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更替、失信惩戒与环境质量

考察官员更替对地方政府环保行为的影响及其环境质量改善效果,是揭示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关键。基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地48个城市环境保护部门2015—2017年公布的污染处罚决定书及所处罚的758家国家重点监控企业,利用市委书记和环保局局长更替作为准自然实验,就官员更替对企业环境失信惩戒的影响进行探讨,并结合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效果,讨论政治关联的干扰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市委书记更替)提升了对企业的环境失信惩戒,强化了地方政府环保行为,有利于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过,政治关联表现出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政治关联的存在掩盖了部分污染,削弱了官员更替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     

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多层分析

近几年,环境行为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研究者较多关注公众个体日常环境行为及其影响机制,往往忽视了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基于CGSS2013数据和中国统计年鉴,构建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的影响因素嵌套模型,对中国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在微观个体层面上,居住在农村的居民环境治理参与行为较多,教育水平较高的公众实施较多环境治理参与行为。媒体使用、环境污染感知、政治参与及政府信任对公众环境治理参与行为有促进作用。在宏观省级层面,经济发展、产业比重合理调整可以激发地区公众平均环境参与行为,在经济稳步增长的前提下,垃圾清运量的增加和PM2.5浓度升高,会促进地区公众平均环境治理参与行为。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试论我国公众环境行为及其培育

当前,公众日常行为已成为我国环境问题的重要致因。而我国公众环境行为的弱参与、浅层性、简易性等特征实则不利于环境状况的改善与环境质量的提升。基于我国社会具体实际,结合公众日常生活实践,提出从倡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环境保护模式、构筑合理的阶层结构、塑造可持续的生活方式、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环境教育活动等方面以积极培育公众环境行为。     

“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定性比较分析法（QCA）

以不同国家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为研究对象，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QCA）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的发展模式进行研究。研究提炼了影响机制发展的六项结构因素，包括政府信息透明度、司法体系支持度、社会监督的有效性、ENGO的发展状况、新闻媒体自由度、公众的环保意识。通过定性比较分析发现，“芬兰模式”和“美国模式”是“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发展的代表性模式；公众的环保意识是机制发展的基础，健全的司法体系、环境信息的透明和新闻报道的自由是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形成的充分条件；成熟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机制一般有特色的发展路径。     

产权性质、公司治理与企业环境行为

环境污染的公共品属性和产品剩余价值创造的激励特征导致了企业环境行为的消极性和迎合性，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企业产权性质和公司治理水平成为影响企业环境行为积极性的核心要素。选取2016—2019年中国五大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产权性质、公司治理角度探究企业内部因素对企业环境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环境行为有明显的产权性质差异，国有企业相比于民营企业会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企业环境行为；董事会规模、股权制衡度、独立董事比例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正相关，股权集中度、总经理和董事长两职兼任与企业环境行为显著负相关，同时股权结构作为公司治理因素的基础对企业环境行为产生了较大影响；民营企业环境行为受到公司治理的影响更加显著。     

基于环境大数据的“环境治理共同体”构建新理路

互联网大数据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数据已成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当前,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环境大数据是大数据技术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应用和体现,为环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从长远来看,环境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发挥国家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作用,更要重视市场与社会的作用,形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生态环境的新格局。环境大数据能够提供开放透明的环境信息、科学的环境决策资源和前沿的技术支持,推动构建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参与、平等协商、双向互动的"环境治理共同体"。运用环境大数据搭建环境治理主体之间良性互动平台,促进治理主体、线上线下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参与,推进环境产品创新和环境服务创新,将是未来环境治理的重要突破口。     

环保督察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逻辑

在环保督察的政治背景下,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发生了重要变化,表现为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共谋”结构被规制,环境治理上升为基层政府的中心政治任务。通过对山东省中镇“污染搬迁”的案例研究发现,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嵌入到多重组织逻辑——完成任务逻辑、资源约束逻辑、避责逻辑和公益逻辑的复合作用之中,表现为“拼凑策略”和“目标嵌套”的行为样态,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呈现为被动性、摸索性和权变性。作为高位权力的环保督察虽然调适了基层政府的组织环境,使环境治理成为基层政府的强治理事项,但基层政府“赋责不赋权”的局面尚未根本改观。基层政府应合理调整环境治理权责分配机制,建立程序公正和公众赋权的环境治理体系,形成政府和社会共同参与环境治理的格局,以真正推进基层政府环境治理的现代化。     

社会资本对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福建、安徽、陕西三省的调研数据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治理已成为当务之急,公众参与对政策可执行性的促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与研究。文章以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作为概念框架,通过跟踪福建、安徽、陕西三省农村环境调查数据,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环境友好行为意愿。结果表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群体规范对农户环境维护行为意愿和环境促进行为意愿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为提高农户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意愿,政府应加强宣传和引导,以推进农村的环境治理,进而实现“美丽乡村”的目标。     

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法律制度

治理理念特别适用于环境问题的解决,它强调政府依靠公众的力量保护环境与生态和公众对政府环境管理的支持与监督.论述了环境治理中公众参与的环境权利,公众参与的重要作用,以及我国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     

加强我国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必要性及路径选择

环境治理需要加强公众的参与。在我国,加强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不仅是实现环境民主、纠正环境治理政府失灵现象的要求,也是促进环境网络治理、改变我国公众参与不足现状的需要。加强我国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的路径可以从四方面着手：完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加强环境信息的公开;大力发展环境非政府组织;加大对公众环境宣传教育的力度。     

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基于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的视角

基于CHFS 2017数据,实证分析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支付环境和流动性约束在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影响中的中介效应,以及农户受教育程度与家庭总资产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农户消费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对农户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互联网金融的不同参与形为对农户消费水平的影响路径存在差异,其中,互联网支付通过优化支付环境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来提高农户消费水平;互联网金融参与行为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为小学和家庭总资产较低的农户的消费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据此提出,应进一步提高互联网金融参与率、优化农村地区支付环境和缓解农村家庭流动性约束,以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执法成本、政企合谋与煤矿安全——基于中国煤矿安全事故的实证分析

在委托代理模型的基础上,以2008年发生的煤矿安全事故为样本,运用Logit模型分析煤炭行业政企合谋的防范机制以及影响合谋导致安全事故的因素。结果显示：煤矿企业产出与企业性质对合谋导致事故发生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发生安全事故的煤矿企业产出越大,该事故越有可能是由于规制者与煤矿企业之间的合谋,而国有煤矿产出的增加可以抵消其国有性质对合谋导致概率的正向影响。同时,通过把煤矿企业的产量决策以及地方政府的执法成本引入模型,为理解政企合谋与煤矿安全事故之间的关系提供证据。     

中央环保督察能否促进企业环保投资？

区别于以往以“督企”为特征的环保政策,以“督政”为核心的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大制度创新,致力于纠正常规环境治理机制下的地方环境政策执行偏差。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具有持续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以环境处罚力度提升为代表的合规效应是中央环保督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的主要机制,而以政府环保补助为代表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环保投资的促进效应在低行业竞争及督察“回头看”地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且能够有效缓解以往环境治理中的“政企合谋”问题。因此,在未来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加强环境政策执行监督,推进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常态化。     

社会信任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上市公司微观证据的研究

作为一种隐性的非正式制度，社会信任对于推动企业参与市场竞争、开展技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立足微观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考察社会信任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主要通过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资源供给与内部可持续导向能够强化社会信任驱动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正向价值，产生内外赋能效应，这种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产权、中西部地区以及正式制度环境更弱的企业中更为明显。当前应着力深化社会信任环境与信用体系建设，充分发挥信任的润滑剂效应，以改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融资环境。     

注意力一致性、环保约谈与环境治理效率——基于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

基于政府—公众环境注意力互动的二元视角,采用多项式回归结合响应面分析方法,研究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性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环保约谈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比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不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情境下,相比低一致,高一致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政府—公众注意力不一致情境下,相比政府注意力高于公众注意力,公众注意力高时环境治理效率更高;环保约谈强化政府—公众注意力一致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有助于公众关注的"倒逼"作用转为政府环保的自觉行动.     

外部情境因素对城市女性公共环境行为的影响

文章基于心理学中的ABC理论,采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方法,在肯定以往研究得出的环境态度影响环境行为的基础上,采用分层回归分析重点研究外部情境因素对环境态度与环境行为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统计结果表明:在外部情境因素极其有利的情况下,积极的环境态度能够导致环境行为的发生,当外部情境因素不利的时候,积极的环境态度也不会产生环境行为。这说明了环境态度对环境行为的影响受到外部情境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受到外部情境因素"合作参与"、"参与渠道"、"政策法规"的调节作用。这一结论说明促进城市女性在公共领域的环境行为,除了要培养女性积极的环境态度外,更需要有关部门完善相关的外部情境因素。     

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双重认同”逻辑以云村人居环境治理实践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策层面的引导及配套资金投入，更需要农民的支持与参与。引导农民充分参与，既是推动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必要条件，也是改进乡村治理的有效路径。基于云村人居环境治理案例，指出引导农民参与是复杂的动态过程，涉及国家组织动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匹配与耦合。摆脱了基本生活压力的农民，参与行为不仅受利益逻辑的驱动，也受到认同因素影响：一方面是对国家政策理念和人居环境本身的价值认同，重新评估人居环境治理的价值；另一方面是对乡土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情感认同，重建与村庄之间的联系。建立以认同为核心的农民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破解实践中“政府干、农民看”的难题，而且有助于农民主体性的生成。     

上市公司环境治理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公司环境治理是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环境会计信息披露不完善,缺乏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市场约束以及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监督。改善上市公司环境治理需要培育良好的环境治理的外部社会制度环境,倡导环境责任投资理念,加强利益相关者与公民的参与,完善上市公司环境责任报告。     

环境规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中国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传统观点认为严格且合理的环境规制能够通过创新补偿效应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但通过中国新《环保法》的实施这项准自然实验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企业TFP的影响,结果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明显促进了污染密集型工业企业TFP的提高.这种促进效用不论在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中都显著存在.新《环保法》的实施没有带来创新补偿效应,而是通过提升企业管理水平补偿合规成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完善环境规制引致效应的理论框架,同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政府的环境治理行为在实现环境质量提高和经济增长"双赢"过程中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