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传奇和宋元话本叙述视角的差异

唐人传奇的叙述视角为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第一人称限知视角 ;第三人称限知视角 ;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与第三人称限知视角的交叉与转换。宋元话本的叙述视角基本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 ,但有时说书人又有意控制叙述视角和采用限知视角 ,以达到神秘效果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视角越界现象

《了不起的盖茨比》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为主、间或与其他视角交替的叙述策略的基础上,还在其叙述过程中呈现了巧妙的视角越界现象,包括分别从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侵入第三人称全知视角的显性越界、第三人称有限视角到其他视角模式的隐性越界。这种视角越界叙述策略克服了固定采用某一种视角模式的缺陷,发挥了多种叙述模式相融合的优势,有效地服务了故事情节的发展。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广告中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的叙事效果———基于元分析范式的一项研究

选择何种广告叙事模式能够获得最佳的传播效果是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然而不同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影响的研究结果相互矛盾,本研究采用元分析方法系统分析了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叙事广告对受众态度及行为意图的影响及潜在的调节因素。研究结果发现：合并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为一个结果变量时,广告第一人称叙事比第三人称叙事更能够提高受众的态度并且引发更高的行为意图;将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作为两个结果变量时,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叙事能引发受众更高的行为意图,但在受众态度方面没有差异;品牌拟人化、情境效价调节了广告叙事对受众态度和行为意图之间的关系。研究在探讨不同人称叙事对传播效果影响这一核心问题的基础上为后续研究廓清了视野,同时也为企业进行品牌宣传及危机公关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方案。     

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对消费者购买意向影响研究

为探析绿色产品的适用消费群体和营销方式,基于自我建构理论,选用绿色酒店广告作为材料刺激物,研究了广告诉求（利己vs.利他）×自我建构（独立vs.相依）对消费者购买意向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对消费者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具体而言,独立（vs.相依）自我建构消费者对利己（vs.利他）绿色产品广告诉求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更高,相依（vs.独立）自我建构消费者对利他（vs.利己）绿色产品广告诉求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更高;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的交互作用是通过效用感知作用于消费者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达成的,当绿色产品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相匹配时,消费者若拥有更强的产品效用感知,就会引发更高程度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由此,企业应采用不同的广告诉求方式来匹配消费者的自我建构类别,并将宣传重心放在效用感知上,以提升消费者的广告态度和购买意向。     

内省法与第一人称视角

自然化现象学的论题提出以来，认知科学或心灵哲学与现象学这两个所谓的对立阵营都开始积极地思考第三人称视角和第一人称视角之间对话的可能性。这需要首先澄清内省法的基本特征及背后的笛卡尔式“我思”概念，指出笛卡尔式二元论导致的对两个视角的错误划分。在此基础上，通过引入格式塔心理学思考非内省意义上的第一人称视角的可能性。     

广告与消费者心理——广告诉求方式的运用

好的广告必须能够深入人心,贴近消费者的心理和生理需求,选择一种好的广告诉求方式就显得至关重要了。运用合适的广告诉求方式,才能使得广告发挥最大的宣传作用,说服消费者     

理性广告常用的说服方法及其特点

理性诉求是广告中常用的一种诉求方法,这种方式通过在广告中阐述产品带给消费者的具体利益或产品的优点好处来劝服消费者购买产品。在理性诉求广告中常用的说服方法有实证式、比较式、问题解决式、原理阐述式、效果展现式。每种说服方法都有各自的说服特点和说服模式。理性诉求广告通过各种说服方法的运用增加了广告的可信性和吸引力。     

广告诉求、产品类型和自我建构 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影响

根据刺激-有机体-反应（SOR）理论和自我建构理论,运用实验法,研究了广告诉求（理性/感性）及产品类型（人文/自然）经自我建构（独立/相依）调节后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机制。结果表明：不同广告诉求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相较于理性广告诉求,感性广告诉求更能引发消费者的旅游意向;广告诉求和自我建构对消费者旅游意向不存在交互作用,情绪反应在广告诉求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影响中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兴趣唤醒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在产品类型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影响中,自我建构发挥了调节作用,情绪反应在产品类型和自我建构对消费者旅游意向的影响中也发挥了完全中介作用,兴趣唤醒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据此,旅游目的地和旅游企业在进行产品营销时,应注重广告的情感表达,充分考虑旅游产品与消费者的匹配度,并重视消费者的情绪反应。     

论勒克莱齐奥《流浪的星星》中的视角问题

视角问题是叙事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勒克莱齐奥在他的小说《流浪的星星》中,通过零聚焦与内聚焦的视角转换,通过艾斯苔尔和萘玛这两个不同观察者的转换,通过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转换,通过视觉、听觉、嗅觉、味觉等多种感知方式的转换,构成了其独特的多层面、多感官的立体式视角特性,具有鲜明的叙事特色和独特的文学价值。     

视觉人称:绘画与影像艺术作品中的感知视角

视觉的人称变化对观看的结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合适的视角既是合理观看的前提,也是艺术理念得以传播的先决条件。作品中事件行为主体的观看视角(第一人称视角)强调观者体验感知并沉浸其中,在心理上产生审美移情;事件旁观者视角(第三人称视角)与无行为主体假想视角强调叙述,更注重对事件本质的掌控。通过对视角的人称定位与变化的研究,将有利于更好的理解作品创作目的并协助创作,同时实现全方位、多维度视觉上的审美共识。     

程式内的创新与模式外的建构——茅盾短篇小说视角模式研究

从视角模式的角度看,茅盾的短篇小说几乎全部属于第三人称视角模式,其中包含编辑型全知叙述、中立型全知叙述、有限全知叙述、第三人称人物内视角叙述等多种类型;个别篇章情形稍显复杂,出现了二度叙事。但茅盾绝不循规蹈矩,而是既关注程式内的创新,又重视模式外的建构,以充分挖掘各种视角模式的不同修辞功能。这种形式实验的成功,一方面显示了作家天才的艺术创造力,另一方面对当代文学创作亦不无借鉴意义。     

王安忆:全知视角下的生命本相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安忆大多数作品中,由于叙述人还没有成为充分自觉的独立叙述人,因而,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确切的视点和角度,小说的视角大多呈现断裂错落的状态。＂我＂在引导读者关注这个故事,叙述人＂我＂虽然是第一人称,但＂我＂的叙事却是全知全能的。＂我＂时时侵入＂她＂或＂他＂的内心世界,因此,＂我＂的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一个全知视角,已经隐伏了王安忆日后叙事方式转变的萌芽。     

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及其意义

面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批评以及理性多元主义的事实,罗尔斯将《正义论》中康德式的个人观念转换为政治的个人观念。政治的个人观念是"政治的",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它是以特殊的方式界定了人性观念的基本内涵。罗尔斯政治的个人观念即坚持了《正义论》所恢复的规范政治哲学的基本路线,又规避了关于人的本性的形而上学。由此,罗尔斯的个人观念转换开启了一个政治哲学人性理论研究的当代视角。     

近世湖湘文化精神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

20世纪湖南小说家用得最多的叙事视角还是传统的全知视角,也有不少作品是采用第一人称"我"叙述的,但这个叙述者"我"和作者几乎没有距离,是一个自我叙事者。叙事视角的选择是由以政治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以经世致用作为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的湖湘文化精神规约着的20世纪湖南作家创作心理定势的强力表达。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中的叙事关系大多可用"叙述者(作者)———人物"模式来表示,叙事语式和语态大多是作者经历、身分、思想情感的一种直接的投射。20世纪湖南小说文本的叙事视角还存在一个"隐含作者"现象。忧患的叙述情调是与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视角相关的一个特点。20世纪湖南小说叙事语式和语态带有明显的局限性。     

论第三人代付保险费

保险费的交付义务可否由第三人代为履行是一个颇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分别从财产保险合同与人身保险合同两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在财产保险合同中,保险费的交付在性质上与一般债务相同,所以由任意第三人代付保险费也应为事理所允许;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因其以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命、安全为主要目的,为防止主观危险,应该认为其保险费的交付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债务,不得由任意第三人代付.     

试论第三者应成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修改后的婚姻法将损害赔偿的相对人锁定为婚姻关系中有过错的一方 ,不涉及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人。然而 ,对破坏婚姻关系导致离婚的第三者应否作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有必要作理论上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行为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论述 ,提出应将婚姻关系之外的第三者列为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主体     

我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实践反思与制度完善——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增设的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并没有完成立法赋予的重要使命.从司法实践现状来看,该制度所遭遇的困境主要在于法院对该制度适用的排斥、对适格第三人界定的混乱,以及与其他第三人制度适用上的混淆.要摆脱这一困境,除了切实重视该种诉讼形式在减少恶意和虚假诉讼以及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准确界定可提起该诉的适格主体之外,以诉讼参加理论为切入点,对与该诉相关的诉讼告知制度、法院职权通知制度加以完善亦颇为必要.此外,将第三人撤销之诉与其他第三人制度加以辨析与协调亦不可或缺.     

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关的上诉程序

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判决承担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上诉,但对于其能否在上诉阶段第一次介入诉讼,在上诉程序中处于何种诉讼地位均未规定。这种情况,就使得实践中对于涉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上诉的程序问题的处理缺乏基本的法律依据。分析两大法系国家不同的处理思路和方法,我国应选择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不允许一审没有参诉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二审参加诉讼。二审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应视具体情况而定。     

"最高哲学诉求"关怀下的马克思民主思想

包含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受到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无情指责.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是反民主的,甚至马克思主义阵营内也出现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与民主关系的错误理解,从而使得对来自资本主义阵营的诘难的辩驳呈现出苍白无力的一面.其根源在于对马克思最高哲学诉求的不理解和忽视.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学者对这一视角要有充分的理论自觉,不仅要敏锐地意识到从马克思最高诉求视阈下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性,更要在实际的论争过程中有力地指出来自资本主义阵营对马克思种种歪曲性的责难的问题的虚假性,同时注意在深切理解马克思思想精神实质尤其是最高诉求下解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