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的反思与突破

传统教唆未遂犯处罚原则是指将教唆未遂犯当作被教唆的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该原则存在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处刑失调以及扩大处罚范围等问题.教唆未遂犯具有侵犯法益的危险且处罚教唆未遂犯符合刑事政策要求且十分必要.应以分则中明确规定的教唆型犯罪作为处罚教唆未遂犯的边界,并以其所触犯的教唆型犯罪罪名定罪,将该条款作为刑法分则教唆型犯罪的法定从宽情节解决处刑失调问题.此外,应对"被教唆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进行严格限定,以缩小处罚范围,且对被教唆人拒绝教唆原则上适用"但书"进行出罪.     

对想象数罪处刑的思考

想象数罪,也称想象竞合犯,是指行为人基于一个罪过,实施一个危害行为,发生两个以上危害结果,而触犯两个以上的不同罪名。我国现行刑法对想象数罪尚无明文规定,对其处刑办法,理论界一般认为应采取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但对“从一重处”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指单纯从一重罪定罪处刑;另一种观点认为在对想象数罪从一重     

刑法第242条瑕疵析解与修正

刑法 2 4 2条明文规定了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 ,依同法 2 77条定罪处罚 ,聚众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买的妇女、儿童的首要分子单独定罪处罚 ;其他参与人员使用暴力、威胁方法以 2 77条规定定罪量刑。这为打击此类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 ,但由于概念使用上欠严谨 ,性质不相同的行为以相同的罪名处罚 ;相同性质的行为却不同罪处罚 ,势必造成理解适用上误差 ,应予以修正     

雍正对曾静、吕留良案的“出奇料理”与吕留良研究——兼论文字狱对清代思想文化发展之影响

吕留良是清初著名学者、理学家和思想家 ,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他生前未有任何“谋逆”举动 ,但在雍正年间因受曾静反清案的牵连 ,其反清思想却被雍正帝利用 ,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狱。这场文字狱不仅对吕留良研究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消极影响 ,而且也大大地制约和影响了整个清代思想文化的发展     

也论罪刑法定与社会危害性标准的冲突

经过多年的争论,我国终于在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中废除了类推制度,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即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同时,新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     

论罪刑法定原则中之“罪“与“刑“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社会法制文明的标志,充分体现了保障公民权利的价值取向。     

论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

1997年刑法增设了"铁路运营安全事故罪",这对有效惩治铁路交通业务过失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罪状、定罪标准、可否由危险犯构成、罪刑均衡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别等诸多方面的相关规定不合理或缺乏具体规定;本罪罪名应概括为"铁路交通肇事罪",罪状应反映特殊业务过失犯罪的性质,定罪标准则须明确"严重后果"并加重处罚以使罪刑均衡,另外也应将本罪与交通肇事罪、重大责任事故罪等相近罪名的区别.     

论罪刑法定主义

“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罪刑法定主义在我国刑法中最完整的体现,同时它也是我国1997年刑法修订中确立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它废除了沿用18年之久的类推制度。这对于切实保障公民的人权,完善民主与法制,开辟刑法发展的新时代,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     

《刑法修正案（ 十一） 》的重刑化倾向及其司法限制

《刑法修正案(十一)》对既有罪名死刑不减、增设无期徒刑、加重有期徒刑、削减拘役刑和管制刑、增设无限额罚金刑,体现了明显的重刑化倾向.其理论依据在于对刑罚一般预防理念之过分迷恋,现实依据在于对重大社会热点事件之过分回应,但以上依据均不能解释此次修法的正当性.刑法重刑化倾向既违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罪刑法定等刑事立法应有理念,也可能导致司法实践陷入过度刑法化的治理困境.为限制重刑化倾向,刑事司法应当发挥能动作用.一方面,定罪时要目的性限缩入罪边界,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将不值得刑罚处罚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避免不当入罪;另一方面,量刑时要端正量刑理念,区分责任刑与预防刑,限缩重刑的适用范围,避免不当处刑.     

论定罪三段论的基本形式

定罪三段论是指以罪名定义为大前提,以对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事实的断定为小前提,并把小前提所断定的行为事实与罪名定义相对照,从而对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作出法律评断的推理形式。这个法律评断是定罪三段得的结论,其内容是认定被告人在被控案中的行为是否构成了某罪。由于定罪三段论的大前提是罪名定义,因此,根据罪名定义的种类及其分解,定罪三段论可分为简单定罪三段论、复杂定罪三段论和假言定罪三段论,前两种是定罪三段论的基本形式,本文仅就这两种形式进行探讨。     

论清代中叶浙派诗人群体的叙事策略——以《南宋杂事诗》唱和为核心

浙派诗群发展到清代中期，其所面对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清代初年已有很大不同。这一时期，政治高压更为严重，文字狱案盛行，清代几次大的文字狱案几乎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士人动辄以文字得祸。面对这样的政治和文化生态，士人创作和治学时“斑斑显言”无疑要冒巨大的风险。但是，以不求仕进且与王朝持“离立”心态的浙派诗人，心中幽绪总得抒发，故国深衷还需排遣，于是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其创作、治学的关注点投射向两宋尤其是南宋时代，曲折、隐晦地表达其胸臆，形成一种“隔代同声”的叙事策略。在诸多涉宋创作与撰著中，《南宋杂事诗》在这类撰著中具有示范效应和典型意义。     

禁锢的环境怵祸的心态——论洪武文字狱下的文学创作

论文通过对因文字狱而罹祸的文人的实例考察和对因高启腰斩而在诗文坛出现的大量祭诔文的分类剖析 ,探讨洪武文人在森严冷酷文字狱祸中的隐忍情怀与避祸心态 ,以及诗文创作领域由此而诱发的“台阁体”文风和复古文风     

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变迁——以三个重要历史人物为视角

辽东地区在明清之际的军事冲突中占有重要地位,努尔哈赤苦心经营辽东,最后清朝入主中原;万历皇帝荼毒辽东,最后殃及子孙;李成梁虽镇守辽东,功不可没,但是舍弃膏腴之地的六堡,失去重要的军事基地,使辽东形势进一步恶化。努尔哈赤、万历皇帝、李成梁对辽东的经营和管理,透视出明清之际辽东军事局面的历史变迁。     

朱元璋与中外“表笺之祸”

清代史家赵翼将明代因表笺文字触犯朱元璋忌讳而获罪致死，称为“表笺之祸”。“表笺之祸”为前代所无，乃朱元璋以文字杀人之一大“发明”。朱元璋专横跋扈，疑忌重重，喜怒无常，在处理国内君臣关系与邻国朝鲜的关系中，屡兴“表笺之祸”，给国内君臣关系与中朝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与影响。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

明清文论视野中的法度论,主要体现在三个维面:一是对文学法度的肯定与推扬;二是对文学创作具体法度的探讨;三是对文学法度的理论阐说。明清文论家对文学法度的论说,为我们更好地把握文学创作的规律与特征提供了参照。     

论元明清时期的文学目录

元明清三代 ,是古代文学目录学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元代最值得注意的是马端临别具特点的《文献通考·经籍考》之集部和钟嗣成的戏曲文学专目《录鬼簿》 ,《录鬼簿》的出现对明清戏曲文学目录的繁荣产生了直接影响。明、清两朝 :史志目录如《明志》、《清志》等 ,均继续设有集部著录文学文献 ;种类繁富、数量众多的私人藏书目录 ,不仅大都著录文学著作 ,还载入许多为官修、史志目录所不载的白话小说和戏剧作品 ,弥补了正统目录的不足 ,反映了古代文学目录的新进展 ;专科、专题性的文学目录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如不少专集一书之篇目或引书的目录、专录学者个人著述的著述目录等 ,都很有影响 ;而乾隆年间著名学者章学诚对目录学的理论探讨和《四库全书总目》集部空前丰富的文学文献著录及其体例完备的类序、提要等 ,更是这一时期文学目录方面的重要成果     

学术原因是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

乾嘉汉学兴盛的根本原因是学术原因,文字狱等的影响尽管很大,但并没有决定乾嘉汉学的性质,这一事实应该受到学术界的充分重视。     

从明清《牡丹亭》评点看“情”的嬗变

“情”的阐发是明清戏曲批评家热衰谈论的重要话题.笔者以明清关于《牡丹亭》的评点为中心,通过考察“情”在明清两代的嬗变,揭示了汤显祖所标举的“情”在明清士人那里经历的三重变奏,而这种变奏既与明清时代思潮的潜变相表里,又与文人士大夫的思想观念、精神气质的不同倾向密切相关.     

朱珪的理念与嘉庆朝文字狱的终结

身为帝师与大学士,朱珪宽仁治国的政治理念对嘉庆朝政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以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文章认为,朱珪以尧舜之君与三代之治教导嘉庆帝,对其日后为政仁厚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再者,康、雍、乾三朝延续了近150年的文字狱政策,嘉庆一朝毅然中止,以及"洪亮吉事件"的从宽处理,皆与朱珪的努力密不可分,这使朝廷的政治气氛走向宽松,官僚士大夫敢于论政议政,为经世致用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清朝对偷参活动的惩治

关于对东北偷采人参活动的惩治问题,是清朝参务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学界尚无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经过多年有关资料的搜集,在此对偷参活动的各种形式、清朝防范偷参的主要措施和清朝为打击偷参活动而实施的各种刑罚,力争做一番较为详细的阐述。同时认为,清朝打击偷参活动的政策之所以最终失败,主要是东北管理参务的各级官员没有认真地执行朝廷的有关政令,甚至以权谋私,收受贿赂,故纵偷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