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首句"学"诠释中的仁学分化

《论语》首句"学而时习之"为全书枢要。朱子以效训此句之学,学与习相表里,心与理相涵养。阳明再传弟子胡直以觉言仁,觉即明觉、灵觉,十字打开,既有溥博之横摄,又有渊泉之纵贯。胡直弟子邹元标以愿学为宗旨,《论语》首句之学即觉即悟,以本心之明觉含摄一切,以本心之灵觉达之一切,以透悟超越一切。邹元标以《易》之时义贯通此学,以《论语》初编末句"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呼应首句之时。总之,此学既有实行义,又有超越义,以效训学与以觉悟言学诠释各有侧重,二者在对立中相互融摄,总体上丰富了孔子仁学的思想内涵。     

朱子“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的深度两难

在朱子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是其形上学的终极范畴,理内化于万物就是性,朱子称之为天理之性。人由理和气结合而生成,气有清浊,故人有善恶,此即人的气质之性。然而"气之清浊"又从何而来,朱子并没有追问。一般来说,气既然有"清浊"之别,可见气已经落入经验世界中而成为存在者(物)。既然一切物莫不统摄在其"天理"之下,至善之天理何以开出恶浊之气,这在朱子哲学中显然是一个两难问题。     

主敬立本与穷理之基——对朱子“格物致知补传”中“已知之理”的阐释

朱子在"格物致知补传"中提到的"已知之理"一直未获得足够的关注,但它却是理解朱子格物穷理思想的必要一环。已知之理首先是穷理之前的小学之教的内容,但究其实质,它是一种关于"理"的知识。"理"在朱子的界定中可以理解为事物依其自身的本然规定而应当遵循的当然之则,而已知之理就是一种对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的形式上的理解。但这种知只有在一种自主自觉的心灵状态中才能得到呈现,而这种心灵状态正是经由"主敬"工夫的清理而得到确立的。由此呈现的知识先于具体的穷理活动,并为穷理活动确定方向,即心灵探究以事事物物的当然之则为根本的方向。同时,这种知识根源于心灵自身之理,其为穷理活动确立了根基。当然,作为形式上的知,已知之理需要在具体展开的穷理活动中由具体理解的一事一物的当然之则加以充实,只有在具体的当然之则的知识的充实下,心灵对"理"的理解才是真实而丰富的。对已知之理的阐明表明,朱子的格物思想并非如同一些心学家所批评的那样支离和无头脑。     

真知格物,必成圣贤——朱子“格物”解发覆

学界对朱子学核心范畴"格物"研讨甚多,然仍有待发之覆。朱子"格物"乃成圣之学而非知识之学,它融理性、信仰、存心、实践、境界、道德、觉悟为一体,具有深刻复杂的内涵。朱子将"决定是要做圣贤"视为格物"第一义",视"至极"为格物的落脚点,主张格物非知识化学问,而是"见得亲切自然信得及"的理性信仰之学;亦非形式化学问,而是"若实见得自然行处无差"的实践之学。格物不仅是"观理"之方,还是"所以明此心"的存心之法;不仅是为学之始,还是"凡圣之关"的标尺。格物无需穷尽知识,"知至只是到脱然贯通处",它遵循本末、合为、理事、贯通等原则。格物作为朱子四书学的枢纽范畴,还是朱子批判佛老的利器。从圣贤之学而非认识论的角度,方能真切把握朱子格物的蕴含,这也是理解整个宋明理学的立足点。     

“理一分殊”新释——兼论朱子对“理”的本体地位的论证

“理一分殊”是朱子从哲学本体论上对于“理”的本体地位进行说明与论证的一个命题。考察朱子对于“理一分殊”的解释和论证,对于“理一分殊”可以提出一种新的理解：朱子所谓的“理一”,是指“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分殊”,是指此理随其所处之体不同而其用不同。“理一分殊”在伦理学上的功能,便是为古代儒家的名分制伦理作出论证。因此,朱子所讲“一理”与“万理”的关系,只是普遍的“理”与“理”在万物中的“用”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般的“理”与特殊的“理”、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之间的关系;朱子所讲的“分”,既不能从“分割”的意义来理解,也绝不能从“分有”的意义来理解。     

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

以往学者在探讨朱子理学与古典儒家礼教的关系时,往往侧重强调二者的差异性,而较少关注二者的承继关系。本文认为,朱子理学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他对于古代礼教在当时已丧失之状况的回应,朱子的宗旨是重建古代礼教,而不是另创一种新异的哲学,只不过,当时由于社会环境的改变,他的诠释与重建也必然在传统礼教的基础上对其有所增损。朱子理学对于传统礼教而言,更多的是增补的作用,而非取代。由此我们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清代礼理之辨的实质。     

朱子关于"诚"的义理疏解

朱子对于"诚"这一范畴作了多方面的论释,略有四义一是就本义言,诚即是实,或真实无妄;二是就哲学意义言,诚即是实理,这又包括两方面,从天之道讲,诚是天理(天道)之本然,从人之道讲,诚是人事(人道)之当然;三是就性之意义言,诚即是性,此说盖为"性即理"说之延伸;四是就方法意义言,诚即是实心、实意,与自欺、私伪相对.朱子此四说以第一义为根本,而第一、第二义又是继承程氏之说而来.朱子关于"诚"的论说于继承程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形成为一个有系统性的思想.     

论朱子对《中庸》“致曲”的诠释

《中庸》有"其次致曲"之说,朱子解之为将人身上"善端发见之偏"推致极处的一种工夫。其实,所谓"致曲"之工夫,亦即是朱子《大学》诠释中的"格物致知"之工夫,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学》《庸》诠释的贯通处。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朱子理气关系的三种不同解读

理气关系是朱子哲学的核心,但如何解读其关系则又是理解朱子哲学的重心。自其哲学形成以来,大体经历了三种不同的解读;这三种不同解读也必然会使朱子哲学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从时空的维度出发,往往会以理与气之不可分割关系来说明其先后关系,这就使其哲学表现出一种宇宙生化论的规模,但对其理先气后关系却无法做出恰切的说明;从形式逻辑的视角出发,无疑会以其理先气后关系对二者的不可分割关系作出说明,这种解读虽然也可以使其哲学呈现为一种本体论建构,但又存在着无法落实的偏弊;从道德理性之超越性视角出发,虽然可以准确地把握其理先气后关系以及其本体论立场,但又会对其本体之遍在性形成一定的偏取。直至目前,这三种不同的解读视角也就代表着人们研究朱子哲学的三种不同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