策层面推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产业布局等.     

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网络社会治理

现实社会中国家与社会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映射到网络社会。当前网络社会中“社会”的力量逐步强大,与此同时,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与“社会”相比,“国家”处于弱势地位。产生这种失衡主要是由于现实社会中社会矛盾集聚,社会信任降低,政府缺乏网络执政力所导致的,因而网络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均衡治理既要改善现实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应实现从网络管制到网络治理的转变。     

制度型开放: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路径

制度型开放是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及其改革的制度路径。制度型开放是不断深化和升级的过程,在早期制度型开放过程中,我国通过制度学习,主动与国际通行规则对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上升,我国在具体领域供给一定的国际制度,促进我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我国国际制度供给与原有制度形成国际制度竞争的局面,引发霸权国的制度挤压;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我国通过提高制度型开放水平,利用国内市场资源优势,深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由此可见,在未来中美长期制度竞争过程中,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将呈现复杂化趋势,我国需要实行高水平制度型开放,在强调制度改革和兼容性的同时,在各项具体制度和机制中进行广泛竞争与合作;同时,在构成性原则层面坚持底线,并保持制度互鉴的开放性,提供更加包容普惠、有效治理、公平正义的制度,做好区域制度的持续性供给,提升我国的制度性话语权。     

构建“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实意蕴及优化路径

“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更为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方法论导向。“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建设却面临自治功能遭到削弱、乡村原有传统价值体系明显衰落、法治乡村建设陷入情法两难困境等多重现实挑战。应通过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对“三治合一”的引领能力、健全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和监督制度、建立健全德治教育制度以及法治保障制度等一系列措施，推动实现党建引领下的自治、法治、德治三者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制度供给激活乡村社会的内生秩序，提升乡村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和社会化水平，以达到强化制度供给的目的，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     

论“利益相关者”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套治理公司交易关系的制度安排.传统的"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开始受到人们的诘责,"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越来越为人们所青睐.本文讨论了实行"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的必要性以及在企业中如何建立和发展这一模式,并对其进行了评价.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在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的形势下,社会组织已成为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力量,但在现实治理实践中,其功能发挥却面临诸多障碍。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道的实地调查,从社会组织参与机制、参与结构、参与方式、参与领域、参与群体等方面,探究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在政府层面、居民层面、自身层面遭遇的现实困境。提出社会组织需要通过政府、社区、居民转变理念,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参与机制,健全监督机制等一系列具体路径来实现有效参与基层社会治理。     

中国“渐进改革”路径选择评价

30年来中国"渐进改革"路径选择具有客观必然性。"渐进改革"路径下,权力主导下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蕴涵着较大的问题和矛盾:"渐进改革"具有不彻底性;"渐进改革"缺乏可持续性;"渐进改革"导致利益分配不公;"渐进改革"缺乏动力机制;"渐进改革"在利益调整上存在内在冲突性。在评价渐进改革路径选择时,需要从多方面进行重新审视,需要从更长远、更深层次去评价中国改革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为了解决当前中国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必须深化制度变革,必须对渐进改革路径进行必要修正,"整体推进,重点突破"是当前以及今后一段时间转轨时期中国可供选择的理性路径。     

和谐乡村:现实挑战和模式创新——治理理论视角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

从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在深入剖析中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基础上,提出了构建"和谐乡村"的治理目标,根据"以人为本"的治理理念,全面阐述了"多元自主、合作共赢"的和谐型乡村治理模式,并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     

电子政务下我国公共危机治理系统探究

电子政务和公共危机治理是现代社会新形势下的新产物,电子政务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构建有着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对电子政务危机治理系统的探究,确立了构建电子政务公共危机治理系统的基本模型,并结合实际分析了我国建立该系统应当具备的条件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有为政府与活力社会:数字社会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两大治理目标之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对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基于“秩序-活力”的分析框架,对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行类型学划分,提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遵循“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推动形成国家高秩序和社会高活力的治理新格局。研究认为:国家有秩序意味着保持社会稳定、法治环境良好、公民权利得到保障,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借助数字技术打造信息共享秩序、构建跨域合作秩序、形成协作共治秩序来赋予国家治理新秩序,从而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奠定坚实基础;社会有活力则表现为社会创新能力、公民参与度和社会凝聚力的增强,数字时代的社会治理应通过数字赋能促进不在场行动的再嵌入、高流动社会的再整合和多治理主体间的再连结来激发社会治理新活力,从而确保社会整体更具活力和韧性。实现国家有秩序和社会有活力是衡量治理有效的两个关键维度,在“有为政府-活力社会”的基本框架下,构建数字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关键是通过数字赋能促进秩序与活力相融,在顶层设计层面创新数字治理体制,在中层应用层面构建多元化数字场景,在底层框架层面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