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非效率投资与上市公司治理——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数据为样本,考察了股权分置改革后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与非效率投资及公司治理之间的关联。研究表明:中国上市公司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且总体表现为投资不足;控股大股东与非效率投资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第二大股东能抑制过度投资行为,但也进一步导致投资不足;股权集中度与非效率投资呈正向关系;董事长与经理人合谋会导致非效率投资,而相互监督则能抑制非效率投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更易产生非效率投资;产品市场的竞争程度会使上市公司加大投资,抑制投资不足。     

EVA在福建上市公司风险收益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国资委将经济增加值正式纳入央企业绩考核体系，标志着EVA在我国公司治理领域得到认可，但在投资分析领域还有待推广。基于福建上市公司2006、2007年的数据，对每股EVA与季度平均股价变动收益率及每股EVA与标准离差率进行回归分析和相关性检验，实证研究表明股权分置改革后，每股EVA虽然对股价波动解释能力不强，无助于投资收益分析，但每股EVA与标准离差率显著相关，有助于投资风险分析。     

试析国资委经济增加值

现代企业财务管理正逐步转向价值创造和以价值最大化为基本目标。2010年初,国资委发布的《中央企业负责人经营业绩考核暂行办法》用经济增加值（EVA）指标取代了传统的净资产收益率（ROE）指标。经济增加值是价值总量指标,借助经济增加值的计算结果可以直接判断企业是否在为股东创造财富。在实际计算经济增加值时需要对利润和资本等项目进行调整。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有助于引导企业更加关注价值创造,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但是经济增加值考核指标仍然存在问题：行政规定的资本成本率影响经济增加值的准确性、可比性,影响企业对于项目风险的态度;经济增加值指标可能不利于鼓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依然存在企业管理者利用各种盈余管理手段调节利润增加经济增加值的问题。     

考虑机会成本的并购绩效实证研究

基于2015年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的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将机会成本指标经济增加值(economic value added,EVA)纳入并购绩效考核,采用因子分析法构建综合评价体系,实证分析并购股权比例、并购方式对并购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将经济增加值(EVA)作为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因子,并购股权比例的提升促进了企业并购绩效的改善;上市公司实施多元化并购的绩效优于同行业并购的绩效;此外,并购经验对企业并购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同时,稳健性检验的结果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结果一致.研究结论为上市公司在考虑机会成本的情况下提高并购绩效提供了实证依据.     

经济增加值--基于价值的管理体系:一个综述

经济增加值(EVA)是美国Stern Stewart & Co.创导的一种基于价值的业绩评价和管理体系.它将企业的全部资本成本纳入业绩考核之中,用经济增加值统一了企业所有者和经理人的利益.该体系在保障所有者利益的同时,能对管理层及员工进行有效激励,对改善公司治理有较大贡献.     

经济增加值(EVA)在西部上市公司业绩评价中的有效性研究

以中国西部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经济增加值(EVA)指标和传统会计指标的比较,判断哪个指标更能准确反映公司的价值,为我国投资者在评估西部上市公司内在价值时提供经济增加值有益的帮助。通过实证分析,在评价西部上市公司价值时,EVA与传统指标具有一致性。但是,EVA指标并没有优于传统指标,这说明EVA并不能取代传统指标。同时,在价值相关性上,EVA和传统指标之间互相具有增量信息,这说明二者具有相互补充的作用。     

对经济增加值指标构建及其应用的思考

经济增加值(EVA)源于剩余收益(RI)模型。EVA公式中资本成本,尤其是股东投入资金的机会成本的测度可采用比CAPM更一般的定价模型,并加入物价变动因素。资本成本的考虑,对上市公司改变股权融资偏好有重要作用。EVA实际上是资本效率(ROI-r)与资本额之积,也是投资、购并的决策依据。市场增加值MVA可弥补EVA的不足。MVA的分解使总市值可表示为当前营运价值COV与未来增长价值之和。COV与FGV之间存在比例优化问题。本文首次将财务杠杆系数(D/E)明确嵌入EVA中,并将杜邦分析法与D/E、r结合起来,构造了全新的EVA算式。EVA的缺陷在于“结果决定一切”,可用相对指标弥补。EVA在国企改革与管理中具有特别意义。     

银行关系、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

民营企业的投资效率问题是企业未来现金流和企业成长的重要基础.与发达国家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我国的民营企业是在特殊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目前正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并逐渐成为经济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也存在着非效率投资问题.与国有企业相比,它在银行融资方面有着天然的弱势,这不可避免地制约了企业的投资行为.所以,银行关系就成为其用来替代正式制度的一种非制度安排,以寻求获得更多的银行贷款来弥补自身投资建设的资金不足问题.同时,由于委托代理成本的普遍存在,民营企业的股权激励诉求更为强烈,但是民营企业在实施股权激励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导致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产生.因此,从企业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结合中国当前的金融环境和企业治理结构,研究银行关系和股权激励与民营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提出改善民营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公司治理措施.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否会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采用面板回归模型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相对于国有与高社会责任企业,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非国有与低社会责任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明显。（2）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降低投资不足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但有助于提升投资过度状态企业的投资效率,这归因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发的企业融资约束效应。（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主要通过加大企业金融化及助推大股东掏空渠道来抑制企业投资效率,“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企业金融化/大股东掏空-企业投资效率”的传导渠道均有效。（4）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对两者关系均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股权制衡度与审计质量的提高均会加剧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投资效率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