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执分离问题初探——规范分析与实证建构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此次的"审执分离"应当是将执行实施权及其行使部门从法院系统分离出去,定位在于破解执行难、促进执行权科学合理配置以及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司法权,但却面临着与执行工作理论与实践相矛盾、改革成本巨大等难题。在具体制度构建过程中,应将审执分离置于司法改革的背景之下,与法官员额制、跨行政区划和巡回法庭的建立以及司法机关人财物改革相协调配合;应强调分段管理与垂直管理的结合,并充分考虑现有执行指挥中心的作用。     

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研究

当今世界主要国家的行政强制执行权皆由行政机关和法院所共享，但侧重点却不尽相同。英美国家多由法院掌握行政行为的执行权，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大多由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但自二战以来，两大法系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认识却是一致的，即行政执行权与行政命令权各自独立，这是现代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的理论基础。两大法系作法的不同本质上源于对效率与公正的不同取向。     

论法治视野下行政权运行机制的完善

在行政管理领域,权力过度集中与过于分散都会引发出许多弊端,需要完善行政权力的结构模式与运行机制,在行政系统内部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作适度分离,以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运转协调、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保证行政权力沿着法治化的轨道规范、科学、公正、廉洁、高效地运行。     

质疑辩护律师的独立上诉权——与相关观点商榷

对于辩护律师是否有独立的上诉权,学界有不少赞同的观点,这些观点从"控、辩双方的人员组成","容易耽误了上诉期间,使上诉落空","会使一审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尽量避免错案,认真履行审判职能","辩护律师的主体地位"和"国内外立法及结合我国实践"等多方面论证了辩护律师具有独立的上诉权.本文针对这些观点加以质疑和剖析,得出的结论却是相反的.赋予辩护律师以独立的上诉权还不可避免的带来诸多弊端.     

论"外国法不能查明"的认定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外国法不能查明"的现象频繁出现,其根源是中国法院在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问题上缺乏具体的标准。基于对75件涉外案件判决理由的探究,剖析了中国法院不当适用"外国法不能查明"的原因。目前学界对外国法性质的认识仍处于混乱的状态,法院应当从实用主义出发,将重心放在诉讼成本、查明效率、实践需求上,理性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并且应采用相对平衡的证明标准。根据当事人和法院两种查明模式,分别探究法院认定"外国法不能查明"所要考量的各项因素。当事人负责查明时,法院应考量"外国法内容""查明途径""合理期限";法院负责查明时,法院应考量"法院的充分努力原则""查明途径""合理期限"。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原因及完善

我国目前的法院调解制度存在诸多弊端,这种调审结合、交相运行的调解模式,常造成与审判的混同,不利于我国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有必要对其加以改革。"调审分离,审前调解"应成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方向。     

再论罪名变更的法理基础及其模式选择--刑事一体化角度的思考

在法院能否变更起诉指控的罪名以及如何变更起诉指控罪名的问题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存在着立法上的差别和理论上的分野.我国目前在程序设计上对法院的罪名变更权缺乏制约,理论界提出的种种改革方案也都值得商榷.我国罪名变更制度的建构,应当立足于我国特有的法文化传承和法治土壤,应当建立以四要件犯罪构成模式为基石并与诉因制度相整合的"诉因制度本土化"模式.     

论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合理性及完善措施

对法院变更起诉罪名的限制大体上分为实体限制模式和程序限制模式两种.我国目前在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法院变更起诉罪名,但缺乏明确的立法规定.因此,可以结合当事人主义的诉因制度和职权主义的"告知-防御"程序,对我国法院变更起诉罪名进行相应地完善,以确保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     

民事执行权微观配置再思考 ——以民事执行权法律性质分析为切入点

民事执行权的法律属性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而执行是否准确、及时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能否得以实现。现行民事执行权的配置及其运行已经与制度本质需求脱轨,归根结底是对民事执行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归属没有准确的定位。纯粹"三权分立"学说的解释存在一定的困惑,应当科学地将其定位为行政权,并统一于法院系统。重新配置民事执行权,合理调整执行机构,增设司法执行局和执行审判庭,并在司法执行局内增设司法警察所,这样微观整合后的模式不失为智慧的选择。     

民事执行立法模式的比较与选择

从世界范围来看,民事执行立法有三种模式:"审执分立"的单独立法模式、"审执合一"的混合立法模式和其他类型的混合立法模式。比较而言,三种立法模式各有利弊,但第一种模式代表了立法发展的趋势。为克服"执行难"、"执行乱"的难题,我国亟须制定一部单独的民事执行法典,而且,目前我们也有条件制定这样一部法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