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图、图志与我国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也可以约略概括为从“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历程。在此历程中，除了西方武力入侵这一重要的强制因素外，由中西文化交融所致的文化观念之变异绝不可被忽视。西方文化传播中，世界地理知识的传入挑战了中国自古以来的世界秩序观念，对近代中国“国家”、“民族”观念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世界秩序观念的变迁

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念以和谐为主旨.近代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颇为流行,人们逐渐疏离了和谐观念.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建构了"帝国主义"话语,从而使国人在世界秩序观念上表现出更为强烈的革命色彩.改革开放之后,以反帝斗争为主要特征的国际秩序观念已经不再适合发展需要,逐渐让位于以和为主的国际秩序理念.中国人对和谐世界理念从背离到重新肯定,与百年沧桑变迁的历史情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基于东方经验的民族、国家观念——传统“中国观念”的现代阐释

与西方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传统“中国观念”是基于文化、历史、地理三者一体的整体国家观念。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是传统“中国观念”的核心。在大一统国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族际间冲突与融合,形成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大一统国家观念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共同作用,构成完整的“中国观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对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有识之士在极力鼓吹与倡导救亡图存的同时,也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历史传统及固有文化做了比较系统的反省。第一,对当时现实政治进行反思,认为日本之所以敢于发动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与政治能力弱势、低下,派系之争、军阀战争不断,当政者不作为。第二,对中国民族性与国民性进行反省,认为中国民族性中之劣根性,如利己自私、虚伪面子、文弱病态、缺乏组织、一盘散沙等负面德行,以及民众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严重缺失,导致社会不能形成一种合力,国家无法强大。第三,对中国历史与文化进行反省,认为此次国难的发生有其历史渊源,与中国历史和传统的流毒有极大关系。这种反省,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相反,正是一种民族与文化自信的表现,意在刺激国人、警醒民众;是中华民族时代意识的觉醒,对唤醒民族意识、抵御外来侵略、建设现代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察古今之变:面向未来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兼论中华民族历史观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基础

中国一直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对历史的评价亦有相对稳固的评判标准体系,但古人并不能自觉意识到“史观”的存在。严格说来,历史观是近代史学研究兴起之后特有的概念,是对历史科学认识和价值取向的统一。用历史观检视,长期主导古代中国史差异族体书写的是“华夷之辨”族类观,这种族类观在民族史书写上呈现出“先诸传次夷狄”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政治文化的不平等性。近代以后,剧烈的政治社会变迁引发了中国人历史观念的重大变革,传统史学的立意与范式遭到颠覆性的挑战,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四夷传”等文类亦失去了存续的土壤。与此同时,基于抵制外侵和自立自强的现实需要,以新的历史观念来阐释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体系的起源与演变成为史学救国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下,突出各民族“共同性”的历史观逐渐代替了“华夷之辨”族类观,成为中华民族历史观最终形成的重要知识社会学基础。就根本而言,中华民族历史观是近代百年来国人对各民族历史关系追溯、多元一体民族国家建设、中华民族未来前途命运等重大问题进行知识社会学建构以及中国具体政治社会实践的结果,深刻蕴含着“察古今之变”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涵。     

“一带一路”中 民族文化保护的前瞻性思考

[提要]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而言,既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同时也给民族文化的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在物质性历史文化遗产方面国家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于遗址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建设、网络数据平台、历史文化研究等国家均有一系列作为。尽管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在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影响力,是“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但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主体的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文化资源的开发及规划方面,尚没有一套成熟的、整体性的、长期性的理论体系作为学术支撑。故学界应从全球化文化危机的语境中,思考“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将会遇到的问题,提出既不违背文化多样性发展,又能积极助推“一带一路”倡议之民族文化国际化进程的理论构架,使中国的“一带一路”民族文化保护成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带一路”外向型发展的重要生力军。近现代中国有过四次国家层面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其大部分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域重合。另外,中国四次国家性的民族文化保护历程都与相应的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线平行并相互呼应,“一带一路”沿线的文化保护也应该积极发掘“地缘文化”的影响力,建立起一条国际化的,与“一带一路”国家政治、经济、国际化发展线相呼应的文化发展线。     

近代国际体系的解构与未来国际体系构建——东亚地区的视角

民族国家的出现推动了近代全球国际社会的形成、规范和发展,然而今天国际政治中围绕民族国家出现了一个政治悖论。一方面,民族国家推动了全球化进程;另一方面"国家利益至上"的民族国家又阻碍了国家间的合作,加剧了全球矛盾。全球化要求世界各民族在历史的革故鼎新中不断更新转化。解构欧洲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及东亚从中华文明体到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变迁过程,有助于我们发现当代东亚地区"领土争端"、"历史问题"矛盾的根源,也有助于我们借助中华传统文化解决当代全球性挑战,构筑以合作为基础的新型世界秩序。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多元化及其发展取向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创立“世界历史”理论以来，全球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肇始于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引起了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和重要内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对话，既推动世界文化的发展，也对民族文化形成负面影响。尤其是西方国家推行“文化战略”，实行文化霸权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及其执政党的指导思想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挑战，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取向。     

世界秩序观变迁与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

近代以来的中国世界秩序观的变迁直接影响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天下中心"观为核心、具有鲜明等级色彩的世界秩序观弱化了国家的发展意识、影响了现代化的启动方式。西方入侵的加剧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了现代国家民族主义的发展,一种旨在实现国家间正义平等的世界秩序构想随之展开,它的发展带来了近现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目标和模式的不断调整和改变,也影响了现代化进程中有效政府主导作用的建立和发挥。把握近代中国世界秩序观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作用,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和谐世界秩序追求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意义。     

地图与近代国家观念的形成

从中国历史角度来看,史家常以19世纪中期鸦片战争之逼迫为中国近代化历程之开始。实际上,若从文化观念层面来看的话,其潜移默化的文化濡染迟至明末即已开始,启其端绪者即为明末著名传教士利玛窦。传教士们在宣扬基督教义的本职工作而外,以西方科学知识为其在中国活动的试金石,而尤以天文地理知识为重点,掀起一次次中西文化传播交流的高潮。对于西方文化的学习、借鉴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观念,政治观念上也由"朝代国家"到"民族国家"演进,为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乃至其后的现代化历程准备了思想观念层次的变革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