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城市化的动力、类型与策略

“人的城市化”研究,应当超越单一的城市视角,发现农村,扩展城市化研究的农村视角。随着打工经济的兴起,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的农户分化为脱离土地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和贫弱阶层,与之相伴随的是农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村庄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工作生活需求、婚姻挤压和教育竞争等成为推动农民城市化的动力。农民城市化方式是农民家庭有主体性的策略选择,呈现出主动脱离型、动态调整型、被动跟随型等农民城市化的基本类型。农民主体性的“渐进城市化”模式是建立在“半工半耕”家庭生计模式和保护型城乡二元结构基础之上的。实现“人的城市化”战略目标,应当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推动农民进城的同时也要保护他们的返乡权。     

家庭发展能力:农村家庭策略的比较分析

从鄂西农村与华北农村的差异出发，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探讨了家庭发展能力的有效基础。鄂西农村相对薄弱的半工与半耕、低度的代际合力以及有限的人生任务，与华北农村相对充分的半工与半耕、紧密的代际关联以及近乎无限的人生任务存在鲜明差异，最终体现为家庭发展能力的差异。根据家庭发展能力的不同，农民家庭可以大致划分为发展型家庭、维持型家庭和救助型家庭等三种类型。农民家庭的“分类治理”是激活家庭发展能力，实现家庭政策落地的重要基础。     

半工半家:农村妇女非正规就业的解释

基于妇女就业的微观过程,从家庭整体性视角解读其就业模式及其劳动力配置的一般性意涵,立足武汉远郊村妇女劳工队的实践经验,发现嵌入非正规就业市场中的农村留守妇女践行半工半家的就业模式,表现为家庭事务优先,兼顾个人非农收入.这一就业模式是由非正规就业的在地化、灵活性与互助性形塑的,其根本上取决于妇女家庭角色分工及其家庭发展需求.半工半家作为农村留守妇女劳动力配置的新模式,是半工半耕结构的延伸,推动家庭现代化转型与城乡关系有机互动.基于此,需重新审视女性非正规就业问题,其不仅形成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以维系社会稳定,同时作为新的家庭再生产模式成为城乡互动的弹性机制.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维持型家庭与贫困再生产——基于对贵州石阡县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实证调查

集中连片地区的贫困问题在根本上是文化问题。在市场化转型过程中,家庭和村庄是农民市场化的重要媒介,家庭、村庄与市场共同定义了转型时期的农民生活逻辑。贵州农村农民与家庭的关系以及农民与村庄的关系降低了当地农民进入市场的动力,从而孕育了维持型家庭的形态。具体而言,维持性家庭的形成主要源于“半工”与“半耕”双弱的家庭资源积累方式和即时性消费主导的家庭资源分配方式。农民家庭在整体上呈现出“低收入、高消费、低积累”的状态,家庭积累能力不足,家庭发展能力较弱。维持型家庭是贫困文化的结构基础。维持型家庭观与无压力的村庄社会阻隔了农民家庭劳动力的市场化,它不仅消解了农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动力,而且稀释了市场化的压力。基于此,破解贫困的根本之道,在于重塑家庭再生产的目标,激活和释放家庭发展能力,打破贫困再生产的家庭模式。     

人口分化:理解转型期农民分化的一个视角

在市场化进程中,我国农民家庭普遍形成了“半工半耕冶的经济结构。 由此,这也使得农村中发育形成了一个以“半工半耕冶农户为主体的、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农村中间阶层。 这一规模庞大的中间阶层将趋向何种阶级状态,应如何理解其分化路径及阶级属性?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农村的基本制度约束下,农村中间阶层农户的家庭收入变动,更与家庭劳动力的数量变化及配置方式相关,即人口分化构成为这一阶层分化的基本机制。 这也是黄宗智先生所指称的当前我国社会中以农民为主体的“悖论社会形态冶的基本生成机制。 农民家庭的人口分化模式,意味着我国农民的分化路径既非沿着欧美发达社会中产化的职业分层模式演变,也非沿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下农民的无产化模式演进。由此,所形成的去无产化的农村社会,也构成转型期中国政治秩序稳定的基础。     

新时期农户“半工半农”二元收入结构的固化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水平的不断推进，农户现金需求的压力不断上升，农户消费呈现出实物需求、现金需求的二元倾向，农户的二元需求推动农户劳动呈现出“半工半农”的二元结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粮食价格的低迷使农户单纯依靠农业劳动无法满足家庭的简单再生产，农业劳动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实物需求，非农业劳动则主要是为了满足农户的现金需求。这样，在劳动与消费二元化的情况下，为了增加农民的福利，必须要长期坚持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不变；改善农民从事非农业劳动的环境；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外出转移。     

城乡中国:乡村社会转型中的结构与秩序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快速转型，传统的“乡土中国”不断解体，“城乡中国”成为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新形态。城乡中国阶段新的城乡均衡关系逐步形成，农民自由进城和顺利返乡，形塑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半工半耕”结构。以农民为主体的“半工半耕”结构充分体现了农民的阶层自主性，赋予了中国社会结构充分的弹性和韧性，维系了转型期乡村社会结构的均衡。城乡中国富有弹性的社会结构，是中国特色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保持稳定有序发展的内在机制。     

半工半农是农民家庭的最优选择吗?——对当代中国农民家庭生计的实证研究

作为当代中国农民家庭主流的经济形态,半工半农历来备受争议,但现有研究对该形态优劣的讨论主要从社会政治功能的视角展开.以经济功能为视角,通过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半工半农家庭的经济绩效,从而得出半工半农经济形态对于农民家庭来说,是既无最好的家庭经济效益、又牺牲家庭社会效益的经济形态.     

消费性县城与长期性半城市化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目前许多进城的农民在不同程度上仍依赖于农村资源,而且要去大城市就业以赚取更高工资,因此不少农民家庭还是长期分居。这种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从微观上来看,主要是由80后、90后消费升级推动的,是其在追求与能力之间平衡的结果。从宏观上看,是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与国家化资源配置公平之间的平衡。当前,农民进入县城实现的主要是生活城市化,县城的消费性比生产性更加突出。县域半城市化状态也反映出县域生产力的不足,农民家庭劳动能力和积累能力的不足。不论是农民家庭通过劳动能力质变或者家庭积累来实现完全城市化,还是县域生产能力提升为农民完全城市化创造更好的条件,都需要较长时间,因此这种县域半城市化具有长期性。     

试行“费改税”对农民负担的影响——以湖北监利178户典型调查为例

以农村税费负担为核心,以试行"费改税"的农民负担为主题,对政策试行前后农民对负担的反应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民对目前的负担政策比较满意,对"费改税"政策的试行也比较欢迎.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问题是基层对农村"费改税"政策目标认识存在很大偏差.将"费改税"政策目标定格在负担绝对数的下调,明显是错误的.若"费改税"的收取仍以农户家庭人口规模与农地规模为基准,而对农民本身的收入水平不作更多的考虑,则农村税费改革的目标--理顺政府与农民关系,让农民有一个休养生息的机会--将很难达到.     

三农框架下中国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系统思考

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作为农村土地制度体系中的基础与核心 ,其创新的优劣直接决定着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近年来围绕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价值的思路 ,但实践效果并不理想。认为 ,在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分离的基础上 ,建立与健全国家与农民双重所有的土地产权主体结构 ,更有利于农村土地制度运行目标的最终实现。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三权分置”政策是我国调整农民和土地关系的重大制度创新,必须用科学的法思想和法理论来对政策的法律内涵进行明晰,实现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规范”的全面转化。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三权分置”是围绕着农地展开的“三农”改革,即农业生产方式与土地市场化的再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基层自治组织关系的重构、农民的身份利益与自我解放。通过对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四种观点进行分析,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法权结构表达为“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资格权”;宅基地资格权是以身份权为基础,包含财产权内容的复合性权利。未来民法典物权编应当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规定为总有关系;修订细化成员权得丧变更的制度规范;建立宅基地资格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配套制度。      

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论纲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实际,对农民革命进行了艰辛地探索,形成了农民革命主体论、农村阶级划分论、农村土地革命论、知识分子动员论为主线的内涵丰富之农民革命思想论纲。毛泽东农民革命思想论纲是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对于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等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及其影响因素——基于6省286份问卷数据

基于中国6省286份农户问卷数据,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从农户土地占有、社区组织功能、农户自身和家庭劳动力结构等方面分析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地块的平均面积、村委会的代表作用、农户对村委会的信任程度、农户的经济投入能力和从事农业劳动的人数等5个因素正向影响显著;地块的数量、土地距离水源的距离和外出劳动力人数等3个因素负向影响显著;村委会提供资金支持的能力、村委会的组织能力和农户间的合作能力等3个因素影响不显著。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留守妻子”生存状态研究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和谐环境，而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社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排斥着农村夫妻共同迁居城市就业和生活，这导致了许多半流动农村家庭的出现。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在农村社区的不稳定性和欠和谐发展，给广大农村造成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隐患，是新时期农村建设的不和谐因子。夫妻在外出与留守的抉择中，多数妻子无奈地选择了后者，承担起了本应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责任。研究表明：虽然大多数“留守妻子”是由于子女的教育才留守在农村的，但她们却缺乏将子女教育成才的自信和能力；丈夫外出后，大多数农村“留守妻子”认为其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了，部分认为更幸福的妇女主要是由于经济收入的增多或可以免除家庭暴力行为；“留守妻子”的选举投票自主权有所增强，但是她们参加干部竞选的积极性降低。     

中农经济:微观实践与理论意义——湖北京山J村调查

农户经济行为深嵌在村庄社会关系中。与经典的理论判断不同,土地流转与阶层分化条件下的J村呈现出“中农经济”样态。中农阶层在土地生产上互助合作,在生活方式上消遣闲暇,在社会交往上保持融洽的阶层关系与强烈的参政兴趣,整个村庄因中农阶层占主导地位及中农阶层的引导作用而表现出团结有序的面貌。中农阶层为城市化、工业化背景下破败的农村社会注入活力,为粮食安全和国民经济平稳增长提供保障,有助于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农民合作能力的增强。尊重农民的经济行为,探索出一条以大多数农民为主体,最大可能增加大多数农民福祉的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对“三农”问题的探索

近代中国作为一个封建农业国家,农民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三农"问题自共产党建党以来一直都是受到高度重视的。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领导农民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尝试,这些有益的尝试和探索为党日后政权的建立和稳定以及革命事业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也有深刻的启示。     

完善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SICP范式、路径及其内涵

“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于农村,而其焦点在于农地产权流转创新及其市场化程度,受制于历史习性、制度特性（制度模糊、产权权能虚置）等约束,我国的农地经营流转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农民最重要的“财产”,农地产权市场化流转的关键是解决农地资产产权的权能配置及其合约激励问题。不同的合约权利结构（S ）决定经济制度及其变迁（I ）的本质,而主体行为选择（C ）的方向及其获得的绩效水平（P ）既是制度创新的结果,又是引致制度变革的原因。文章整合多学科理论,以承包合约的静态与动态权利结构分析为起点,提出基于“权利结构-制度变迁-行为选择-绩效”之联动关系逻辑的“S IC P”范式,为新形势下我国农地产权流转制度的实践创新提供理论框架和政策参考。     

从家庭到社区:产业振兴中农民双层合作体系的建构机制——基于山东省B县电商产业的实证调研

从家庭到社区的双层合作是农民主体有效参与新兴经济业态,助力产业振兴的重要途径。研究发现,新兴经济产业通过“市场社会化嵌入”的驱动扎根乡村社区,带来村庄内外系统中资源、关系的优化配置。在此基础上,市场利益与农民家庭的发展目标契合,核心家庭、扩展家庭内部实现策略性整合;立足家庭的生计发展合作,依托传统社会关联和政府引导的正式组织,社区层面的各市场主体则形成纵向一体化的弹性产业合作。这一双层合作体系以产业振兴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孕育出社区可持续发展、公共性成长和治理资源培育的新路径。加强政府统筹规划和多元组织能力建设,是避免合作异化和产业利益脱嵌于村庄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