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全覆盖背景下的辩护实质化研究——以一审指定辩护为视角

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我国开展了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但从试点情况来看,指定辩护律师尚未能充分行使辩护权利、有效开展辩护工作。当前,辩护质量已成为制约刑事辩护全覆盖施行的关键性因素。而影响辩护质量的原因新旧交织,不仅有试点带来的新冲击,亦存在法律援助制度的固有顽疾。一审指定辩护实质化的实现路径是确保律师有相当的时间准备辩护、推进智慧辩护建设,构建律师间的衔接机制,完善经费与补贴的保障机制以及健全辩护质量监管体系。     

浅议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

论述有关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的相关内容.律师辩护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由律师作为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本文中将从三个大的方面:律师辩护的含义与律师辩护人的诉讼地位；律师辩护的几种方法；律师辩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具体论述刑事诉讼中的律师辩护问题.     

当前律师刑事辩护困境的原因及对策

目前中国律师刑事辩护正遭受困境,律师刑辩业务在部分地方不但未扩展,甚至有萎缩之势。要冲出这一困境,笔者以为:第一,我国应建立刑事辩护律师的权利特殊保障机制;第二,规范律师收费,完善法律援助指定律师制度,加强辩护律师职业道德、职业纪律教育。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原因及对策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是律师刑事辩护率逐年下降的重要原因。当前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缺失现状主要表现为言论豁免权缺失、作证豁免权缺失及向法庭提供出示证言、材料失实豁免权缺失等方面,究其原因主要为观念因素、司法体制因素、法律因素等,对此可从相应的三个方面采取对策,从而促使和确保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真正得到实现。     

论辩护权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新体现

新近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进行了历史性的重大改革。首先，肯定了与辩护制度有关的原则和制度，即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法律援助和抗辩式诉讼模式。其次，扩大了辩护人和强制指定辩护案件的范围，并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增加了多项诉讼权利。此外，大大提前了律师和辩护人介人诉讼的时间，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庭审抗辩权等权利得到肯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辩护权原则有关内容的新体现，必将对我国的法制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死刑复核程序刑事辩护全覆盖的路径探索

《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开启了审判阶段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的大门。相比之下,更具必要性的死刑复核程序律师辩护全覆盖的问题却被忽略了,导致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利得不到保障。而死刑复核辩护律师的法律援助经费投入、执业权利保障、准入门槛要求及公众维护辩护权的意识4个方面的因素都深刻地影响未来死刑复核辩护全覆盖能否有效推进和实现。因此,有必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形成律师死刑复核程序辩护全覆盖制度落地的土壤。     

对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的制度性思考

我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率低下的原因主要有辩护律师业务水平参差不齐、律师的调查取证制度形同虚设及法律援助制度存在先天缺陷等。死刑有效辩护不仅需要律师具备丰富的执业经验和独特的业务能力,而且需要制度大环境的支持构建,例如制定全国性的死刑辩护指导意见,建立死刑案件辩护的资格准入制度,完善死刑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及建立律师职责言论、行为豁免制度等。     

论律师刑事辩护方案的选择

选择合理、可行的辩护方案是律师搞好刑事辩护的关键。律师选择刑事辩护方案应遵循维护委托人合法权益、择优以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等三大基本原则。据此,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所应选择的辩护方案按最优到次优顺序依次是不起诉方案、轻罪起诉方案、减轻处罚起诉方案以及从轻处罚起诉方案等;在审判阶段则是无罪判决辩护方案、轻罪判决辩护方案、免除处罚辩护方案、减轻处罚辩护方案以及从轻处罚辩护方案等。     

论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

死刑刑罚具有不可逆转性,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是法治从形式正义走向实质正义的必然,是刑事国际司法准则、平等原则和人权保障理念的基本要求。然而我国指定辩护中有效辩护保障机制的阙如及无效辩护的现实之巨大反差,使得完善我国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制度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实现死刑案件指定辩护的有效性,需从实行死刑案件指定辩护律师资格认定制、设置辩护质量的底线标准、确立程序救济渠道等方面加以着手。     

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

［摘要］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如果站在客观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估的话，低无罪辩护率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认罪率决定的，控方质量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巩固并降低了无罪辩护率。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也不应该赋予无罪辩护率太多的价值期待。当然，在另一方面，低无罪辩护率还是能够反映出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辩护制度资源不充分问题，而且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及辩护策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律师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非“被追诉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量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影响。     

有效辩护与辩护质量 ——美国有效辩护制度窥探

美国有效辩护制度分为程序上的有效辩护和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律师实质上的有效辩护其判断标准主要有辩护缺陷标准和损害结果标准。为了保证辩护质量和有效性,被告人可以提起无效辩护之 诉。被告人如果希望法院支持其提起的无效辩护之诉,需要证明律师在辩护方面存在不尽职的行为且还要证明这种辩护缺陷对诉讼结果产生了不利影响。律师的无效辩护一旦得到认定,即意味着原审法院的审判程序被宣告违反了宪法,侵犯了被告人的宪法权利,原审法院的判决即告被推翻,案件将被发回原审法院重新审理。     

论刑事辩护全覆盖的保障

随着2017年10月《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的出台,刑事案件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率先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个省(直辖市)开展了积极的探索。审判阶段刑事辩护全覆盖对提高我国刑事案件的律师辩护率、对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刑事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一些试点地区对辩护律师的认识还存在着偏见,刑事辩护全覆盖对律师数量以及辩护质量等方面也提出了诸多挑战。我国在今后的司法改革过程中应充分吸纳试点地区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的司法现状,采取消除观念偏见、逐步增加律师资源数量、稳步提升律师辩护质量、加强对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以及探索资金来源多层次化等保障措施来逐步实现刑事辩护全覆盖。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的构建——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视角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法律援助缺位、辩护权行使难度大、辩护意见不受重视、法律规定粗疏且操作性差等，亟待加以完善。以刑事辩护法律援助全覆盖为契机完善死刑复核程序，主要路径在于建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强制辩护制度，加快强制辩护的法律修订，以明确违反程序的法律后果、裁判文书说理的要求、律师执业权利的保障、异议权利的行使等事项，并提供相关可操作性诉讼规则指引。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研究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我国律师制度构建中一个有突出争议的问题。辩护律师所担负的职责、刑事辩护的特殊性以及我国刑事诉讼实践分别从理论和现实的方面为赋予律师这一权利提供了依据。在赋予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时，应借鉴有关国家的一些规定，作出科学规制，既明确赋于律师这一权利，又加以适当限制。     

美国死刑有效辩护制度及其启示

刑事被追诉人辩护权的最终实现往往依赖于律师的法律素养、执业水平等因素,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和救济途径,我国死刑案件的辩护效果并不理想.笔者对美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制度进行研究,阐明美国法院是如何通过无效辩护之诉与《美国死刑案件有效辩护指导纲要》所确立的辩护标准来维护死刑案件被迫诉人的辩护权,以供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时借鉴.     

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作为一项具有“天然缺陷”的制度,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作为其程序运行的支撑,以弥补其程序正当性。我国刑事缺席审判中律师有效辩护存在会见权缺失、调查取证权阻却等问题,辩护律师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律师执业权利的充分保障、制定辩护律师的准入标准,利于推进刑事缺席审判程序的有效辩护。     

刑事辩护人过失行为研究

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探讨刑事辩护的实质内容——辩护的有效性问题。特别是分析应当如何看待刑事辩护人在辩护过程中出现的失误和疏忽,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有效救济和保障等。     

刑事辩护制度若干问题探析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制度。新刑诉法和《律师法》对我国刑事辩护制度作了重大修改与完善，但从法理、立法、司法、比较法角度，刑事辩护制度仍不够系统、全面、具体，缺乏操作性，有待深层次、全方位、多角度分析，以期达到科学化、民主化、文明化之目的。     

死刑案件诉讼过程中的人权问题

为了在保障普遍人权的基础上充分尊重刑事被追诉人的基本人权,我国法律对死刑适用做了严格的限制。而从程序上保护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刑事被追诉人的人权的两大基本措施(获得指定辩护的权利和死刑复核程序)却遭遇到来自制度本身和程序实施两方面的障碍。这一方面表现为指定辩护只能在审判阶段适用,从而使被告人辩护权的有效性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则是在死刑复核阶段由于审核合一的现状导致该程序形同虚设,从而导致程序的公正性和人权价值受损。     

论新《刑事诉讼法》下的指定辩护制度

指定辩护制度是保护贫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制度,也是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新刑诉法对指定辩护的阶段、主体、对象及强制性等方面都做了重大修改,实现了指定辩护制度的重要突破.新的指定辩护制度的落实,需要构建一系列实施机制,包括与《法律援助条例》的衔接机制,公、检、法、司之间的协调机制、程序性制裁机制和人员经费保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