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扫毒进行时

近日,河南省滑县公安局牛屯派出所所长杜彦波、指导员王建方,深入牛屯镇丁林村村民刘某家中走访时,发现刘某家院内菜地中居然大面积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鸦片罂粟（大烟）幼苗。经当场了解得知,刘某年近六旬的妻子丁某听闻谣传称食用鸦片罂粟（大烟）幼苗能降血脂,因此丁某铤而走险非法购得毒品鸦片罂粟（大烟）种子种植后以备食用,未料被职业敏感性强的民警一眼识破。     

“今年花落颜色改”——嘉道年间罂粟种替换原因考

在毒品史研究领域,学界有两种看似矛盾的观点:一是罂粟在唐代传入中国,明代医家已经掌握了提取鸦片的方法;二是鸦片战争前所需鸦片几乎全部来自进口,土产鸦片是嘉道年间引入新罂粟种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关于唐代罂粟的种名和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却始终悬疑。本文用花色和吗啡含量两项标准考证出唐代入华品种确系鸦片罂粟种,而观赏为目的的人工栽培导致其生物碱成分的变化和鸦片产量的下降是清代罂粟替换的原因。     

日军强迫怀安种植鸦片 民不聊生

我叫王玉兰,今年78岁,对当年日军占领河北省怀安县后,强迫当地农民种植鸦片的历史有所目睹耳闻。毒品种植早在1937年年初,日伪察南自治政府便炮制了一个所谓的《鸦片业务指导纲要》,宣扬鸦片生产是为了"发展战时医疗事业",并规定多种罂粟者"可以免除地租、兵役",还可以配给布匹、食盐、煤油、洋火等日用品,以此来欺骗广大农民。当时,由于备受帝国主义的掠夺,农民生活异常艰苦,布匹、食盐、煤油之类的日用品十分匮乏,日寇出台的这一"鼓励"政策,极具诱惑力,农民根本没有意     

鸦片战争时期的道光皇帝

探讨道光帝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决策,对鸦片战争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对鸦片问题的摇摆不定.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摆在清廷议事日程上最急迫、最棘手的是如何处理鸦片的问题. 鸦片是具有药物功能的麻醉性毒品,原产地不在中国,由外国商人贩运来华.早在1729年,清雍正帝就颁谕禁止贩卖鸦片.1800年,嘉庆帝颁谕禁止鸦片进口和在国内种植罂粟.由于清政府统治集团的腐朽,禁令等于虚设,鸦片走私日益猖獗.怎样解决鸦片走私进口所     

侵华日军的另类杀人武器

1937年,太原沦陷后,日寇强迫河西地区的菜农在菜地都种罂粟,日伪还成立了一个专管收售鸦片的机构,美其名曰＂太原禁烟局＂,就设在大南门街路西,菜农所产鸦片全部被他们收走。他们不是倾销鸦片,而是把鸦片再加工制成一种叫＂料子（也叫料面）＂的毒品,形状似饼干,黄褐色,由大小料贩卖给中国人民吸食。     

“弛禁派”新议

史载,鸦片以药材纳税报关进口,约始于明万历年间。然其泛滥猖獗,实在清代后期。清廷为根除鸦片流毒,于1800年下诏停止进口鸦片,并累谕各地方官查拿鸦片走私、擅种罂粟及吸食鸦片者。但终因吏治败坏,颓风难挽,禁烟法令形同具文。1835年,外国鸦片向中国输入多达三万余箱。不少地区罂粟田连阡陌,而且开设烟馆和吸食鸦片者大都逍遥法外。在这种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对禁烟持不同意见的争论。有人要求变通解禁,放松限制;有人认为应     

红七军在右江革命根据地禁烟策略初探

鸦片种植、交易及过境是民国时期右江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邓小平领导的红七军对鸦片采取寓征于禁的政策,利用鸦片的经济作用,为根据地、为红军服务;利用鸦片的反作用,做好禁烟宣传,排除鸦片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不良影响。     

20世纪30年代前后罂粟种植与饥荒

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民国社会毒祸横流,植烟面积达8000万亩,鸦片产量为120万海关担,吸食各类毒品的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16.8％。由鸦片引发的饥荒在当时频频发生,以云南为例,“云南饥荒,系因种植鸦片过多。……今后若不自种粮食,则饥荒永不得免!”鸦片是怎样影响粮食生产进而引发饥荒的呢?     

晚清浙江鸦片流播问题述论

晚清时期,浙江鸦片问题凸显。台州、温州等地种植罂粟和售卖鸦片,宁波、杭州、嘉兴等地鸦片走私猖獗,外国鸦片和本地烟土在浙江境内蔓延。地方官员面对外国烟贩、外省烟贩、本省烟贩、吸食者和盗匪游民等利益群体,积极调整措施,虽未能彻底遏制烟毒蔓延,却也提供了难得的禁毒经验。     

凉山毒品问题现状、趋势及对策研究

凉山历来为毒品输入内地之“四川通道”的第二关卡 ,历史上即是一个种鸦片、贩鸦片、吸鸦片的重要地区。 80年代末 ,毒品问题在凉山死灰复燃。目前 ,其涉毒特征和趋势表现为 :涉毒区域由农村向乡镇、城市蔓延 ;涉毒主体已由农民转向干部、由无业者转向有业者、由男性转向女性 ;涉毒方式及手段由隐蔽转向公开 ;涉毒人员由以贩养吸转入只贩不吸 ;女性贩毒特点十分突出 ;涉毒人员低龄化、低素质化现象严重 ;涉毒违法犯罪行为呈上升之势。建议继续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 ;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区家支的作用 ;制定帮助彝族贫困地区发展经济的特殊政策 ,拓宽贫困人口就业渠道 ;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在毒品重灾区兴建一些劳教农场     

晚清四川鸦片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晚清时期,受鸦片暴利的驱使,四川省广种鸦片,川土的销售和消费都很旺盛,烟土税也成为全省重要的财政来源之一.但旺盛的鸦片生产和贸易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秩序,引起了乡村地区生产结构的巨大变动,使经济与社会发展更趋畸形,因而四川也成为了禁烟的重点省份.经过几届政府官吏的努力,四川省的鸦片在清朝覆灭前几乎禁绝,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义,但也使当时一些农民的生计受到影响.     

略论清末四川的鸦片烟祸

清末,中国土鸦片以“川土”数量最多。本文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四川鸦片泛滥情形的简要回顾,集中探讨了当时四川省鸦片烟祸泛滥的原因及其危害。     

论清末山西禁烟的举措与成效

毒品的泛滥成灾,是近代山西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1905年至1906年,山西一省行销的土烟量即居全国第二。鸦片烟毒使山西经济凋敝,民众生活困苦不堪。但在清末禁烟时期,山西的鸦片之害一度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山西成为全国禁烟的典范。本文即从禁种、禁吸以及禁运三个角度来考察清末山西禁烟的措施及其效果,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从而为当今的禁毒斗争提供经验与教训。     

论清政府的＂以民制夷＂政策（1840—1860年）

“以民制夷”是清政府面对新的中外形势所采用的一种外交手段。鸦片战争后,清朝的一些地方官员利用民意抵制条约,但中央政府在此问题上却游移不定。直至道光末年,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清廷才下定决心用民“制夷”。咸丰初年“以民制夷”成为清政府制止“夷人”条约外侵权的强硬手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以民制夷”的方式更加激烈：它鼓动民众武力攻击“夷人”,自己则借此拒绝推翻列强强加的新的不平等条约。     

晚清山西义学与寺庙文化的冲突

义学是清代中国乡村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晚清山西，义学逐渐取得国家、绅士以及乡民的支持，破除寺庙文化的阻碍，在乡村社会不断扩展。在义学取代寺庙成为乡村重要公共事业的过程中，透过绅僧冲突、僧民冲突诸多事例，可以看出义学的发展推动着山西乡村社会文化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和重构，促使其朝着近代化方向迈进。      

张邦伸《全蜀诗汇》与清代地方诗歌总集编纂

张邦伸是乾嘉年间四川著名的乡贤代表,其晚年热衷于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他编纂的《全蜀诗汇》是清代四川全省第一部清诗总集,对清代四川后续诗歌总集如《蜀雅》《国朝全蜀诗钞》等的编纂有着重要的垂鉴价值与示范效应。虽然《全蜀诗汇》今天仅存残卷,但可以在张邦伸编纂的另外一部诗歌总集《汜南诗钞》的研究基础上,对《全蜀诗汇》的编撰体例、诗歌评点和文献价值等方面进行管窥,还原其本来面貌,以期推动清代四川诗歌总集的研究。     

论清代福建妈祖信仰的兴盛及其原因

以史料为依据,论述明末清初郑成功收复台湾、清廷对台用兵、海上闽商集团增多、各地闽商兴建会馆天后宫等,是促使清代福建妈祖信仰兴盛的主要原因。当妈祖信仰普及福建全省后,呈现出了一些不同的特色。     

清末民初西部农业困顿探析

清末民初西部省区或因生态环境严重制约农业生产的发展,或受交通状况阻隔,与市场特别是国际和国内各省区间商品运销网络联系稀疏,阻滞了农产品商品化的进程,其间出现的大面积的罂粟种植,则成为农产品商品化的一种畸形现象,对当地农村经济并无助益。中外工商资本的介入,是当时农产品改良、生产技术和经营方式改进的主要动因,而这也是西部地区所缺乏的。与此同时,西部地区较之东部更多地承受着天灾人祸的打击,这就更使西部农业长期滞处于简单粗放乃至原始的耕作状态。     

广东清代诗歌总集的后出转精之作——论凌扬藻《国朝岭海诗钞》的体例创新

清代广东地区的文化发展空前鼎盛,文学创作和编纂工作非常普及,因此诗歌总集也是数量众多,成就斐然。其中,凌扬藻所辑《国朝岭海诗钞》是一部具有集大成意义的省级清诗总集。兹对该书的编纂体例进行考察,冀为进一步研究清代地方类诗歌总集提供具体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