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预防惩治腐败体系构建:以利益冲突为视角

利益冲突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公职人员作为社会人所代表的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是众多因素共同导致腐败产生的触发器。防止利益冲突的过程是预防腐败,从源头治理腐败的重要切入点。新时期构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我党创新预防和惩治腐败制度的重要举措。面对日益严峻的腐败形势,高校应着重从构建思想道德防线、制度防线和社会监督防线等方面构建腐败防止体系。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依靠地方治理现代化,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地方政府与社会赋权增能双赢发展的过程。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凝闭型”政策体制体现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也存在两个方面的客观情势：公共事件本身的诉求、影响程度和地方政府的资源与空间直接决定凝闭型政策体制下的政策议程设置;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表现出体制钝化式的被动反应特点。地方治理的本质就是地方性公共权力权威性、市场化、公平公正配置公共资源或公共利益的政策过程。要实现地方治理现代化,就需要坚持制度化分权,将政策体制从“凝闭”转向“开放”,从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运行规则和参与趋势三个方面构建理性与共识并存的新型常态治理模式。     

公共治理视角下弱势群体话语权的保护

公共治理,意味着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发挥着应有的作用。在当前的治理过程中,我国弱势群体话语权制度保障不健全、话语权社会载体不力、话语的正当渠道不畅,进而制约了公共治理的实现。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需从四个方面入手:创新社会管理理念,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公共治理机制,协调利益矛盾;完善多中心治理,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加强弱势群体主体意识教育,提高其政治参与积极性。     

公共治理:经济法治理范式新选择之可行性分析

公共治理强调作为元治理作用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形成互动性的治理网络,以共同参与、平等对话、民主协商、互动合作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以期实现社会和谐发展和公共利益最大化.公共治理与社会整体利益存在的勾连关系表现为:公共治理实质上是政府让渡部分权力给公民社会,联合政府——市场——公民社会等具有多元利益需求的互动性的治理网络,通过“共治”的网络合作管理模式,促成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公共治理提供了两种层面上的思维性资源,一是实现主体上的多元化,二是干预手段上的柔化.将公共治理引入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实现过程,其目的是为实现经济法的价值目标——社会整体利益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和全新的治理范式.     

合作收益与公共治理

公共治理是各类公共组织为解决组织内部共同事物(或利益)时的制度安排,由于这种公共利益的存在,传统的基于“经济人”的“竞争性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就应该发生改变,合作而非竞争,是公共利益组织最优化的必然选择。公共治理理论应建立合作-收益的分析框架,通过人类的合作机制,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基于这于认识,文章分析了公共治理中遇到的难题和困境,并对竞争性成本收益和合作收益两种分析方法进行了比较,指出合作收益分析是公共治理的方法论基础。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     

公共利益本位论与行政诉讼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法决定于利益关系，权利来源于法，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是一组对立统一的矛盾，而公共利益是该矛盾体的主要方面，决定着该矛盾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行政法所体现和调整的正是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作者认为，公共利益本位论是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公共权力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都不能成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的"三维度"反思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

我国行政公益诉讼理论是近年来法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其理论意旨与制度建构仍然停留在权力制约的基础之上,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对话、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的沟通,以及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融合,容易引导行政公益诉讼理论与制度走向歧途.因此,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视角,运用国家和社会、公法权利与私法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三对范畴,从3个维度反思当前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理论,以摒弃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对立,破除私人邻域和公共邻域的藩篱,实现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融合,为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奠定理论基础.     

融通与互动:社会资本与协商治理的内在逻辑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存在于人们关系结构中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协商治理注重互信基础上的合作行动,是国家治理的本质体现.社会资本的内涵与协商治理的旨意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性,即社会资本的孕育与协商治理的运行都以公共领域作为平台,均涉及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皆为了破解集体行动困境,从而实现某一共同体的公共利益.社会资本对协商治理面临的问题具有较强解释力,因而社会资本就成为研究协商治理公共事务的新维度.一方面,社会资本为协商治理提供社会资源和基础,表现在社会信任是协商治理的心理基础、互惠规范是协商治理的重要支柱、公民参与网络是协商治理的动力源泉;另一方面,协商治理有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体现为协商治理能够为社会信任提供重要保障、促进社会规范形成、拓宽公民参与网络渠道.因此,社会资本与协商治理具有融通与互动的内在逻辑.     

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以择校问题为例

利益是公共政策分析的基本范畴,实现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制定最重要的目标。教育政策的利益分析包括利益主体分析、利益需求分析、利益实现方式分析以及利益结果分析四个方面。从利益分析的角度来看,择校问题实际上是由于优质教育资源供需矛盾而导致的,其中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是根本原因。择校代表了一种个人的基本权利,体现的是个人利益。通过改革不合理的教育供给方式、增加教育服务供给,是治理择校问题、平衡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有效途径。     

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

公共危机与治理模式之间构成了一种"挑战—回应"的循环关系。公共治理从其基本内涵和理念来看,是对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最好的回应。实现善治,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有效之道。就我国而言,公共治理视野中的公共危机管理必须实现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手段的转变。     

论社区治理的新模式——基于公共治理理论在社区中的应用

社区自治是目前社区建设的热点话题,然而社区自治在我国当下究竟是否可行却值得深思,因此,我们应该从社区的性质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出发,论证社区自治的缺陷,并将公共治理理论引入社区建设,从而探索一种新的社区治理模式,即多元主体通过协商合作,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市场、公民社会各司其职,同时又相互依赖。     

中国公共卫生治理:逻辑演进与维度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经历了政府计划、市场机制和社会治理模式的艰难探索过程,终于走上了公共卫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道路。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中国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和现代化治理变革提供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现实检验,充分彰显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但也同时暴露出市场机制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缺位错位问题。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同框出镜、互补嵌入和重构个体化社会的公共卫生治理,是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的必由之路。     

当前中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面临的挑战与策略

积极舆论指的是能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合情合理的对策建议或持续的动力,从而有利于某些社会问题或事件朝着有益方向发展的健康舆论,与之相对的是消极舆论。舆论环境由舆论组成。如果一个社会的舆论以积极舆论为主,不同领域的积极舆论汇聚在一起,就会形成积极舆论环境。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有利于提升主流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有利于巩固壮大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国内外的一些消极舆论给当前中国的积极舆论环境建设带来了极大挑战,对宣传思想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们要避免消极舆论的产生和影响,依法治舆,做好舆论治理和导向工作,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形成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积极舆论环境的新格局,最终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营造积极的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     

论公民社会组织对公共精神的涵化

公共精神是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精神之一,但这种精神却不会像"理性人"的利益观念一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自发形成。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为涵化公共精神提供了平台。它对于公民的责任意识、法治精神、公德意识、参与意识和志愿精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孕育、熏染功能,而这些意识和观念正是公共精神的体现。     

网络空间作为一种公共领域的可能性分析

自哈贝马斯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以来,此一术语已成为中西方学者研究中国社会的一种重要理论架构。对哈氏这一概念的运用,尽管可超越这一概念所产生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不能脱离其核心内涵,即公共领域构成的四个"要件":必须以市民社会的形成为其存在条件;必须有一定规模的、关心普遍利益的公众;必须形成具有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必须具有公共媒介和公共场所。根据这一标准,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用于对当代中国网络空间的分析时,可认为网络空间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只是一种"准公共领域"。从"准公共领域"迈向"公共领域"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同时也将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与市民社会的建设。     

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

虽然在现代社会宗教和政治之间形成了“政教分离”的格局，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和政治的关系完全消解。相反，宗教正日益作为一个新兴的“第三部门”在现代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试图从现代公共治理理论的兴起、发展及成果入手，探讨宗教介入到现代公共治理的契机，并最终落脚于宗教与现代公共治理良性互动的研究。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

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学界对公共卫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其实百年前,马克思就曾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问题展开深度批判。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的揭示,是马克思公共卫生批判的立足点,他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恶劣的生活环境、糟糕的饮食状况和肆虐的霍乱疫情;进一步剖析出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卫生问题的根本成因在于资本逻辑,体现在资本对工人的奴役,资本主义公共卫生治理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导下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公共卫生问题化解的根本之道在于以人类解放为目标指引,依靠无产阶级的主体力量,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公共卫生批判对当今的公共卫生治理仍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涉及社会制度保障、人民至上理念以及生态环境保护。     

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辨析

环保行政机关具有提起环境民事公诉的正当性基础,应该赋予其环境公益诉权。环保行政机关提起环境民事公诉应当满足一定的要件：以公益代表人的身份提起;管辖范围内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害;运用环保管理行政权力不足以或不能保护环境公共利益;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已履行诉前通知义务。在环境民事公诉起诉主体的序列里,环保行政机关优于检察机关。环保行政机关的环境公益诉权和公众的环境公益诉权因一方行使而阻断另一方行使,但可通过诉讼参加制度保证环保行政机关和公众在通过诉讼手段维护环境公共利益时的沟通。     

网络公共事件的演化机理及社会协同治理

网络公共事件有潜在-萌芽、发生-蔓延、深入-变化和消退-终结四个阶段,四个阶段中的目标、主题、舆论以及主体行为皆不同。以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应对网络公共事件,首先,确立社会协同治理是一自组织的过程理念;其次,从协同意识、协同目标、组织机构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创造社会协同治理条件;最后,构建利益协调、信息协同、舆情预警、协同机会识别和联动处理等机制,实现对网络公共事件的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