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艳羡到逃离:宋玉书写女性的现代解读

末世文人的女性自拟心理,导致了宋玉的文学创作在选材与书写上的独具风格,即对女性的从艳羡到逃离。宋玉对女性的认同,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艳情文学始祖的地位,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的口实。宋玉对美女的逃离实际上是追求理想的失落。在女性自拟心理影响下,这种失落散化为浓郁的伤感,强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审美主题的自觉,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女性化的审美意味。     

从艳羡到逃离：宋玉书写女性的现代解读

末世文人的女性自拟心理，导致了宋玉的文学创作在选材与书写上的独具风格，即对女性的从艳羡到逃离。宋玉对女性的认同，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艳情文学始祖的地位，也给后人留下了诟病的口实。宋玉对美女的逃离实际上是追求理想的失落。在女性自拟心理影响下，这种失落散化为浓郁的伤感，强化成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审美主题的自觉，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女性化的审美意味。     

论宋玉《九辩》的阴柔美及其对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影响

宋玉的赋具有三个特征 :阴柔、微辞和艳情。宋玉是中国感伤主义文学的开创者 ,感伤主义始于宋玉的《九辩》 ,并发展为一种感伤主义文学传统。宋玉的女性意识使其赋在描写女性题材方面成了文人艳情文学的百代祖。宋玉柔弱的个性使其赋具有表意言辞委婉的特点 ,其人其文在古代中下层文人中具有类型性     

论宋代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

陶渊明的诗文在文学接受史的长河中呈现出十分独特的形态,经历了一个由晦到显的漫长历程,在宋代才得到众多文人的推崇,他的文学地位也在此时得以确立。宋代文人对陶渊明诗文的推崇与解读揭示出文献在流传和接受过程中与时代文化精神的互动关系。     

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分析

苏轼是我国文学艺术史上少有的全才,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卓越,无论是诗词歌赋还是书法和画作,都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他是豪放派的代表,早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藐视权贵,忧国忧民。后期作品超脱自然,解脱礼教束缚,尊重个性价值和人性之美。而六朝文学观历来被文人所诟病,但在苏轼的作品中有不少是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本文笔者从六朝文学观形成的原因和苏轼的人生轨迹与写作风格出发,探讨了苏轼作品中对六朝文学观的体现。     

论诗学流变中鲍照诗歌的赋化实践

鲍照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强烈创新品质的诗人，他不仅把文人乐府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还奠定了七言诗体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鲍照同时又是诗赋兼工的南朝文学大家，他以赋法写诗，丰富了诗歌的表达技巧。本文主要从诗体流变、艺术构思、表现手法等方面探讨鲍照诗歌的赋化问题，为鲍照诗歌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南朝词臣北朝客”——陈隋间入北的南方文人及其文学活动

公元6世纪末叶,伴随着杨隋政权对南方的两次政治军事斗争胜利,大量南方文人由南入北,进入关中政权。其中,柳!等后梁文人的入关,继王褒、庾信等人之后再次加强了南朝文学在关中的优势地位,成为南北文学合流的重要一环。而陈代文人借鉴了前代文人的经验教训,以其文学积极依附于关陇勋贵,参与学术文化活动,在隋唐之际致身通显。江总则以其南北流寓的悲剧命运、脆弱忧伤的文学形象,成为六朝文人在后代的典型记忆。从文人流动的视角来观察南北朝隋唐之际的历史运动,文学艺术上的"南朝化"趋势很明显,南朝文学优势地位的取得有其必然性。     

论汉魏六朝文人俗赋

汉魏六朝文人俗赋冲破了辞赋宫廷化、贵族化的藩篱，将眼光投向社会下层和世俗人生，题材内容丰富，构思巧妙，风格诙谐，在传统文人雅赋之外别立一格，使赋坛上雅俗共存，典丽与通俗兼容，大大丰富了汉魏六朝赋坛的景观。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文人俗赋数量不多，创作队伍不大，发展举步维艰、徘徊不前，在雅文学的夹缝中浮沉挣扎。这种局面实在是汉魏六朝雅文学强势地位的结果，也是文学为贵族所垄断时代之必然。     

曹植与六朝文学

在建安诗人中曹植对六朝文学影响最大。六朝诗人对曹植过人的才华推崇备至，对他的文学地位高度评价；把他的文学创作当作范本，从中汲取艺术营养。他的文学观点以及对音律的运用，也给予六朝文学有益的启示     

刘勰对宋玉的批评与宋玉文学史地位的确立

刘勰《文心雕龙》对宋玉的批评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肯定了宋玉创制新文体的功绩;二、揭示了宋玉文学创作的成就;三、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称的文学史地位。刘勰的宋玉批评确立了宋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任渊《黄陈诗集注》与江西诗派

宋代学者任渊受江西诗派"无一字无来处"、"以故为新"、"点铁成金"、"以俗为雅"等创作理论的影响很深,在<黄陈诗集注>中,他通过对黄庭坚、陈师道所用大量典故的分析,展示了黄、陈对上述理论的运用之法,在宋代诗歌注释中有较高声誉.     

历代庾信批评述论

庾信批评开始于南北朝时期,此后代不乏出,形成了体系,此一体系又因着不同的时代背景或批评者大体体现为宇文逌的肇始、隋唐学者文人对庾信的毁与誉、两宋庾信批评的平静状态、金代的庾信批评、明代双向度的庾信批评、清代庾信批评的阶段性,以及现、当代庾信批评对古代的“重复”几个段落。历代庾信批评明显地展示出两条纵线平行前进的图案。即自宇文逌之后,对庾信批评基本是沿着隋唐开始的毁与誉两条线上平行推进。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如下:第一,是传统文化的政治伦理性人格标准及“文如其人”的文学批评模式所致;第二,与中国古代传统重实尚用的文学价值观有密切关系;第三,与中国古代传统以艺术直感体认为主的文学批评方法,以及因此导致的文学批评之笼统性、模糊性特征有密切联系。     

辽金元文学的主要特点和发展概况--《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前言

辽代文献大量散佚,从今存作品看,辽文的基本体貌与五代文、宋文相同,辽诗却显得粗粝.金代文学作品以诗文为主,早期作家大都由宋入金,到金世宗大定以后,文学大盛,出现了著名作家赵秉文、元好问和王若虚.与作为区域性王国的辽、金不同,元朝是北方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文学繁荣,诸体兼备,尤以元杂剧最为重要,它为古典戏曲的表演艺术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关汉卿、王实甫和马致远等都是闻名的戏剧大家.宋代出现的南戏在元代继续流行,艺术上还有发展,元末产生的《琵琶记》成为其杰出代表.元代散曲的兴盛是继宋词以后又一次杂言体诗歌大繁荣的重要标志.上继金末和宋末的宗唐诗风,元代诗坛宗唐成风,对明清诗歌产生了一定影响.     

《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

关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迄今尚无定论。文章就陈振孙的“湘东王时”说、王鸣盛的“元帝即位后”说和余嘉锡的“此书当作于未平侯景之前”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从萧绎撰写《金楼子》的具体情况和《金楼子》内文的年代记载以及萧绎著书宗旨等方面考辨 ,文章得出《金楼子》全书各篇写作时间先后不一 ,全书最终绝笔于承圣三年 (5 5 4 )的结论 ,从而为研究《金楼子》的思想史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提供了前提     

论徽、钦二宗北迁时期的文学创作

靖康之难后,徽、钦二宗被掳北迁。徽、钦北迁时期皆有文学创作活动,真实地记录了他们流亡时期的生活实况和精神状态。徽、钦北迁时期的作品主要有诗、词和谢表等,其内容大致有三类：一是抒发亡国之痛和流离之苦,这主要体现在徽宗的部分诗歌和钦宗的少量词作中。二是徽宗那些倾诉亡国之恨和故国之思的小词,是李煜词的异代回响,但其境界和感染力远不能和李煜相比肩;三是徽钦的应命之作,主要是谢表,反映了女真贵族对徽钦为首的北宋皇族的凌辱。     

北宋时期对韩愈的接受

韩愈在中唐至晚唐五代之间同调甚少,其为人所公认的地位与成就,主要是经历北宋时期逐渐形成的.当时效法韩愈古文运动,推动诗文革新,均以韩愈为标榜,对于韩愈的接受有着明显的转进,是接受韩愈最重要的时代,而其中尤以欧阳修对韩愈的接受关系为重大.经过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士人群体推波助澜,韩愈的负面形象得以扭转并趋于理性客观看待,而其诗文的开拓示范意义亦逐渐被发掘出来,成为文章轨范,对北宋以后的韩愈研究及接受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宋代诗人王十朋之推韩学韩

韩愈在两宋时期的影响颇为深远,南宋初期的王十朋就是一个尊韩、学韩的典型。他自云诗作从韩,更欲和尽韩诗。这既是受文化大背景所熏染,也是其个人审美取向的选择。王诗学韩,主要体现在＂以文为诗＂上,兼有＂奇＂、＂硬＂的刻意模仿。而较之韩诗＂横空盘硬语＂的特点,王诗则体现为＂质＂、＂厚＂。学韩而不似韩,是诗人处于欧阳修的＂学韩＂背景下,欲＂跳脱＂前人藩篱而才气秉性所不逮的表现。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关于严羽著作几个问题的再考辨

作者通过对高Bin《唐诗品汇》所引严羽论诗语，元代摘编《严沧浪先生诗法》，李严《诗辨》的考察，指出在宋末及元代，流传着严氏著作的不同文本，作者通过考察《沧浪吟卷》的版本源流，指出李南叔录本《沧浪吟卷》始刻于元代，并不存在所谓宋刻李南叔录本。民国张钧衡《适园丛书》本《沧浪吟卷》补足元刊本所脱三首半诗。作者发现两个日本本子也载有这三首半诗，并考定此三首半诗的补足时间在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前，学术界相信此三首半诗的真实性，作者对此提出了质疑。对于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作者则认为应是出于伪托。     

试论古典文学中的槟榔

槟榔作为南方风物较早在西晋代已出现在文学作品中,但槟榔真正在文学作品中产生影响则主要依托于晋宋之际的刘穆之求食槟榔一事。唐代诗人李白率先将此事写入诗中,为槟榔典故在古典文学中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宋代文人则在创作中从多个角度去阐发刘穆之求食槟榔这一历史事件,将槟榔与人生观、功名观和亲情观等联系起来,从而使得槟榔这一概念在文学作品中的蕴藉更为丰富。在唐宋文人的作品中,槟榔开始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从植物学意义到文学意义上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在明代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