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论梁启超政治功能小说观

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将小说直接承载政治使命,并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口号,客观上消融了一直以来存在于人们脑海的“小说为小道”的观念痼疾。小说也因此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学样式。“小说界革命”对小说地位的提升与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及梁启超本人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     

梁启超的小说创作及影响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的无人可及的地位。他在文学上的成就离不开近代这一大的时代和政治、文化、文学背景,而其出现则使近代的文化和文学尤其是近代小说更有声色和内涵。本文拟以近代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在近代小说的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即他在发现了小说的同时又丢弃了小说)及对近代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亨利·詹姆斯小说理论体系初探

本论文主要研究詹姆斯的小说理论专题论文和“纽约版小说序言”。专题论文《小说的艺术》是关于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宣言。另外几篇专题论文知名度不太高,却作出了相当明确的理论表达。“纽约版小说序言”联系詹姆斯本人的小说来谈创作,可信度很高,堪称宝贵的理论资源。论文也指出,作为经典小说理论的代表,詹姆斯的理论也还显得不完善。他的许多见解,还包含在若干序言、散文里。     

梁启超与中国小说的近代化--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的角色考辨

梁启超在“小说界革命”中担当了主导角色,为中国小说近代化历程做了三项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一是创办《新小说》为小说革新开辟阵地;二是努力开创小说理论研究的新领域,新模式;三是在小说创作实践中开辟现实主义新蹊径。梁启超的小说理论,小说创作,以及他对革新小说所作的努力,使中国小说开始了近代化的历程。     

从《新小说》创刊号延期管窥"小说界革命"的预前准备

梁启超从邂逅《佳人奇遇》开始,就发现政治小说可以进一步推动改良运动的发展。于是逐步进行“小说界革命”的预前酝酿。而《新小说》杂志无疑是其践行“小说界革命”的主要阵地。但《新小说》创刊号的发行,就经历了颇多波折,由此也可管窥到“小说界革命”发起绝非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和偶然。     

梁启超小说理论批评的现代性阐释

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念，作为现代中国小说理论批评“逻辑起点”的重要构成内容，鲜明地体现着偏重小说社会功利性的现代理论诉求。其以“小说界革命”、“小说为国民之魂”、“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等为鲜明思想标志的“新小说”理论批评，使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的价值观念、本体观念、类型观念、叙事观念乃至小说文论话语方式等方面发生从古典向现代的急遽转换，呈现出勿庸置疑的现代性特征。     

小说与世界——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是一位知性很强的小说家,他认为小说存在的唯一理由是有新的发现,并从这一观点出发对欧洲小说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他特别推重卡夫卡,认为他的小说已经被接受为社会和政治的预言。笔者认为米兰.昆德拉是一位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并对他的小说理论进行了评述。     

鸳鸯蝴蝶派与近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小说观念在清末民初经历了巨大变动 ,从“小说界革命”到鸳鸯蝴蝶派 ,小说观念由新民救国回到游戏消遣 ,这既有政治、文化等外部因素的作用 ,也缘于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鸳蝴派小说观念在当时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