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乡村"生态宜居"建设的思考

论述在"两山"理念引领下,中国社会经济正在发生着深刻的绿色变革.指出乡村"生态宜居"作为"乡村振兴"视阈下美丽中国的一个重要标志与名片,它在展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美好画卷的同时,也直接关系和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能否顺利实施.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我国从2020年到2035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基本实现"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纲领与总目标.因此,进一步探索"乡村振兴"视阈下"生态宜居"建设的有效路径,对于实现"乡村振兴",促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现实而深远的重要意义.     

民国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的比较与启示

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是民国乡村两种有代表性的、不同以往的发展路径,也是中国乡村治理前所未有的变动。政权下乡是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的全面改造,以国民党政权发动的县自治运动为代表;知识下乡主要指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所进行的乡村建设运动。政权下乡与知识下乡各有其局限,在实践中需要发挥各自优势,处理好下乡过程中的制度与政策设计、对权力的监控以及向基础型权力的转化等问题。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再认识

卷入中国现代史甚深的梁漱溟一生关心"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现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他那里被认为是"政治问题",他因不能坐视现实而"舍佛入儒",开展乡村建设运动,并以"建国"为宗旨。根据对古代中国文化、社会结构的研究以及对现代中国政治困境的把握,他对自己认同的道路非常自信,这使他一度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之路。重新理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将之与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建设理论进行比较,认识其特点与局限,对当下中国的乡村建设仍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乡村建设思潮的个案解析:论"定县主义"

"定县主义",是对定县平民教育实验理论的高度概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思潮中颇具影响.其主要内容是提倡"平民主义",以民众为本位;以和平的乡村建设担负"民族再造使命";以"四大教育"、"三大方式"解决农民"愚"、"穷"、"弱"、"私"四大病症;将"定县实验"模式推广全国.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整体论进路与乡土共同体--论"儒法合流"的成立基础

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本模式的"儒法合流",其成立基础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是它们共同具有的整体论进路,在儒家是强调"家族本位",并通过"孝"的中介而连接到国家;在法家是赤裸裸的国家本位,其实质是强调君主私利.它们在操作层面的关联是通过儒学的意识形态化来实现的.二是国家与乡土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即由于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秦汉地域制国家产生以后,乡村社会基于血缘关系的乡土共同体并没有随之消解,国家政权力量还不能在长期内有效延伸到乡村,这些地域的社会整合必须借助儒学的教化作用.     

"弹性结构":一个本土化的乡村社会变迁史分析模型——以1927至1937年江西乡村革命、改良冲击为例证

"弹性结构"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要害,革命、改良是乡村社会变迁的两种基本动力,传统乡村社会变迁过程,实质上就是革命、改良与弹性结构互动的过程,在革命、改良的冲击之下,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具有明显的不易改变的"弹性"特点.出现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乡村社会存在着不易改变的"弹性结构",这种结构就像一张巨型的弹性之网,它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消减革命与改良的绩效."弹性结构"关乎乡村社会变迁的全局,它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的方方面面,产生着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弹性结构"分析模型是一个本土化的有效的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变迁吏的分析模型.     

军事化、内卷化与民国前期的关中乡村社会——对"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再认识

"国家政权建设"理论作为解释20世纪前期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基本路径,在学术界广为应用.但是,其在中国的实践是否可以令人信服地解释基层社会的种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可以商榷的问题.通过对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内卷化"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国家政权建设"之外,地方社会的"军事化",亦是导致基层政权"内卷化"重要因素.民国前期关中乡村社会变迁的基本动因,或许与"国家政权"并无多大关系,而是更多的受地方性因素的影响.     

清末民初县政改革与基层治理体制的转型

清末民初湖南县政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整体。清末的县政治理模式、镇乡行政设置和固有团体改良等制度和设施,为民初县政建设所继承与利用。民初县政建设重在行政组织建设上,发展到议行并立的县政治理格局,体现出近代中国县政民主化改革的最佳态势。建立起“县—镇乡”基层行政体制,使国家行政力量深入基层;改变清代地方行政的“简约治理”传统,建立现代官僚行政组织和机制;在地方公共权力组织与行政官厅之间建立起权力配置、监督制衡机制,构成了此后30多年近代中国县政改革与建设的基本内容。     

构建我国农村"村民监督委员会"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我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村两委"的乡村治理机制逐渐呈现出制度疲劳和制度缺陷.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构建村民监督委员会,使"村两委"变"村三委",形成权力相互制衡的新型乡村治理机制,是当前可行的制度选择,并有利于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及其历史逻辑——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

基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视角,将中国乡村建设的百年历程分为清末民初的乡村自治、20世纪20～40年代的乡村建设、1953—1978年“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以家庭承包制为核心的乡村建设、2005年至今的新农村建设五个阶段进行梳理。清末民初的乡村建设,中央权力日益式微,“乡村自治”成为主要路径,并延续了传统的士绅治理模式,但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使传统的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遭到破坏。20世纪20～40年代,国家和社会均弱,主要靠外部资源输入进行乡村建设,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等知识分子领导进行了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运动,南京国民政府推行的农村复兴运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乡村建设运动,则被整合进各自的政权建设。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强势推进“乡村社会主义改造”,传统的国家、士绅和农民三角关系变成国家和农民的双边关系,由于资源输入城市,乡村建设基本停滞。1978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社会自由发展空间增大。为破解“三农”困境,国家在2005年提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政府成为乡村建设的主导力量,乡村建设获得大量政府资源。未来乡村建设应正确摆正政府角色和职能,充分发育“乡村社会”以制衡政府扩张;应与文化建设相为表里,进行包括制度改革、人力与物力资源整合、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等诸多方面的整体性建设。     

新农村县域社区教育发展模式研究——以浙江省义乌市社区教育为例

新农村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反映新时期农村社会以经济发展为基础,以社会全面进步为标志的社会状态。社区教育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全体社区居民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教育活动。新农村社区教育是在县域范围内,充分利用城乡各类教育资源,旨在提高县域内全体成员整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促进县域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社区教育活动。文章从目标任务、功能定位、管理体制、办学形式和保障机制等方面阐述了新农村社区教育发展的运作机制和工作方略。     

社会管理创新过程中的农村社区与基层责任政府建设

农村社区是伴随着新公共管理学兴起的一种主要社会管理方式,而我国农村独特的"内在熟人社会"发展模式,决定了当前在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时期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同时,在政府社会管理转型时期,政府主导依然是推进农村和谐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因此,政府责任体系建设也是必然的选择。     

论我国农村综合改革的基本内涵与外延

农村综合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且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下一步,我国应按照“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结合的改革思路,全面深化农地产权制度、民间融资体制、乡镇政府体制、农民义务教育体制、县乡财政体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农业科技推广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同时推进国民收入分配制度、财政体制、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宏观领域的深层改革,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体制保障、财力支持和动力源泉,不断增强农村发展的内部活力,不断扩大基层社会的民主政治。     

农村信用体系的脆弱性与制度约束

当前,“三农问题”已然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严重阻碍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针对农村信用体系的脆弱性,首先要完善相关的信用法律法规体系,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的产权改革,同时必须明确政府职能,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筑完善的农村信用服务体系,还要合理开发和利用农村本地信用资源,加强诚信教育。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关系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葛镇为例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而重大的惠农工程,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是其两面。应用问卷调查法、深入访谈法和文献研究法,以江西省葛镇的新农村建设状况为例,实证分析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政府主导与乡村社会自主性的关系,从中得出启示：两者是辩证的关系,此消彼长,不能同时消失。并据此提出三点政策建议：政府持续重视新农村建设,但阶段重点不一样;提高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积极性和素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如此,提高乡村社会自主性才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长久效果的保证。     

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的农村教育思想

20世纪30年代，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纷纷把目光转向农村，促使20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不断走向高涨，受此影响，农村教育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关注的焦点。聚集在《独立评论》周围的自由派学人，基于对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探讨，对当时的乡村建设运动和农村教育思潮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农村教育思想。以《独立评论》为切入点，探讨自由知识分子有关农村教育的思想和主张，不仅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照30年代我国乡村教育的现状，也可为当前的新农村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帮助。     

“农村社会工作与组织建设”笔谈——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

农村社会工作及其组织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为此本刊特邀三名专家开展“农村社会工作与组织建设”笔谈。张云英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在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中起着基础性作用,必须形成政府主导、农民参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农村社会管理新模式,以夯实农村民主管理的坚实基础,重建农村社区公共生活,推动农村公民社会发展。陈成文认为,现实农村社会善治必须强化农村社会组织建设,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他在分析了农村社会管理的难点及社会组织在人口、社会治安、利益诉求以及特殊人群管理方面优势的基础上,提出了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制度建设、提高农村社会工作队伍专业化水准、优化农村社会工作者的成长环境等若干设想。李斌针对新农合制度执行过程中的“报销”导向和医疗机构之间的功能混乱,认为要使新农合制度更具有效率,必须建立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骨干、以村级医疗为基础的三级医疗辐射网络,在市场机制和政府扶助政策的双重作用下,使村级医疗更便民、乡镇卫生院更利民,县医院更能解困。     

对我国农村实现小康的思考

从 5方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建设小康的难点 ;讨论了我国农村小康建设的途径 ,如 :( 1)领导思想观念的转变 ;( 2 )各省、地、县尽早做出科学务实的农村小康建设规划 ;( 3 )适当提高农副产品的价格 ,增加农民的收入 ;( 4 )投资的重点逐渐从城市向农村转移 ;( 5 )强化法律和行政措施 ,切实保护农民的权益 ;( 6)城乡持续的创新能力是确保我国小康社会内涵和上层次的持久动力     

雷山县文盲（半文盲）妇女教育发展战略

妇女地位高低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体现。在贵州广大农村特别是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丧失教育机会的劳动妇女由于缺乏专业技能,只能从事重体力而低收入的工作,严重阻碍了妇女发展和社会进步。本文通过田野调查、问卷测评、访谈法和数据分析方式,设计出对雷山县文(半文)盲妇女进行文化扫盲和技能培训项目,引导妇女投身第三产业,提高妇女经济地位,进而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最终实现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这也契合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