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分权:内涵、地位及路径选择——以中央与地方关系为视角

纵观我国分权改革历程,权力下放所释放的制度内能量与分权所激发的社会活力逐步契合融通。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必须合理分权,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放权和分权理应成为互相呼应、彼此促进的过程。解决中央与地方合理分权的问题,取决于其路径的选择,应由系统内分权向系统外分权发展;分权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兼顾均衡;由行政分权制向法律分权制模式转变;由重放权轻监督向分权与监督相结合转变。     

20世纪末英国与瑞典高等教育改革比较探析

英国和瑞典20世纪90年代的高等教育质量改革有异曲同工之处：无论是加强中央集权制管理还是实行地方或院校分权制管理,高等教育的社会作用都得到加强,成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生存和繁荣的关键所在.两国高等教育质量改革的重要标志是大学教师专业角色与责任的转变和高等教育质量内涵的转变.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重心已经从规模扩大转向质量提高,在实施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之际,对英国和瑞典的高等教育质量改革模式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重要启示.     

建立责任会计制度 搞好高校财务工作

责任会计是建立在分权条件下的一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它是应内部经济责任制核算单位的直接需求而产生的.责任会计对完善学校资金预算制度、贯彻和落实学校内部经济责任制、提高会计人员素质、转变会计人员职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以高校现有的组织结构、经济管理体制和会计核算水平,高校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建立起完善的责任会计制度.     

民主行政的建构逻辑

民主行政是民主与行政的耦合,是一直拘囿于政治领域的民主价值在行政领域的拓展与渗透,它是学者们对代议制的立法权衰落、责任脱节、参与不足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权扩张、责任缺失、排斥参与的回应。民主行政的建构切入点有组织制度、伦理责任、行为活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行政权的分立与制衡、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分权视角,以官僚机构承担宪法、公益、公平、代表性等伦理责任的责任视角,以公民和下级官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活动的参与视角。三个视角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识,共同致力于解决代议制和官僚制的双重困境与缺陷。     

企业社会责任的经济法分析

从经济法的角度讲,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为经济法对企业行为的规制,达到社会可持续发展,满足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的经济法价值目标。经济法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规制要以公司企业治理结构为调适点,进而能够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自律性和法律责任性,科学处理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与企业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以达到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企业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双赢,最大限度降低企业行为对社会的制害作用。     

财政分权、地方竞争与经济增长质量

财政分权是促进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那么,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有何影响.文章从竞争视角阐释了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内在机理,基于五大发展理念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质量间存在"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在短期抑制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在长期将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改善;地方竞争是财政分权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与地方竞争的交互作用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财政分权使得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行为更为激烈,阻碍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意味着在财政分权体制下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需要考虑地方政府间的竞争.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应进一步实行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标准.     

论“公、检、法、司”分权制及其相互关系

一、“公、检、法、司”实行司法分权制原则是我国人民民主司法体制的组织形式我国法律规定,统一的国家司法权划分为各个组成部分,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分别行使。这是司法分权制的司法体制。分权制,就其学说的原则来     

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倒U型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的实证

理解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一国的财政分权化改革至关重要.选取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度量财政分权的指标,通过数学模型推导出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即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最优的分权度;并且得出使人均产出增长率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度为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的弹性除以地方政府支出弹性和中央政府支出弹性之和,在最优分权度之内财政分权促进经济增长,超过了这个限度财政分权将会阻碍经济增长.选取我国1978—2015年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求出最优分权度为61.5%,对比我国1978—2015年总体的财政分权度,可知我国的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分析各省及东、中、西部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可知,三大地区的财政分权度具有差异性但逐渐趋同.     

论共有制

本文把扬弃个人所有权而构造共同所有权的产权制度称为共有制。共有制的本质是一个所有权,即共同所有权,不存在“双重所有权”,现代企业的“两权分离”的本义是共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共同所有权的分权构造是现代企业的治理结构建立的产权基础。     

论孙中山“五权宪法”的集权性

关于孙中山“五权宪法”的特质,手术界往往认为是分权制。其主要理由在于:“五权宪法”是“以‘三权宪法’的欧美宪法作为范本”,“并吸取了中国古代封建国家的部分制度构成的混合物”。对此,笔者持有异议。为什么说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并非分权制呢? 其一,笼统地看,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与分权制有相似之点—二者都存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但这种相似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分权制设置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与     

数字经济、财政分权与企业创新

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环境、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成为新一轮企业效率提升、成长增值的发动机,地方政府通过财税助力或政府引导等方式推动数字经济在中国市场深化应用及广泛布局。文章基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及区域中观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以什么程度、从什么路径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文章重点纳入并探讨了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效应,并进一步分析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发展的综合影响结果。文章发现：(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2)财政分权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技术创新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地方政府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3)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增加研发投入,数字经济由此实现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效果,这是数字经济作用于企业创新的内部机制。(4)从企业经营发展的综合影响成效来看,数字经济引领的技术创新对企业价值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鉴于此,本文提出促进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涵盖强化政策扶持、平衡财政收支、促进数字金融发展、关注人才队伍培养等方面。     

中国财政分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从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两个角度,实证研究了1994年税制改革后中国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以及财政分权的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财政收入分权阻碍了经济增长,同时,财政分权并未加剧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通过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认为中国财政分权改革的目标是进一步扩大财政支出分权水平,同时,完善财政收入分权管理制度,纠正政府间税收竞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财政体制改革、财政分权博弈与财政收入增长

财政体制改革分权实际上是中央地方财政支出分权、财政收入和地区转移支付分权的博弈调整,核心是财政支出责任分配与财政收入分成.博弈理论模型表明,中国财政支出分权、预算内外收入分权与转移支付分权确实对中央、地方与全国预算内外财政收入、地区间财政收入转移均衡、中央地方财政收入结构产生复杂影响,其影响取决于市场化分权、行政分权、中央-地方财政分权、中央-地方国有经济财政支出边际产出、国有部门与私有部门投资边际溢出、边际成本、征税成本等因素.中央与各地方应该采取差别化分权模式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加强法制建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加强法制建设.一、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法制建设没有法律的同步建设和法律的保障,现代企业制度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这是因为:第一,现代企业制度是主体多元化的分权决策型经济,需要法制建设.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较为单一,除了公有制经济外,其它经济成分所占的比重较少;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参与经济活动的主体大多以出资人身份出现,除公有制经济外,其它经济成分也以出资人的身份迅速增多起来.这些不同经济成分的经济主体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经济关系和交换关系,存在着在公司制权利、责任和利益分配之间的关系.只有对这些复杂的经济关系用法律加以协调,使各自的权利、责任、利益明晰化,才能为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供必要的前提.第二,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企业的产生、发展、灭亡都要求法律去加以规范和约束.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企业不是凭空产生的,首先必须有出资入投资,之后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履行手续企业才能成     

财政分权、政治晋升与土地财政 ——基于中国279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研究

2020年以来,中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企业纾困、民生发展又一次成为社会热点,地方土地财政现象带来的高地价、高房价问题也引发了广泛关注。由于分税制改革尚未实现事权与财权的协调,地方政府在努力扩大财源的过程中愈加重视带来可观收入的土地财政。利用2000—2016年27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地方财政分权水平对土地财政的影响。研究表明,支出分权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增加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和出让面积,说明随着支出责任增加,地方政府在竭力扩大财源;收入分权水平则会对平均地价的提高产生正向作用,这可能是由于发达的经济带来了土地溢价。同时,在晋升锦标赛的激励作用下,地方官员会更加偏向以地引资。因此,在优化土地财政运行过程中,中央需要划分好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支出责任,强化对地方财政的支持,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同时,财政支出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好减税降费政策,适度为民营经济松绑。     

最优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

基于最优财政分权模型对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比较静态分析发现,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存在着使经济增长最大化的最优财政分权水平;最优财政分权水平与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正相关,与中央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负相关.对中国1982-2004年的实证检验发现,中国的财政分权已经超过最优比例,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未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提高地方政府支出的生产效率,适当降低分权水平,实现最优分权,促进经济最优增长.     

财政分权与中国的地区经济增长效率

财政分权既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但也可能形成有偏的经济激励,形成负面产出。基于1985—2009年中国省际数据,利用Simar与Vanhems(2012)所提出的条件方向性距离函数(conditional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s),可测算以财政分权为条件并包含财政分权正面产出与负面产出的经济增长效率。以此为基础,可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算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程度。实证研究表明,如果以经济增长效率为目标,当前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过度分权",而面向经济增长速度的最优分权水平也会高于面向经济增长效率的最优分权水平。     

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对我国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财政分权并没有促进我国农业经济增长。在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体系下,财政分权对农业经济增长的挤出效应大于其正面的激励效应。此外,财政分权与农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跨时和跨区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说,财政分权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