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祈雨诗的民俗文化内涵

在唐代祈雨文化中,民间信仰、祈雨形式丰富多样,民间多神崇拜风俗很盛行,反映了我国古人万物有灵的文化思想,以及对风调雨顺、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其中对古代先圣良吏及当朝人物的崇拜,更是寄托着人们的善政理想与现实关切。同时,唐代祈雨诗也反映了唐代祈雨方式中的一些特殊文化现象,其中以镜祈雨反映出宗教文化思想对唐代祈雨习俗的影响,而"焚巫""暴巫"以及鼍崇拜等祈雨习俗,则反映了唐代民间信仰及祈雨文化的丰富与多元。因此,唐代大量内容丰富的祈雨诗对唐代祈雨文化与习俗给予了生动表现或深刻反映,让我们对唐代社会风俗与民间信仰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从而使这些诗歌也具有一定的"诗史"价值。     

甘肃舟曲多民族“婆婆信仰”民俗研究

舟曲自古便是氐、羌、藏等多民族栖居之地,自唐以后渐次有汉族民众迁入。伴随着明代的卫所移民,汉族人口大量增长,成今日舟曲人口最多的民族。历史时期,迁入舟曲的汉族群众在凝合道教龙门派、汉传佛教的基础上形成一种独特的民间信仰习俗——"婆婆信仰",其信仰核心更可追溯到对"周室三母"的崇拜。作为西北地区民间女性崇拜体系之一,舟曲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使"婆婆信仰"有着非常明显的多民族性特征。如今,随着舟曲地区多民族互动与交融进程的加速,"婆婆信仰"已经被汉、藏、羌等各民族共同接受,一年一度的"婆婆会庆"成为了舟曲各族民众共同参与的重要民俗节庆,甚至代表着该地区信仰民俗的独特发展模式。在其丰富多彩的仪式背后,蕴藏着诸多深层次的社会意义。     

近代康藏青藏之界划问题与英国“大西藏”的战略企图

Tibet与"西藏"相互间有何区别?"大西藏"实质如何?这些问题不能不令人关注。西藏行政区域本已确定,西康作为地理的概念也很清楚,但在"大西藏"下却成为问题,引发了国人关于康藏青藏界划问题和"康"地性质的讨论。英国有意以地理名词Tibet混淆行政区域名词"西藏",提出一个囊括整个青藏高原在内的"大西藏",有意将Tibet称为"Thibet",并进而划分西藏为"外藏",西康为"内藏"。显然,作为行政区域名词的"西藏"应译为Histsang,与青海之Ch’ing-hai、西康之Hsikang对应。     

浅论阿尔泰语系民族“鹿”“鸟”图腾

图腾信仰是产生于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最早的原始信仰。“鹿”、“鸟”崇拜是在我国北方先民和阿尔泰语系民族中广泛存在过的原生型信仰形态。“鹿”、“鸟”二兽也是阿尔泰语系萨满教的最具典型意义的神偶和标志。纵观考古学、民族学、历史文献学资料，古今阿尔泰语系诸族的“鹿”、“鸟”崇拜具有较多的图腾信仰典型特征，如“图腾祖先”、“图腾徽记”、“图腾牺牲”、“图腾禁忌”、“图腾艺术”等。但是，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鹿”、“鸟”崇拜在阿尔泰语系诸族中的表现不尽相同，显示出一定的地区、民族差异。     

接近鲁迅的巴比伦塔——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争论的反思

鲁迅形象研究的问题,从形而上层面来看,是国民思想自由与民族精神成熟发展程度的衡量;从形而下层面看,是国民实际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策略。从"政治化"进入"人格化"的鲁迅,是民族信仰在社会转型阶段中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多元格局形成的直接结果。民族共同体在戒除了狂热的领袖崇拜与脱离了肤浅的阶级政治"乌托邦"之后,必然面临的问题就是精神的何去何从。在"人"的返回之路上,鲁迅形象建构中出现的"凡人化""恶人化"与"庸人化"倾向,充分地显现国民借助鲁迅走出精神困境却又深陷于精神囹圄的矛盾。     

试说藏民族的形成

藏文明有两大发源地, 一是象雄, 一是雅砻河谷。“蕃”（ｂｏｄ） 族称的形成的标志是： 象雄文明用苯教统一了青藏高原, 使藏民族脱离思想意识形态的原始信仰阶段, 形成了藏民族最早的统一语言、思想意识和风俗, 奠定了共同的民族心理和文化基础; 雅砻河谷文明, 推出了悉勃野王朝, 这一王朝以政治和军事统一了青藏高原, 使藏民族脱离了原始社会遗留的部落联盟和小邦邦国阶段, 奠定了藏民族共同的生活地域。西藏的史前考古资料证实, 藏民族是青藏高原的土著     

日本国体论源史考

在研读中国历史典籍以及日本《古事记》、《日本书纪》关于日本古代历史记载的基础上,以"崇拜太阳神"与"崇拜鬼道"为切入点,探讨日本"国体论"产生的意图性,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天皇服务;以"信仰鬼道"与"信仰天皇圣性"为出发点,探讨日本"神道为国家最高精神理念"的国体论精神根源;从"日出处天子"与"神国意识"的角度,揭示日本在对外由始称"臣国"到自称"神国"这种由卑微到傲慢的转变中,膨胀的不是国力、国体,而是对"自我神明"的信仰。这正是统治阶层所期望的把神道崇拜、天皇崇拜和国家崇拜融合成外在的"神国思想"、内在的"天皇信仰"的国体论本质。由此得出"在古代日本,作为国家信仰的国体实际上就是一种国家崇拜的宗教"的结论。     

论公元4-9世纪拜占廷帝国圣徒崇拜

圣徒崇拜缘起于犹太教与早期基督教的信仰与仪式,是基督教信仰体系中最具活力的民众信仰.公元4-9世纪,圣徒崇拜盛行于拜占廷帝国.其因在于:一方面,它迎合了当时民众的精神和世俗需要;另一方面,它接纳了传统异教习俗,同时教父们对此采取了务实的"宽容"态度.因此,圣徒崇拜本身体现了基督教信仰的传统与发展、世俗性与神圣性共存的特点,是认识基督教信仰的一扇重要窗口,也是理解基督教能够战胜传统宗教的一个新视角.     

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萌发的文化轨迹

文化是在人类活动的过程中历史地生成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美”“善”观念，就蕴涵在“史前”原始文化之中。而中华民族史前文化独特的存在方式、体现形式就是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这也就是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一种特定的生存方式与思维方式。因此，中华民族史前先民的“美”“善”观念正是从图腾崇拜以及巫术礼仪与原始歌舞中萌发出来的。     

西藏苯教与北方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苯教是青藏高原上的原始宗教,在吐蕃王朝建立以前很长一个时期内,为高原居民所普遍信仰。苯教有自己的崇拜方式和修行仪轨,既体现了西藏原始居民追求幸福、克服困难的理想,又表露出他们的宇宙观和社会观。不仅如此,在佛教传入西藏以前,苯教一直作为最高信仰护持着吐蕃奴隶主贵族的政治和权益,在人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随后,苯教又与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礼"与"雅"、"俗"观念的原始区分

原始的雅、俗都和"礼"有着密切的关系.是否遵循礼的规范,是区分雅俗的重要标准.礼最初是俗的一种体现,经过贵族加工和发展后.礼更加规范,约束力更强.雅依从于这种规范后的礼,最早在音乐领域诞生,借以和未经规范的、不能体现礼的精神的"俗乐"相区分.雅的观念产生以后,雅俗之间才开始有了区分.     

从死亡叙述到演泽活着－余华小说《活着》反映出的新变化

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余华等先锋作家及其作品被称之为“后新潮”，他们对中国文学中的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进行绝对地反叛和怀疑，根本否产极价值和意义，常常在恐惧和绝望中进行“死亡叙述”，描述死亡过程，93年余华小说《活着》的问世，表明他已进入“新写实”的行列，他的人生态度，文学观念等都已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有限的。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

典型”作为“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为文本”过程的表现，中国当代文学中，典型人物的非中心化“他者”形象，是后现代主义对中心主义二元对立的解构的表现；典型事件向他者视角的演变，在于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消解；典型环境演变成为“平面化的‘他者’在场”，源于后现代主义对深度的消解。与此同时，典型作为他者的文化形态也出现了“泛精英、大众、反精英”形式，通过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拆解，能够发现“精英-大众-反精英”的过程也是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互文”的不同层次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