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分析——基于福建省的调查数据

基于2017年福建省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从就业能力、就业收入、就业环境、就业稳定性和就业权益保障等5个维度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的群体差异,并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就业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存在显著的性别和户籍地差异;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可持续性水平整体较差,就业能力对其影响最大。据此,提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农民工就业能力、强化企业社会责任以改善农民工工作条件、加强权益保障工作以提升农民工保障力度等对策,以有效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可持续性。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现状、制约因素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存在显著差异,在文化程度、打工目的、城市认同感、生活方式、工作期望等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迥然不同。基于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为新时期推进城市化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但由于受当前的制度政策、社会管理等因素的制约,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重视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政策,重点推动以新生代农民工为特征的制度改革,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完善教育培训制度。     

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及其差异

基于549份新生代农民工数据,运用聚类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优先序进行考察,分析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新生代农民工择业最关注工资收入情况,其次对个人发展、医疗保险、工作环境和权益保护的需求也较大;第二,新生代农民工择业需求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不同个体特征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存在差异,不同区域、不同企业新生代农民工的择业需求也存在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就业稳定性值得关注。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情况的调研,并对调研数据采用Logit模型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特征与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较大的差异,普遍表现出就业稳定性差的现象;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受年龄、择业机会识别、工资、企业用工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年龄、工资、企业用工环境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正相关,择业机会识别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呈负相关。     

个体基本特质差异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

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表现出的主观诉求与行为差异。用分类比较法和排序法,从文化程度、性别、婚姻状况、来源地区等四个维度分析、讨论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和离职动因。收入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婚姻状况、工作环境,来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和男性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为的影响因素呈现复杂性和多样性。要提高工资标准、加强职业技术培训、改善用工环境、消除家庭城乡迁移的外部阻滞因素、提升女性新生代农民工自主就业能力。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的建构

新生代农民工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渐兴起的新一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在群体特征和自我定位等方面都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社会保险发展的阶段性、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复杂性和社会保险建设方向的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险体系不完善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一问题,应遵循适量、适度的原则．以新生代农民工的需求层次和负担能力为出发点,合理规划社会保险体系的结构和内容。     

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存在组织关系管理疏漏多、党员发展难度大、基层党组织认识不足等问题,主要由城乡党建分割、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出现新情况新变化、缺乏组织领导和理论指导等原因造成。大力开展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必须建立健全科学的新生代农民工党员管理机制,探索和创新有效的新生代农民工入党办法,建立和完善新生代农民工党员关怀激励机制,建设高素质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人才队伍,营造新生代农民工党建工作发展环境。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困境与政策取向

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在观念意识、就业取向等方面存在显著性的差异,他们融入城市的意愿极其强烈,显示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急迫性。但当前的制度阻隔及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因素,使得在实践中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缓慢。为此,应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制定以农民工市民化为重点的城市化战略,开拓农民工市民化新的政策空间,把农民工纳入城市社区管理与服务,提高农民工能力内核来加快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差异

基于代际差异视角和724份问卷调查数据,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个维度测评了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综合得分较老生代农民工高出0.157 766。文化程度、务工年数对农民工融入城市有正向作用,年龄、婚姻、兄弟姐妹数等变量影响不显著。是否有亲属在政府部门、参加同乡会对新生代农民工影响显著。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度因区域和企业所有制不同而存在明显差异,老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则只受文化程度和务工年数的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能力再造的路径选择——基于江苏的调查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传统农民工的延续和发展,在权益观念、价值取向、社会认知、未来愿景等方面都与传统农民工存在较大差异。基于个体资源禀赋积累的差异性、组织环境赋权与社会制度政策的特殊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就业与城市融入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本文选取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苏州市、南通市、宿迁市的758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典型调查数据,从微观个体层面、中观组织层面和宏观社会层面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就业状况,剖析其城市就业困境的原因,研究其城市就业能力提升的路径,以期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适应和自我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农民工内部工资差异研究

文章运用均值分解和分位数回归分解方法考察了受雇型农民工内部因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因素所导致的市场分层和工资差异.研究发现,所有制、行业和区域等分割性因素解释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的占比超过人力资本等特征因素所解释的工资差异占比.分位数回归分解显示,农民工基于所有制和行业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天花板效应”,基于区域分层的收入差异存在“粘地板效应”.前者与经济结构调整导致行业间的工资分化有关,后者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区域间最低工资标准差异以及就业区域选择的累积效应等因素密不可分.而且,同一所有制或行业内部的农民工存在明显的区域收入差距,呈现东高西低特征.农民工内部“工资歧视”只是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歧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农民工回流规模控制探讨——以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分析为中心

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表明:人口数量增速放缓,引发经济增长方式变革,对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但农民工文化素质提升缓慢,与经济发展要求不完全匹配,规模与文化素质共同作用引发农民工回流;年龄结构老化,通过抬升农村老龄化水平、农民工平均年龄与在婚比例引发回流.为保持适度的农民工回流规模,人口变动对农民工回流影响的作用机制要求在人口管理中维持现行生育政策、提高农村人口文化素质与增加、完善农村养老设施.     

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分析

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使工人队伍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近年来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的出现,农民工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对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权益也有了一部分研究成果。首先指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具有深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意义,然后介绍几种关于农民工社会保障的代表性观点,最后提出对于农民工应建立起一个相对独立的过渡性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总结为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三步走"思想。     

城中村拆迁与农民工住房保障问题研究——以西安市木塔寨村为例

随着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其住房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多数农民工租房居住在房价比较低廉的城中村,但近年来大范围的城中村拆迁,使他们失去了这个主要的居住地,农民工的去留已成为很大的现实问题。当前城中村拆迁补偿主要涉及的是当地居民,而对作为房客的农民工在此过程中的损失尚未考虑在内,因而有必要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提出相应对策补偿拆迁过程中农民工的损失。     

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研究

通过对农民工的劳动环境、生活环境及其社会环境的探究,进行了对改善农民工生存困境的思考,认为必须要关注农民工的职业健康和创建安全的劳动环境,提高农民工的生活质量,改善农民工的生活环境及其构建农民工的新形象,为农民工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出改善农民工的生存困境问题是实现农民工自由的条件。     

江西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Probit模型的估计

基于对江西省农民工的一项调查,运用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农民回乡创业意愿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农民工个人特征是决定回乡创业意愿的基础;农民工在城市的打工经历是农民回乡创业意愿的直接影响因素;农民工对政策的认知与环境的评价是影响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济南市少数民族农民工权利保障经验研究

少数民族农民工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特殊群体,少数民族农民工权利保护问题兼有民族问题和农民工问题的双重性,正确处理少数民族农民工问题对我国的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济南市为例,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介绍了济南市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工作的现状,总结了济南市的经验,提出了少数民族农民工权利保障的对策。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择业稳定性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代际差异视角

利用10省(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基于代际差异视角,运用泊松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性:即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常联系朋友数、兄弟姐妹数、有亲戚在政府部门工作、工作经验、工资收入及工资制度等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有显著影响;而年龄、婚姻状况、风险意识、话费支出、常联系朋友数、工作经验以及工资制度是影响老生代农民工择业稳定性的主要因素。     

欠发达地区农民工留城倾向的影响因素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实现人的城镇化,能否增强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和能力是实现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途径之一。根据贵阳市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个人综合特征、家庭特征和个人满意度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地与打工地距离越近,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城市居住时间较长,全家迁移,住房条件越好,已婚,对收入水平越满意、对工作环境越满意的农民工,越倾向于长期留在打工城市。且第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倾向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代际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