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书院儒学传播途径探微

清代是书院儒学传播的最重要时期之一,清代书院对士人日常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儒学。日常讲学承担了书院的主体教育职能,无疑成为书院最主要的儒学传播途径。其特点是"半教半学",非常重视师友砥砺、形成亲密的师生关系,使生徒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藏书、刻书是书院的重要特征,也是儒学传播的重要途径;祭祀作为书院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立儒家道统的重要载体和途径,从精神信仰层面传播儒学。此外,书院还通过命名题额、嵌碑立石、匾联语录等多种环境熏陶途径将生徒纳入到儒学的精神世界中。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明清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以徽州为中心的考察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组织。明清徽州书院教育十分发达,位居全国前列。以徽州地区为中心考察乡村书院与地方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功能实现的途径,主要包括：书院的教学内容、书院的祭祀仪式和书院的讲会制度。此外,徽州商人、徽州宗族及徽州学者和乡绅三方面为徽州乡村书院社会控制提供了经济社会保障。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祭祀文化是儒家礼制文化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是书院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韩两国的书院都有祭祀的建筑以及相应的仪式空间。东亚书院祭祀建筑的布局有着严格的规矩,遵照传统礼制思想中的方位观念。因礼仪交往行为中的宾主位置关系形成了古代建筑(包括书院建筑)中的东西阶制度。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宋代书院与理学的发展密切相关。理学家形成的学统及道统观念,对书院祭祀制度的完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南宋时期的理学家有一种强烈的建构书院学统,以确立书院在儒家道统史上的意义、地位的精神追求,他们通过创建书院学祠,开展书院祭祀活动,以完成这一文化使命与道义责任。     

“话语”之外:乾嘉时期的湖湘理学与地方书院——基于玉潭书院的考察

以往学界关于清中期时代学风的叙述，大致笼罩在乾嘉考据学这一话语体系之下。然而，所谓的“话语”在整合社会下层士人的层面上却具有局限性，这一点在湖湘地方书院教育上体现得十分明显。清代乾隆年间，湖南宁乡士人积极筹备重建玉潭书院，通过编纂书院志的方式，自主选择构建与地方传统理学相融合的胡张学统，并且在书院教学中也时时浸润着湖湘义理之学的因素，不完全受江浙考据学风的干扰。     

山林与庙堂——道脉官脉一体化与中国古代书院的选址逻辑

书院远离尘嚣的选址理念与"士人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似乎背道而驰,然而,看似不合理的文化现象背后却有其合理且深刻之处。通过对道脉官脉一体化进程及其影响的分析,揭示由其推动的中国古代书院选址的三重逻辑:士人集团政治文化圈的建立使士人不惧于建书院于山林;书院作为官僚制与"道的诠释权力"间冲突的缓冲,不得不建于山林;对"道"的纯洁性追求使书院适合建于山林。书院选址逻辑根本上是由道脉官脉一体化背景下凸显出来的政治意志与学术意志之间的张力推动的,理解这种张力与书院选址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理解高深学问中学术与政治的关系。     

对中国古代书院教育科举化原因的思考

唐宋以降,科举制度在中国封建官僚政治体制中有着独特的地位,诱使成千上万的士人走上读书应举之途。然而,官学并未充分发挥其作用,以满足士人获取应试知识的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统治者采用诸多政策诱使书院承担官学职能——开展应试教育。书院为获得生存空间,不断调整其办学模式,满足士人读书应举的需求。这些因素使得书院教育呈现出明显的科举化特征。     

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中国古代书院学礼制度源于中国古代学礼制度。书院学礼制度的主要内容分为两大类:一是修学与讲会之礼容礼仪;二是释奠释菜等祭祀礼典活动。书院之学礼,有其自身的特色,书院祭祀系统代表着书院的道统与学统,在完成书院培养人材的目标、继承传播和发展传统的儒家文化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     

从“崇公抑私”到“尚公重私”——儒家公私观的现代转化

儒家传统文化从"天下为公"的政治维度、"重义轻利"的利益维度和"公善私恶"的道德维度提出了"崇公抑私"的思想,在道德意识和政治理念上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使得"崇公抑私"构成了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主流。然而,儒家传统的"崇公抑私"的公私观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为封建统治阶层服务的"天下为公"导致"天下为私";抑制个人私欲的"以公灭私"导致"假公济私";将公私等同善恶的"公私对立"导致"公私两无"。在时空变迁和语境置换之下,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必须重视"私"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为了构建公民社会,儒家传统的公私观需要转化为"尚公重私",以适应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儒家伦理思想与当代高校德育教育研究

本文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即儒家的人格思想与当代大学生的人生态度的研究；儒家所述的礼节原则与当代大学生人际交往的研究；儒家所论的男女之间的规范与当代大学生爱情婚姻的研究；儒家的道德修养论与当代大学生自律精神的研究。     

儒家文化精神对现代社会的启迪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和谐意识、人本意识、忧患意识、道德意识、法制意识和力行意识对中国社会乃至民族精神有着深远的影响，更与当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德法治国、开拓创新等时代主旋律一脉相承。开掘并宏扬这些文化传统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孔子仁学及其道德教育原则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 ,而其道德教育思想的核心则是“仁”。孔子仁学有两个突出特点 :一是实行“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礼” ;二是以“仁”为道德教育的核心 ,是为了促使被教育者在维护“周礼”时完全出于心理上的自觉。孔子仁学在道德教育上有三个具体原则 :为人由己 ,推己及人 ,知、情、意相结合。     

孔子的德育思想及现实意义

本文介绍了孔子的德育思想,包括孔子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论的论述;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从社会道德教化、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以及人际关系的协调三个方面考察孔子德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论孔子的道德教化观

孔子的道德教化思想是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道德教化的目标分为君子、贤人、仁人、圣人等层次,其中以圣人为最高境界。孔子的教化途径分为自修之道和施教之法,强调通过主观和客观的共同努力实现道德教化的目标。     

论荀子道德教育观对孔孟思想的继承

先秦儒家的思想理论体系博大精深，尤为注重道德教育，继承传统是其道德教育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之一。荀子作为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在创建道德教育思想时，继承孔子、孟子的道德教育作用论、目的论、内容论和方法论，从而弘扬了儒家传统，丰富了先秦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也增强了儒学的入世能力。     

“内圣外王”之探求与分析

人们喜欢用"内圣外王"来表达儒家的理想人格,概括儒家的人生哲学."内圣外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具有人格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理想的含义,所体现的是既内在而又超越之旨.应予以批判与继承,至今它对"安身立命"具有一定的意义.     

儒家传统道德观与我国道德教育

近年来,对儒家传统道德的关注成为我国学校德育的热点。儒家传统道德文化中有精华,也有糟粕,主要表现是以封建伦理道德为本位和以抽象的共性压抑具体的个性。要辩证认识儒家传统道德观,在批判继承中实现超越,并以实践为基础确立和谐的道德教育观,整合传统道德,培养社会主义新人。     

儒家诚信观与高校的内化教育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而诚信思想又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议题之一,深刻反映了儒家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儒家的诚信行为标准,一方面是作为伦理实体的公共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是作为个体道德的内化规范,诚信的伦理德性在于养成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