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学思潮的文化史研究理论与梁启超的文化史研究

由美国史学家鲁滨逊和德国学者李凯尔特所倡导的新史学思潮认为:文化史研究不同于传统史学主要在于扩大了史学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所有的问题尤其是“进步”作为研究的对象,其任务就是揭示历史的规则和价值,从个别中说明现实;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其历史性和个别性;史学科学化的道路就是文化史研究。“五四”期间,梁启超接受了新史学思潮,既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中构建了中国的新史学理论体系,又在《五千年史势鸟瞰》和《中国文化史——社会组织篇》中完成了部分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实践。     

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现代化范式”

伴随着改革开放,时代主题的改变,西方史学理论的传播,以及"史学危机"引发的中国近代史学界大讨论,使人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产生质疑,"现代化范式"应运而生。"现代化范式"的兴起,提供新的历史价值观、新的诠释历史问题的方法,对推动中国对现代世界变迁和自身历史命运的认识具有不可估量的现实意义和学术意义。     

文化转向下的中国社会史研究——以王笛研究成果为例的分析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盛和文化转向的思潮对于历史学影响深远,中国的社会史研究也由此开始呈现出文化转向的潮流,王笛的著作就是文化转向下的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成功实践,传统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变以及大众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兴起,都将会是社会史研究的大转型.新文化史与其称为社会文化史,不如作为社会史研究的新范式.新文化史、大众文化史及微观史的研究取向对社会史研究具有很强的方法论启示意义,一是拓宽了社会史研究视野,二是对社会史研究中的写作方式的转变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三是带来了新史料观念,四是历史观的重大转变.但在文化转向过程中也出现一些问题,需要防范泛文化主义与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新文化史视域下教育活动史研究的“三个转向”

新文化史是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研究中产生的一种新的史学形态,它的兴起拓宽了历史研究和文化史研究的范畴和领域,使历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历史研究的发展.教育史学作为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一门交叉学科,与历史学有着天然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应该也需要从历史学中汲取营养,获得自身新的发展.近些年来在教育史学界悄然兴起的教育活动史研究可以从新文化史当中获取一些新的启示.新文化史视域下的教育活动史研究需要实现“三个转向”:研究视角应从上层转向民众,将人重新放回到历史当中;研究重心应从宏大转向微观,注重具体描写;历史撰述应从分析转向叙事,注重平实生动.     

环境史学的历史批判思想

环境史学是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研究内容主要是考察人类及其创造的各种社会与之存在于其中的环境、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演变及其后果.明确的批判态度是其显著征候,尤其对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念的批判最为集中和猛烈.目前的环境史学正突破始初的道德诉求和伦理色彩,深入到文明发展和环境变迁的动态过程之中,全面探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人类拯救地球家园并自救的探索中起着重要作用.因而,综合了新社会学与生态学取向并立足于具体研究的环境史学批判,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21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知识创新

21世纪初的中国史学复兴和发展有两个重要目标 :首先是实现历史观的创新 ,研究人类社会整体的全面的历史 ,从经济史、文化史、社会生活史等各个领域全面认识历史 ;其次是在新的历史观指导下实现史学理论知识来源的开放式 ,研究者队伍不断扩大 ,专史研究的综合性和史学功能的多样性等史学理论知识的全面创新。     

抗战时期爱国学人的史学经世思想

抗战时期,爱国学者强调学以致用,自觉把旨在"求真"的史学研究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把研究历史和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关注连接在一起,表现出对历史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赋予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新的时代内涵。其史学经世思想表现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著史考史的社会责任感;自觉为抗战提供历史借鉴、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的课题研究意识;着眼于向大众普及正确历史知识的历史教育思想;"致用"与"求真"并重的史学学术观。     

文萃与信息

中世纪阿拉伯历史学的成就 王建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中撰文说:中世纪阿拉伯史学成就不仅体现在它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学著作、产生了灿若群星的历史学家,更体现于阿拉伯史学所具有的广博视野、深刻内容和对历史、社会、文化的独到见解。它不仅记载了阿拉伯帝国的朝代更替、治乱兴衰,而且涵盖了阿拉伯疆域以外的众多地区、众多民族和众多国家的历史变迁。它不仅记载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文化、宗教法律,而且记述了伊斯兰世界之外的异教世界的山川、地理、风物人情。这种广阔的社会文化史视野,是希罗多德以后直到伏尔泰之前的西方历史学家所不曾拥有的。阿拉伯历史学的思想是深刻的:一些杰出的阿拉伯史学家已经开始形     

田汝康与中国的新文化史研究

学习和借鉴西方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运用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实践,是推动中国史学进步的重要手段,近年来最受国内史学界关注的当代西方史学趋势莫过于新文化史。但学界知之甚少的是,早在1988年,已故复旦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田汝康先生,就已在新文化史方法与中国史研究的结合上做出了重要的开拓性探索,而与国外史学前沿相一致。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学--以地权分配为透视点

在以往有关中国乡村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两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狭隘的学科本位观对社会历史的碎割化,及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导致人的历史主体性的丧失.前者以"圈地"方式将乡村史分割为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文化史、法制史等专门史领域,从而损害了呈全息景观的乡村社会历史的整体性.因此,由单一论域走向多维视野,才能够全方位地认识乡村社会的历史变迁过程.后者则制造了乡村"无人区",其文本使人只能看到概念的逻辑演进和史料的机械堆积,而农民的日常生活世界却不见了.究其原因,乃在研究者丢掉了人本主义理念,缺少对农民的人文关怀.故只有贴近农民,才能真正地理解农民,真正建立起对乡村社会历史的合理解释.在此,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方法和传统史学的人文化书写方式很值得借鉴.走出上述两大误区,也正是要寻求史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