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环境正义的长江经济带环保问责机制创新

环境正义理论已发展成为生态环境正义理论,涵括生态环境的承认正义、程序正义和分配正义等三个辩证统一的维度。生态环境正义是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的主体基础、运行保障与目标导向,而问责机制的完善是实现生态环境正义的关键。通过检视长江经济带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存在的五大短板,提出要创新地方政府生态环保问责机制,应从问责依据法制化、内容明晰化、主体协同化、对象合理化、程序法治化等方面精准着力,以期落实地方政府的生态环保责任、推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生态资源保护的制度创新

生态环境失衡的根源在于利益失衡 ,因此 ,需对生态保护工程进行制度创新。本文分为四部份 :第一部份探讨生态资源的市场化问题 ;第二部份评析西部地区开发自然资源的三种模式 ;第三部份用博弈论分析三方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农户 )在大规模退耕还林 (草 )等生态保护工程中博弈过程 ;最后 ,基于上述分析 ,认为只有把生态保护与对生态保护区民众扶贫相结合 ,才能可持续保护生态资源。     

论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西部生态环境保护中 ,当地少数民族居民既是参与者、建设者又是护卫者 ,他们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为此 ,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环保措施必须考虑当地少数民族居民的权益 ,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发展愿望 ,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少数民族权益保护的关系 ,只有这样 ,才能确保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和生命力     

生态政绩考评失灵与环保督察——规制地方政府间“共谋”关系的制度改革逻辑

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常规式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是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最为常见的两种机制。运动式治理机制因常规式治理机制失灵而启动并通过嵌入性控制来实现组织目标。生态政绩考评试图通过例行的考评机制来引导和调控地方政府及官员的施政行为。这种机制因存在委托-代理风险、央地目标冲突、绩效结果激励约束强度小等问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共谋行为”的产生,亟须可替代性的治理机制来实现可行的和有效的治理。为此,环保督察应运而生并成为调控生态环境治理节奏的显性机制;通过嵌入性控制能够有效遏制生态政绩考评失灵,规制地方政府间的“共谋行为”,实现对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有效控制。     

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论纲

近年来,环境保护领域公共事件频发。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及其环保职能部门不作为,忽视其本应承担的环境保护责任,其实质是地方政府环境责任的缺失。政府环境责任包含政府对环境保护所承担的的道义责任、法定职责、法律责任三个层面。本文以对政府环境责任的解释为逻辑起点,分析了地方政府承担环境责任的理论基础,提出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义务的主要范畴,并阐述了地方政府环境保护责任包括政治责任和法律责任。地方政府环境法律责任包括违宪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     

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

21世纪中国公路作为主导性交通基础设施将飞速发展,而公路建设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又势在必行。本文针对公路环保问题从景观、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三方面进行了阐述,并且论述了解决公路环保问题的对策和政策,强调达到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双赢才是最终目标。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有效路径——以习近平调研长江经济带发展为背景

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破坏日益严重。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调研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情况,主持召开了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当前,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政府积极主导,社会参与乏力;地方各自为政,缺乏战略规划;资金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健全;区域立法缺位,保护监督错位。为了实现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通过提高环保意识、营造共抓环保氛围,建立互动机制、协调多方利益关系,创新融资方式、完善环保补偿机制,实现长江保护立法、推进环保监督升级等有效措施,积极打造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命运共同体,努力构建长江经济带环境保护齐抓共管机制。     

“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笔谈

主持人语：2013年11月,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以来,“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即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其背景有三：一是中国环保四十多年虽历尽艰难曲折,并取得重大成就,如在观念层面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到生态文明,在实践层面从治理“三废”、实行“三同时制度”到环保立法、确定“生态红线”,都充分显示着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巨大进步。但是,生态环境保护仍无法适应改革开放中对环境、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生存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土地、水、空气、气候等环境问题日益以整体性、复合性的方式爆发出来,引发并加深着社会公众的生态环保意识,激发着人们的生态环保情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现实课题。二是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两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单列“生态文明建设”,对“生态文明”的内涵、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和主要做法等作了深刻阐述,标志着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意志,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三是三十多年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研究和成果积淀,为提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主要内容、方式、方法、途径、目标等,虽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有所阐述,但亟待深入研究,以免制度无魂,失却方向,导致制度泡沫或使生态文明建设为制度所累。我们以为,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和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因为用制度保护的生态环境归根到底属于人化自然,作为自在自然的宇宙自然界不会因为人化自然环境劣变或地球毁灭而消失。人类要担心的是人类的自我毁灭以及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生态之基--人化自然的劣变和毁灭。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市化历程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

本文首先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城市化历程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情况进行了回顾.其次从农村环保资源、城乡一体化规划等角度对我国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状况进行反思.最后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提出在城市化进程中保护好我国农村生态环境的若干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