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心态对康有为早期文化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少年聪敏卓异，而有绰号“圣人为”。其后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复杂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佛学和西学的影响，使康发展成一种“圣人”心态——即自以为圣人，“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抱负和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无畏精神。这一心态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如平等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大同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产生了影响。     

“圣人”心态对康有为早期文化思想的基础

康有为少年聪敏卓异，而有绰号“圣人为”。其后严格的家庭教育和复杂的求学经历，尤其是佛学和西学的影响，使康发展成一种“圣人”心态－即自以为圣人，“日日以救世 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抱负和舍我其谁，勇于承担国家和民族大义的无畏精神。这一心态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如平等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大同思想和宗教情结都产生了影响。     

圣、圣王与圣人——儒家“崇圣”信仰的渊源与流变

在中国上古宗教文化中,"圣"的原初意义是听闻神命,"圣"人乃是通神之人。随着"绝地天通"的宗教和政治改革,"通神而圣"的身份为王者所垄断,王者成为"圣"王。春秋以降,伴随"圣"的德性化改造,儒家塑造出新的"圣王"与"圣人"。在王权政治下,对"圣王"的神性肯定与德性要求、道与势的冲突与调适,构成了儒家崇圣信仰的内在紧张。随着"圣王"理想的现实失落,儒家的"崇圣"信仰历史地落到"圣人"身上。     

儒家思想的现代阐释及“天下”传播

《天下》是20世纪上半叶由中国人所办的一份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英文文化期刊,致力向英语世界自主传播儒家学说,摆脱西方传教士译介儒家经典的宗教性解读与理解的宗教色彩,多角度传播、阐释儒家学说,既有中国学者以20世纪心理学为基础对儒家圣人形象的"还原"努力,也有西方学者从中西思想比较入手,对中国儒家学说所做的比较研究,是20世纪下半期儒学研究之先声,推动多元化儒学思想阐释。     

母神崇拜与中国古代思想

母神崇拜是原始社会时期人类的一种宗教行为 ,这种宗教在我国的先秦时期发展为社神崇拜 ,母神崇拜和社神崇拜的思想基础是先民崇奉“同类相生”的哲理 ,认为人的行为可以影响大自然 ,因此他们在女神庙里安放孕妇 (女神 )进行祭祀或者在祭祀社神时提倡男女婚合 ,以期通过人类的繁殖达到农业丰收的目的。这种行为蕴涵着将宇宙万物与人融为一体的思想。隐含了“生”、“阴阳”、“天人感应”等观念 ,这些观念对中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塑造世界变局中的新型国民——梁启超人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特别关注人格建设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主张破除帝王、宗教、英雄(圣人)崇拜,在融会先秦诸子、佛教和泰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辅以现代国民的责任、权利、义务观念;一反农业社会的尚"俭"传统,鼓吹求利的人生观,通过改制变法保障国民性格的养成,最终形成理想国民——"新民".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完成的人学思想启蒙,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开端.     

先秦儒学“以人为本”思想诠释

先秦时期中国原始儒学中"以人为本"的思想相当丰富,主要包括以人为尊、以民为贵、以仁为本三个方面,其精神蕴涵十分丰富,不仅奠定了中国人文主义传统,对传统政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与当今"科学发展观"中的"以人为本"思想颇多相通。科学地挖掘和利用中国传统人本思想,对于推进现实社会文化进步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寻找男子汉” 、“女强人”文学 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新时期之初,当中国女性进入由语言和法则所构成的象征界,试图完成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时候,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女性无法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立场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没有话语理论作支援的女性 "突围表演",只能沿用包含男权思想的话语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愿望,凭借已有的话语理论为女性争取自我实现空间.而一旦运用这种话语,女性就会步入男权社会的权力逻辑,就会被禁锢于一个她们原本想反抗的权力结构之上.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性别身份认同所遭遇的围困."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宣言的流行和陷落,正是这一困境的表现.     

神秘的“人体辉光”

在中国古代的一些宗教画中,人们往往发现那些被崇拜的圣人头顶总是笼罩着一层薄薄的光辉。在西方,早期的基督徒也用美丽的光环来描绘他们神圣的始祖——耶稣。这种光环在其他一些国家古老的宗教徒画中也会看到。那么,这种神圣的光环存在吗?它究竟是什么?     

民间宗教救世思想的演变

本文对弥勒救世思想的渊源与演变及宋元时代弥勒教与摩尼教的混合现象进行了探讨.作者认为,三阳劫变思想反映了社会底层的人们要求改变不合理的世界的一种抗争;摩尼教对中国民问宗教最大的影响,在于它崇拜光明、崇拜日月、摩尼即明王出世等救世思想.     

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

爱默生塑造"美国人"的全部秘密皆隐藏在他的"自立"学说中.甚至可以说,美国乃至美国人的伟大生命力和创造力,便发源于这种学说.这不仅因为爱默生的"自立"概念蕴含了美国人独立自主、乐观向上的自强精神,更重要的是,其中隐藏着深厚的宗教内涵.正是这种宗教内涵,成为美国民族和美国人民的精神支柱,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本文探讨和分析了"自立"学说的宗教内涵,进而揭示其何以成为美国人的生命之源,如何奠定了美国实用主义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倾向.     

治国理民之要术——《淮南子》“权”的思想及其现代意蕴

《淮南子》关于"权"的思想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较大,将"权"定位于圣人治国理民之要术,强调统治者在选人、用人和治世过程中应当具备权衡意识,掌握权变方法,认为只有圣人才能知权、行权,表明了对"圣人行权"的设计与期待,提出了限制权力的思想。本文主要通过对其中关于"权"的内容的深入考察、分析,管中窥豹,从整体上把握《淮南子》一书中关于"权"的论述,希冀以史实之"砖",引今日社会治理良策之"玉",这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更好地规制权力,行使权力,仍有现实意义。     

孟子“民贵君轻”说及其历史价值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政治文化、政治主张从来都有两种尖锐对立的方面：（1）为君权神授的皇帝行使绝对的统治权力辩护；（2）为百姓造反、诛戮暴君的权力辩护。前者主张尊君，后者主张重民。生活于战国时代的孟子（约公元前372一前289），为后者提出了较系统、成套的论述。其“民贵君轻”说，两千多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所传颂。孟子曰：“民为贵，杜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杜稷，则变置，牺牲既成，菜盛既挈，祭祀以时，然而早乾水溢，则变置社稷。”（《尽心》下）盂子认为国君之得位由…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     

《淮南子》治国“同”、“异”论

许抗生认为,《淮南子》十分重视"无为而治"的思想,对"无为"进行了界定,明确区分了"无为"与"有为",发展了先秦道家的"无为"学说。刘康德认为,《淮南子》的治国理论强调天、人、器物三要素的作用,只有做到顺应自然、因循法度、发扬人的优良品性,才能治理好国家。金春峰认为,《淮南子.主术训》吸收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发挥了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先秦儒家、道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继承。陈广忠认为,《淮南子》阐述了纳"异"而国治、谀"同"而败亡的道理,提出了"同"、"异"互补的治国思想,具有重要的认识论意义。     

周代封侯爵制辨析

有周一代，因循并发展了殷商的“外服”、“内服”的爵制系统，并创制了“封爵”和“官爵”——“外爵”、“内爵”两大体系。其中，外爵制中的公爵爵位仅授于封侯中身份特殊的尊者，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封爵。它很好地解决了天子与殷旧王子、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属臣之间的礼法问题。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中国圣人神话原型新考——兼论作为国教的玉宗教

中国有一个以玉为神圣的大传统。玉在史前宗教时代,就象征着永生。这个符号体系比文字书写传统深远得多。在中国本土宗教和神话里,第一关键词不是＂神＂,而是＂圣＂。儒家建构的圣人崇拜,成为中国最大的神话。圣人以玉器为符号标志,由此线索入手,可以将儒家背后失落已久的传统还原出来。     

燕齐方术"仙人"形象溯源

秦汉至魏晋,社会上流行的"仙人"形象都是有羽毛有翅膀的人的形象.这种观念来自先秦阴阳家的学说,是燕齐地区的区域宗教文化特征,其起源当与东夷人的鸟图腾崇拜有关.由于秦始皇、汉武帝迷信神仙方术,大力提倡,使这一区域宗教文化特征推广成为秦汉时期的主流宗教文化特征.随着修仙理论为早期道教所吸收、改造,至东晋以后,这种"仙人"观就不复存在了.     

信仰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建构——中国社会“信仰关系”的人类学分析

从杨庆堃的"制度宗教"、"扩散宗教",到弗里德曼的"中国宗教体系"等研究论著,皆说明宗教研究在中国总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至于宗教"信仰"在中国的问题可能更有争议。中国宗教是信仰的权力建构,是一种以神人之伦为基础的权力关系的建构。信仰对于中国人而言,常常是指以神人—人际交往关系为基础,涉及天下、国家、道德、民间社会的重要概念。中国宗教及其信仰具有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但其"信仰—关系"乃以神人交往、人伦要求为基础,伴随着家族、伦理、国家及其权力关系而逐步建构起来。因此,中国宗教中的神人交往及其信仰,常常呈现出一种个人信仰与家族、伦理、国家、权力之间重叠与互动的整体关系,进而使信仰关系与各种社会权力纠结为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