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以“马郢计划”为例

志愿服务组织属于公共服务类社会组织。志愿者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人力资源。志愿服务参与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有效整合社会资源,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形式。安徽省长丰县马郢社区提供了政府引入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成功案例,其成功经验可以从社会质量理论框架中得到解释。本文从社会质量理论的4个条件性因素维度,对“马郢计划”进行评估分析,探索志愿服务助力乡村振兴的制度路径、理念路径、治理路径和技术路径。     

迈向郊区社会：中国郊区研究的梳理、反思与展望

城乡中国时代,郊区既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布局空间,也是打造新型城乡关系、实现乡村振兴、探索共同富裕的关键场域,由此引起了研究者们的高度关注。对中国郊区研究进行阶段性回顾与反思,能为广大城市郊区在新发展阶段探索更高质量的发展提供理论准备。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对郊区的概念确定、经济发展机制、乡村发展与振兴、社会治理、生活模式、区域形态及类型比较这六个核心议题。研究发现,尽管各学科从不同侧面对中国郊区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示,但研究者们都无法忽视的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经验事实是,中国郊区在体制粘连性、空间融合性与文化一体性的综合作用下形成了整体性特征。基于此,本文提出了“郊区社会”的概念,主张建立研究中国郊区的整体性视角,并初步对接下来的郊区社会研究做了方向性思考,以期为中国城市与郊区研究的本土化做一些理论努力。     

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基于浙中X村的田野调查

乡村全面振兴，关键在人才振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城乡之间资本、人力、技术等要素资源的流动不断加剧，为乡村发展提供新契机。回归乡贤作为逆城镇化中的重要力量，具备城市与乡村双重社会经历，是城乡社会有机循环目标实现的重要纽带。其不仅为农村发展带来人口红利，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会重整农村社会劳力外流后的空心结构、调节"城市中心-乡村边缘"的非对称关系格局，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的实现。文章选取典型案例，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乡村振兴现实出发，按照"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构建逆城镇化、乡贤回归与乡村振兴内在关联的理论分析框架，回答了逆城镇化如何与乡村振兴有机联系起来、乡贤回归如何影响乡村振兴、乡贤回归在乡村振兴中作用效应的问题。根据对乡村振兴样态的具体考察，系统说明浙江省X村由城回乡的新乡贤H所带来的要素融合与城乡关系重塑、思维转换与村落价值激活、秩序回归与治理有效实现综合效应。从发展基础、循环条件、作用手段出发，分析乡贤回归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理，进一步得出逆城镇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内在逻辑。其中，回归乡贤的资本富集优势、现代理念凸显构成行动资源的供给基础，社会联结紧密、德治效应明显是乡土逻辑助力的集中体现，创新治理技术、公共理性建构是对乡村伦理基础的再建。可见，城乡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回归乡贤对农村社会的建构力不可忽视，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实践先导。本文认为，城乡必须是双向流通的，城乡关系必须是对等的，城乡融合体制机制必须是具备现实可行性的。现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要抓住城乡融合发展的历史新机遇，构建行之有效的城乡融合体系。乡贤回归这一重要形式，有力回答了逆城镇化与城乡融合发展一致性的疑问，也为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形式、乡村有效治理基础以及完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提供科学依据。     

城乡资源再造:构建乡村振兴长效动力机制——以W市花博汇为例

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在城乡融合发展推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基于相对特殊的区位,特大城市郊区乡村通过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来兑现价值,带来乡村经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乡村社区的功能日趋多元化。据此,尝试提出以城乡资源再造促进乡村振兴的新思路。通过系统分析乡村振兴中城乡资源再造的背景、内涵、特点与意义,并结合W市蔡甸区花博汇的案例,呈现城乡融合发展中城乡资源再造机制与成效及其对乡村振兴的作用,进一步提出将"乡愁"产业、时代"乡贤"、乡村文化、乡村生态、基层组织等进行再造,构建乡村振兴长效动力机制的总体思路。     

村庄分化视角下乡村振兴实施路径研究

在我国快速的现代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呈现出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的村庄,在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存在明显的类型分化。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根据不同城乡结构位置中,村庄内生性基础结构分化的现实基础分类推进。城市吸纳型村庄具有靠近城市的区位和资源优势,村庄人口社会结构完整,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程度高,经济社会系统全面被城市所吸纳,城乡融合发展是这类村庄乡村振兴的实施方向。城乡互动型村庄主要通过劳动力的城乡流动实现城乡关联,在人口流动和乡村资源配置中,形成了以中坚农民和老年人为主体的村庄经济社会结构,这类农业型村庄承担着国家粮食安全和城镇化稳定器的功能,不断完善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基本秩序,是进行乡村建设的基本方向。偏远村庄由于远离城镇以及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面临着人口不断流失与村庄空心化的考验,因此这类村庄应探索生态保护为基础的乡村转型发展路径。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振兴战略探究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一项重大国家战略,是未来“三农”工作的核心和主线。乡村振兴战略是化解新时代主要矛盾、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破现代化进程中乡村衰落铁律、深化城乡发展规律、破解城乡二元格局的必然选择。我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具有独特的内在机理,生态文明、四化协同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庞大的农村人口和独特的二元体制等基础,决定了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和核心路径。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原则是生态立本、文化传承、创新驱动、改革引领、系统思维,核心路径是实施城镇化协同推进战略、乡村土地改革和乡村治理改革战略以及乡村教育振兴、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战略六位一体。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乡村治理转型与乡村振兴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背景下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乡村管理模式显现出基层政权“悬浮化”、乡村管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村支“两委”“不在场”与农民态度“冷漠化”,使得城乡二元制的结构性矛盾难以消解,也导致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的局面。因此,应通过乡村治理转型来推动乡村振兴：基层政府下沉衔接乡村治理事务;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增强自治组织的乡村治理主体责任意识;提升“第一书记”的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培育“新乡贤”来激活内生型乡村治理力量,由此形成政府治理、社会参与和群众自治的合作共治格局。     

城乡关系变迁与农村养老的社会建设

从城乡关系变迁视角审视农村老龄形势的变化历程，可以发现，当前老龄化形势下呈现出的农村养老困境是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关系的一个缩影，问题源于城乡关系变迁过程中农村传统养老组织功能式微，但新的替代性组织形态尚未形成，因而在转型期出现了“组织真空”,致使农村老龄化及其应对成为迫切需要面对的社会问题。在现实背景下，不论是发展农村互助养老，还是推动县域养老体系建设，其前提是要形成农村养老的组织化条件，而推动这一条件的形成需要组织重建。现有的实践探索路径表明，要在乡村振兴中进一步化解由“组织真空”引发的农村养老困境等一系列问题，必须契合农村实践逻辑，根据不同类型农村的现实条件来推动组织重建，使之得以承接和利用好乡村振兴过程中的下乡资源，有效助力乡村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历史脉络、理论逻辑、推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追溯乡村振兴战略提出的历史脉络、理论渊源,研究其主要推进路径,有利于更好地开展我国新时代农业农村工作。从历史脉络看,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历史逻辑;从理论逻辑看,乡村振兴战略依循了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城乡融合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伟大实践;从推进路径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健全“三治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研究

旅游城镇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一种典型模式,是新发展阶段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以张家界武陵源区为例,紧扣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影响因素和传导路径,基于系统动力学方法对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影响效应进行仿真模拟。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需精准分析旅游城镇化作用乡村振兴的不同路径及其影响效应;武陵源区目前的自然发展模式虽能创造较好的经济增长效应,但会造成结构性失业、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在5种仿真模式中,兼顾经济-社会-环境的协同发展路径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最佳模式;旅游政策影响因子在不同仿真模式中均成为重要的政策因子,印证了武陵源区旅游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实现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最佳驱动必须从经济增长、社会文化与生态优化三个层面联合发力,以系统化的协同发展路径促进乡村振兴。研究有助于进一步理解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多元内在关系,为我国乡村地区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论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及其现代意义

马克思在不同的语境中对市民社会概念有不同阐述，“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是市民社会的实质，“交往形式”是市民社会的表现，“社会组织”是市民社会的载体，“资产阶级社会”是市民社会的典型形态。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二者经历了从同一到分化，再到融合走向新的统一的历史发展规律，人类社会超越国家与市民社会之日，也是无产阶级和人类彻底解放之时。社会主义政治国家的长期存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兴起使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兴起成为可能，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也为当前的和谐社会建设给予价值启示。     

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冲突及协调构想

本文从国家安全、集体要求、个人交往、人权保护等四个方面分析了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冲突,从形成虚拟社会的主体、客体、交互方式三个侧面提出了协调的构想.     

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首先创建法治社会

法治社会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和核心内容,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基础和制度保障,因此,和谐社会实质上就是一种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的终极目标就是和谐社会,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提与保障,所以,构建和谐社会应当首先创建法治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理念,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目标,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途径。     

“三个社会发展目标”和艰苦奋斗

党中央先后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节约型社会等“三个社会发展目标”。实现这“三个社会发展目标”需要艰苦奋斗作动力支撑。为此,必须在强认识、树形象、讲沟通、求实效等方面下功夫。     

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探析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是在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基础上建立的,他将技术作为决定社会形态更替的根本力量,试图预测人类未来社会的发展前景是一个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连接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通过对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的探析和批判,既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也有益于理解、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新动态。     

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乡村人际关系变迁的思考

随着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推进,农民外出务工长期化、村民之间关联市场化,思想观念多元化,由此导致村民关系日渐生疏,乡村传统文化日益退潮,传统组织和权威弱化,灰恶化现象增多,乡村传统的熟人社会正在向半熟人社会变迁。     

改革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

中国乡村社会结构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逐渐进入重大转型时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农民工的出现、乡镇企业的发展以及农村城镇建设等新事物、新现象的出现,为乡村社会从封闭到开放、从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的过渡和转变带来了动力和契机,乡村社会结构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贝克风险社会理论及其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现代社会本身也是风险社会,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加强对风险社会理论的研究是社会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主要对乌尔希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做简要介绍,并结合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实,指出风险社会理论研究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公民社会的价值诠释与现代意义

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它孕育着民主所需要的一切。在社会管理民主化、国家政治文明化的发展进程中,公民社会是不可或缺的强力支撑。公民社会的建立,可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主体的健康人格之塑造和完满,推动我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提高社会资本存量,为构建和谐社会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试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就是要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殷实,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巩固和发展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体现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