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土话"研究概述

"湘南土话"的研究正为汉语方言学界所关注,其神秘面纱正在研究中被逐渐地揭开.回顾人们对"湘南土话"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旧籍上的零星记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二、现代调查方法的单点调查记录时期(1935-2000年)这一时期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开始标志.三、综合性的深入探讨时期(2000年开始迄今),这一时期以"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开始标志.     

湖南东安石期土话的音韵特点

石期土话是湘南土话群中的一个地点方言。石期土话的声母（含零声母）28个,韵母31个,声调5个,因处于双方言区,语音系统较为复杂,但仍可分析出其所具有的湘语特征。     

从语音看东北官话与周边冀鲁、胶辽官话之关系

语言接触包涵方言接触.现代东北官话中有几类特殊的语音特征与冀鲁、胶辽官话一致而与普通话有别.同时,现代东北官话有部分异读字音,也存在于冀鲁、胶辽官话方言中.这不是偶然的一致:一方面是近代语言发展史上方言接触的结果;另一方面应属于历史源流链条上言语底层之表象.透过这些现象,我们或可以管窥东北官话同冀鲁官话、胶辽官话关系之一斑,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二者对东北官话历史的影响,其直接表象当为人们熟知的近代“闯关东”,但又不尽然.     

城乡中小学生语言生活差异调查研究--以湖南永州为例

永州地处湘南,经济不发达,外来人口不多,居民普通话水平普遍不高。当地城乡中小学生的语码选择和语言态度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城市学生日常语码选择以普通话为主,农村学生则以方言为主;虽然城乡学生在不同的场合中语码选择变化趋势类似,但农村学生选择普通话交际的比例明显低于城市学生;农村学生的普通话水平不高,但他们对普通话的各方面评价都高于方言。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由于城乡学生的家庭语言环境、学校语言环境以及平时的生活环境不同。     

“湘南土话”研究概述

“湘南土话”的研究正为汉语方言学界所关注，其神秘面纱正在研究中被逐渐地揭开。回顾人们对“湘南土话”的关注和研究的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日籍上的零星记载时期（20世纪30年代前）。二、现代调查方法的单点调查记录时期（1935—2000年）这一时期以《湖南方言调查报告》为开始标志。三、综合性的深入探讨时期（2000年开始迄今），这一时期以“粤北土话及周边方言国际研讨会”的召开为开始标志。     

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与语言适应

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总伴随着语言适应而发生.以成都、重庆两地跨语言区随迁子女的语言调查数据为基础,对西南地区跨区随迁子女的语言使用与适应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该地区跨区随迁子女在语言能力上虽然单语或单言仍占主导,但是双语或多语交叉混用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语言使用上无论场合正式与否,普通话都已成为主流语言,家乡方言受交流对象的限制一般用于家庭及与同乡同学的交流之中,西南官话也逐渐在日常交流中使用;在语言适应期上普通话明显优于西南官话.性别、迁移时间等则是影响跨区随迁子女语言使用与适应的重要因素,并在统计学上呈现显著性.     

金相玉质,汉语方言词汇研究的新成果——读罗昕如《湘南土话词汇研究》

汉语研究进入21世纪的走向正如人们所预料,向着深、广、精方向发展.汉民族共同语的研究如此,汉语方言的研究也是这样.近年来关于湘南土话的研究成为方言研究的热点就是汉语方言研究这种走向的体现.     

新世纪十年湖南汉语方言研究新动向

与上个世纪相比,新世纪十年湖南汉语方言研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形成了语音、词汇和语法全方位的研究体系;形成了湘南土话和湘西乡话的研究热点;开始注重与周边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的比较研究;开始将方言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开始了汉语方言地理学的研究;开始了实验语音学、计算机语言学的相关研究.     

“濒危土话”与“抢救性研究”

从＂湘南土话＂的现状出发,我们发现：＂濒危土话＂既有作为＂濒危方言＂的共性,也有其自身的种类多、混合程度大、方言属性未定、方言演变现象丰富、消亡时间相对快等一些特殊性。对＂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在＂濒危方言＂的研究中还存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队伍有待加强、研究手段和方法有待出新等问题。我们有必要重视并加以落实＂濒危土话＂的＂抢救性＂研究。     

“永州土话”中的别义异读

别义异读是以"别义"为目的,"异读"为手段的语音、词汇现象。永州土话中别义异读的分布的不平衡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土话内部的亲疏关系;永州土话中别义异读与中古音、普通话比较,总量偏少,音义结合有许多不一致之处,说明在不同的方言中别义异读会有不同的表现。     

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方式及相关问题--以当代江西作家作品为考察对象

方言成分在文学作品中的出现方式表现为如下不同层次直接选用方言词语和语法格式,这是多数情况;方言成分与相应的共同语成分在语篇中前后出现,形成语义复现;方言成分"升格"为作品的描写或议论对象.上述方式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对方言的敏感和判断力、语言规范化意识等相关;泛地域的方言成分,不利于作品语言风格的统一和地方特征的突出;方言成分的有效运用,可补充共同语的表现力,可提升方言的美誉度和知名度.     

重庆江津方言音系研究

江津方言属于西南官话方言的一种 ,其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与北方官话大同小异 ,但其语音、一般词汇与普通话相差较大 ,与重庆市其他县区相比 ,独具特点。尤其是保持了入声 ,在重庆较为少见 ,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歙县许村方言异读及音变现象研究

方言存在异读是一种普遍现象,从歙县许村方言[1]的实际情况看,其异读情况主要有四种表现形式:一是文白异读,二是元音内部屈折变化,三是变调,四是在语音发展中产生的合音现象.而音变则是在语流中由于音节的相互影响而产生的语音变化,从许村方言看,主要是清入与平、上、去三声结合而产生的变化.严格意义上说,它不属于异读,是与异读有本质区别的语音变化形式.对于这两种现象的研究,对于揭示方言语音与中古音韵的联系具有一定的意义.尤其是方言语音内部元音的屈折变化的研究,对于中古汉语是否存在形态变化更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西宁方言与普通话“儿”尾的对比研究

"儿"字在普通话中发音时有卷舌动作,在西宁方言中则没有,因而在作为词语后缀时与普通话相比,有分读与合读的区别,对前一音节韵母、声调的影响上有着不同的规律.同时由于具体语境、方言习惯的关系,表达功能上也有着与普通话不同的特点.文章通过上述各方面的比较,探讨了西宁方言"儿"尾的语音及表达特点.     

古入声字在河南话与普通话中的调类分派比较研究

河南话较之普通话字的调类存在不同 ,主要就是古入声字在二者中的调类分派不同。根据有关资料和语音实际统计 ,全部常用 80 0来个古入声字 ,分派不同的约占 50 .2 %。这主要是前者阴平居多 ,约占总数的 56.2 % ,而去声仅占 13 .0 % ;后者去声居多 ,约占总数的 4 3 .6% ,而阴平仅占 19.4 % ;当然二者其它各个调类所含古入声字也均有不同。从多种角度进行的比较研究 ,可以给人较为准确和清晰的认识。据此掌握住每一个古入声字的普通话声调 ,对河南人学好普通话至关重要     

土家语词汇的方言差异及其理据探析

土家语有南北方言之分,二者的近义词汇在语音、构词及语义上都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本文在比较南北方言词汇差异的同时,进一步对其内在理据进行分析,发现各异的语言环境以及所受汉语不同程度的影响是导致南北方言词汇形成差异的重要原因。     

宁武方言三区话的“给”

山西宁武方言属于晋语五台片,县内三区话中＂给＂的读音与词性有很强的对应关系。主要介绍了不同词性、不同读音的＂给＂在三区方言中的使用情况,推测了三区方言＂给＂的虚化过程。     

河南罗山方言的韵母系统及其中古音探源

罗山方言是中原官话的一个分支,也是北方方言的一个次方言。无论是声、韵、调,它都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有很多不同之处。就韵而言,罗山方言共有17个韵部和38个韵母。普通话里的"东"韵在罗山方言里已合到"庚"韵去了,各个韵部主元音的实际音值与普通话也有不小差别。其韵母系统与中古206韵之间有着极为复杂的承传关系,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既有共同之处,又有很多不同。     

吉林方言词汇的调查与研究

吉林方言属于东北方言范畴。吉林方言的语音已形成系统,在此基础上进行吉林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通过吉林方言词汇的调查与研究,可进行吉林方言与普通话在词汇方面的比较,并采取相应的纠正方法,从而推动吉林人推广普及普通话的进程;同时也探究吉林方言与地方文化等方面的关系,进而对吉林的地方历史和地方文化等方面进行探讨和研究。     

十世纪以前的楚辞传播

战国中后期,秦楚尖锐对立,楚怀王成了被欺诈、被侮辱的悲剧形象,楚人蒙羞,啣恨百年,不忘报仇雪耻。此乃《招魂》、《大招》和以“存君兴国”为主旋律的屈原作品得以传播的社会基础。 '楚人高其行义,玮其文采,世相教传 ',汉代人的记叙必有事实依托,但具体细节莫可踪迹。在楚辞文本传承、解说衍生、诵读不辍诸方面,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郭璞、刘杳、刘勰、萧统、智(道)、公孙罗、李善、五臣、王勉、大江匡衡(日本)诸先贤在楚辞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