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司法研究范式之理论检讨

当前我国乡村社会基础结构及其治理方式和格局业已发生显著转变,这势必推动置身其中 的乡村司法之转型。 然而现存有关乡村司法之研究对此并未给予足够之关注,其主要呈现出三种研究 范式。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冶将乡村人民法庭置于“乡土社会冶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以极端工具主义的态 度对待正式法律规范,忽视乃至拒斥现代法律在乡村变迁中的功用及其价值;“村治理论冶虽然关注到 乡村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但并未真正摆脱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极端法律工具主义的进路;“法治论冶虽强 调正当法律程序在乡村司法中的必要性,却忽视了转型期传统与现代并存的社会格局及其对司法的不 同需求与影响,过分关注程序的封闭性层面,未能兼顾乡村司法的适度开放性。 因此在乡村司法的进一 步研究中,亟需转换现行单一的研究范式。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的乡村教育研究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乡村社会变迁与乡村教育是一个前后相继、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乡村教育的每一次变革都引起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乡村社会的现代变迁又对乡村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做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战略部署,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做出全面安排,并前所未有地对乡村教育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如何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破解乡村教育的现实难题,需要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和制度逻辑出发,研判乡村振兴与乡村教育振兴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推进乡村教育振兴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面向不确定性的乡村数字化建设及其实践启示

乡村数字化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主要包括技术维度的“数字下乡”、主体维度的“数字农民”以及情境维度的“数字乡村”。但技术应用、主体变革以及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多重不确定性因素也渗透在乡村数字化建设之中,从而可能导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乡村社会发展进入一种新的“不确定性情境”。因此,当下的中国乡村数字化建设将迎来巨大的情境挑战,亟需树立“不确定性”的发展思维,从技术应用、主体赋能和情境治理等维度共同深化乡村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     

乡村现代化视野下江村的归宿探讨

农村现代化化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农村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而江村作为长三角的农村在整个区域现代化的途程中已出现了广大农民变成了乡村居民、农业的产出比例大大降落、农村的村级社区功能也正在逐渐消褪的现象。是继续加速工业化以便吸收大量外地农民工人口?还是退出乡村工业化队伍重新回归乡村社会?其实际上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一个归宿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必须走出城市或乡村单一的视角来进行区域社会资源的整合,以寻求一条超越现时利益、超越集团利益之上的追求经济发展的道路,以“科学、技术、社会”相互联结,采用城乡互补、错位发展的策略,实现新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统一。     

乡村视野中的农业技术与社会变迁

农业技术与乡村社会有着密切关系。华村是中国农村社会中比较典型的一个村庄,在传统农业社会中,晋祠泉水是华村农业生产的主要资源,在稻田灌溉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华村逐渐形成了以“水”为中心的乡村社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华村实现了农业生产由传统“依水而作”到“技术种田”方式的转变。在新农业技术实施的过程中,华村原有的社会要素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论乡村人才的作用及其开发意义

乡村人才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区域繁荣中具有良好示范作用、辐射作用、领头作用、连动作用 ;开发乡村人才对发展农村社会经济、盘活乡镇企业、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权力形变与资本迁移:发展主义语境下的国家与乡村关系———以四川板村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纠纷调节机制为例

四川板村工业园区污染事件的处理过程及结果,折射出现代化浪潮之中,农村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以及乡村社会之间的微妙关系,并直指这一关系产生的历史源头与政策支持。主流观点认为,“服务型冶政府确立之后,一系列政策都旨在重建农村、改造农业、造福农民。文章将针对此背景下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新形式,提出其遵循发展主义逻辑的实质:随着国家权力形态的转变,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逐渐从通过行政力量的统治直接征取税费,转变为通过推进乡村社会的商品化、工业化,将乡村社会本身纳入商品化的范畴中,并依此完成乡村服务于城市建设乃至国家发展的过程与机制。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乡村司法之转变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迁。 从宏观社会背景看,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乡土社会的“地方性冶特征正趋于消解,传统以地缘和血缘为纽带形成的非正式社会规范日渐式微,乡村社会呈现出利益分化与规范多元的格局。 从微观社会结构看,虽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但进入诉讼渠道的案件类型中陌生人/ 半陌生人纠纷以及经济类纠纷总体占比较高且有持续增长的趋势。 与此同时,乡村人民法庭在硬件设施、人员结构以及司法的规范化层面亦获得充分的发展。 这一系列深层次的转变,构成了当代中国乡村法治建设和乡村司法全新的社会背景。 为顺应变迁后的乡村社会及其法治需求,亟需转变现行理论和政策层面对乡村司法的工具主义定位。     

生态学:生态文明时代的核心学科——以乡村生态学对建设美丽乡村的指导作用为例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环境和公平问题也日益突出。要从根本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目标,需要让致力于研究生命有机体与生存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学从大学讲坛走向社会,成为指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学科。为此,针对中国长期存在的乡村经济、环境和社会交织的"三农"难题,构建了一个融合水平尺度和垂直尺度的乡村生态学科框架,从平衡城乡居民数量比例、变革乡村及其农业的价值观、变革农业组织形式、变革农业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和变革食品生产技术等五个层次指导美丽乡村建设或乡村生态文明复归。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以北京市延庆县农村社区为例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两性平等,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7个镇/乡的8个农村社区的调研,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究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情况、男性和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和决策差异,以及乡村旅游为农村妇女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妇女的就业、收入、生活方式、劳动负担、闲暇时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社会网络等方面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对她们的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然而,由于主导乡村旅游活动而为农村妇女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改善暂时无力完成颠覆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传统性别关系的重任,为此,提出有关民俗户妇女能力建设、居住与经营空间分离、家务劳动社会化,如社区提供儿童托管支持等建议.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     

完善乡村治理结构,实现乡村振兴战略

乡村振兴既不是重新回到乡土社会,也不是重复原有的工业和城市化发展道路。 乡村振兴要探索一条中国特有的农村发展之路。 在乡村振兴中,需要强有力的顶层设计才能推动中国探索城乡共同发展;实现乡村经济与市场充分融合;并且有农民高度参与。 因此在村庄层面的国家弱化、市场缺位和农民参与不足的问题亟待克服。 本文建议推动行政权力向村级延伸、培育多样化的市场机制和市场主体,强化村委会的村民自组织性质,从而通过国家、市场和农民在村庄层面上的协同努力,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在总结当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研究聚焦城市推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背后深层次动机时不能抽离劳动力长期嵌入的农村情境的观点.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和符号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模型,收集广西和贵州两省区161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结论显示: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依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农村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且它还成为束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阻碍力量.农村社会因素和符号因素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回流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嵌入度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它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多重社会排斥：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的不堪承受之重——对豫北某县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的调查研究

社会排斥通常被理解为某些社会群体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作为当前农村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其遭受的社会排斥是多重的。强化政府责任、提高被排斥者自身素质、建设农村和谐社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对当代和谐农村建设的启示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粱漱溟先生在异常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为探索强国救民的发展道路而发动了一场独特的乡村自治运动。依据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自治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评价,结合我国当代村民自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自治思想中提取有价值的思想,对我国村民自治提出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