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光潜“接着讲”——纪念朱光潜、宗白华诞辰一百周年

本文以“意象”这个概念重新解读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的美学。本文认为，朱光潜、宗白华的美学思想一方面反映了西方美学从古典走向现代的趋势，另一方面反映了中国近代以来寻求中西美学融合的历史趋势。这两个方面都集中表现为二位先生对于“意象”的重视和研究。“意象”是中国古典美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中国古典美学和西方现代美学的契合点。朱光潜的美学理论可以概括为“美在意象”的理论。中国当代美学本应从朱光潜“接着讲”，但是没有这么做。５０年代开展了对朱光潜美学的批判。朱光潜美学被不加分析地整个儿撇在一边。朱光潜的批判者（例如李泽厚）并没有真正克服朱光潜的美学，从而也没有超越朱光潜的美学。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朱光潜（以及宗白华等人）的美学，从朱光潜“接着讲”。“接着讲”不是“照着讲”。“接着讲”是突破，是扬弃，是创造，是发展     

浅析“中国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可以称作“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或“中国模式”．是中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战略策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过程。它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同时,中国现行的模式,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还不成熟,需要进一步完善。     

浅谈邓小平“搞争论”与“不搞争论”的思想

“搞争论”和“不搞争论”是邓小平理论中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两个重要思想。一方面,两者是针对不同情况而言的．“搞争论”是针对原则性问题而言,“不搞争论”是针对策略性问题而言;另一方面,两者又是相互统一的,都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当代中国的最大政治．且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毛泽东与现代性：一个基于文献基础的理论考察

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中是否含有现代性因子,其究竟是否是一位现代主义者,构成了不断拷问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命题。现有研究大致可界划为“四大解读模式”,即承认毛泽东现代主义者理论谱系学定位的“肯定契合型”解读模式、从对西方现代性价值反拨或超越维度上展开的“另类现代性”解读模式、新“左”派基于理论资源与象征情结意义上进行的“扩张式”解读模式,以及从后现代与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的“后式”解读模式。上述四大解读模式更多停留在一种概览性描述阶段,尚存在进一步深化的理论空间。毛泽东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线性理论命题,而是蕴含多元张力关系于一体复杂命题,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主调与近代中国现代性问题特殊的历史语境相结合的双位视角加以辩证理解。     

“中国模式”的中国阐释——一种基于文化的视角

中国崛起是"中国模式"的载体与叙事。作为表征中国崛起的事实的本体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而作为探求中国崛起之道的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仍在建构之中。西方关于认识论意义论上的"中国模式"的解读差强人意。正如国际性的现象需要国际性的阐释一样,"中国模式"也需要一种中国的阐释。只有从文化角度切入,才能深入"中国模式"的内核。从文化视角考量"中国模式","中国模式"意指一种软实力的崛起。让世人理解"中国模式"并产生一种新的认同感,中国知识界责无旁贷。     

“消解”与“拯救”之间的张力——比较视域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当代境遇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遭遇后现代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实证主义等思潮的挑战,诸多话语语境下的诠释模式不乏扭曲辩证法应有意蕴的解读范式,当下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沉闷的局面需要追问.以比较视域为视角,对中外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整体关照以及其间“消解”与“拯救”的纷争予以梳理和审视,重点探讨了辩证法何以成为“宏大叙事”及“总体性”特征的迷恋：实证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瓦解”逻辑;自然辩证法抑或是历史辩证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辩证法的“暧昧”情结;辩证法与自然科学融争的惶恐：边缘化之后的“自然科学之科学”;范式演义的艰涩在场：文本拷打之后的中国化的辩证法.以上研究内容旨在从学科发展的趋势探寻其学理脉络、思想意蕴及未来的演义路径.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身份研究

1950-1960年代美英的中国“十七年文学”解读者,部分来自政治、历史研究领域,部分来自中国古典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少有专业学者。“冷战思维”、“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等对其影响深刻,使他们的言说大多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并倾向于采用西方艺术标准评价“十七年文学”。但族裔身份差异使西方本土解读者与华裔解读者两部分力量,深层次文化立场并不同,促使本时期美英对中国“十七年文学”的言说呈现出了复杂性特征。     

杨献珍的“合二而一”与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

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深入考察研究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思想。认为杨献珍针对当时泛滥成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倾向，通过对中国古代先秦关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思想表达方式及其在中国哲学史上传承与发展的理论探索，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合二而一”这一科学辩证法理论命题，并且在把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与中国“合二而一”思想的比较研究与深入阐发中，赋予了“合二而一”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内涵，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一个杰出典范，在中国哲学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史上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及历史地位。     

李约瑟：伟大的建桥者

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研究和叙述以及提出“李约瑟难题”都未必是李约瑟学术工作的最后归宿,他最为关注的是在东西方之间“架桥”。李约瑟这种架桥、沟通工作和毫无偏见的探究,是解读《中国科学技术史》和“李约瑟难题”的钥匙。作为一个中西文化比较研究者,一个沟通中西文化、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为中西方的“建桥”者．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远远超出了科技史意义,而具有了强烈的人文文化和人文精神意义。     

如何认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模式”

近年来,西方学者渐渐放弃＂中国崩溃＂、＂中国威胁＂等论调,而代之以＂北京共识＂、＂中国模式＂等话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日益蔓延深化和中国国内重大庆典相对集中的大背景下,＂中国模式＂一度成为西方舆论热议的焦点。但是,他们在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以及中国模式的国际影响和未来发展等问题上,仍然争议不断。全面分析西方舆论的几种表现形式,正确把握他们的主要观点、分歧及其争论背后的原因和实质,有利于我们从思想认识和国际话语上作出适当反应。     

“中国模式”及其普适性初探

“中国模式”是国外学者对中国发展的一种认知态度,自提出伊始就争议颇多。它的提出某种意义上具有挑战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的嫌疑,有可能成为“中国威胁论”的另一托词;它只看到了中国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成绩,而忽视了其中应汲取的经验教训。“中国模式”仅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现实国情。     

西方人的“中国梦”历时发展及实现路径启示

西方人的“中国梦”指欧美等人或企业家所具有的对中国的梦想,是相对于中国人自己的“中国梦”而言的。对西方人的“中国梦”历史发展进行研究、揭示与中国人的“中国梦”之间的关系、探索其实现路径是本研究目的。研究表明,从古到今西方人的“中国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错误到正确、从向往到平和到欺凌、从一元到多元等的变化发展,目前呈多样性;中国人的“中国梦”决定着西方人的“中国梦”;西方人要实现自己的“中国梦”,必须顺应中国文化、懂得中国历史、掌握中国对外与对内政策,以构建与中国人的“中国梦”一致的西方人的“中国梦”。同时,我国也需加大文化历史和现阶段国情的宣传力度、端正对待西方人的态度、营造更自由平等的良好圆梦环境。     

“中国模式”话语奠基的尝试

历经认识论转向后,“中国模式”现在又开始了语言转向。欲通过精炼的词语传达复杂的内容,最好能想一个给人留下印象深刻的短语。新自由主义的独白、西方左翼学派的哑然昭示着中国学派话语体系的应然出场。为“中国模式”话语奠基,进而向世界发出“中国好声音”,中国学界责无旁贷。中国学界应在厘清“中国模式”的话语逻辑基础上,坚持循序渐进,把握“中国模式”的话语节奏;坚持理论自觉,夯实“中国模式”的话语根基;增强理论自信,提升“中国模式”的话语能量;实现理论自强,建构“中国模式”的话语体系。     

基于“人的解放辩证法”的法律发展——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启示与限度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总体上具有四种倾向：对苏联模式的法治反思；对超越自由主义模式之实质法治的探求；促进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现代阐释；理论与实践相割裂的学院主义。依照与历史唯物主义相适应的“人的解放辩证法”,法律发展遵循着“情境-普遍主义”的逻辑：法律具有以促进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为旨归的政治哲学承诺，同时这种政治哲学承诺又具有基于具体社会历史实践的制约性。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的一大启示是，马克思主义要积极回应“卢森堡-诺依曼问题”,即在民主法治的观念和制度平台探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但其学院主义倾向明显与中国法律发展的实践约束条件相抵牾。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愿景——德国汉学家顾彬访谈录

顾彬（Wolfgang Kubin,1945—）是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诗人、作家和翻译家。他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中国古典思想史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且还在翻译研究方面有独到的见解。访谈中,顾彬详细介绍了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中西语言的差异与翻译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他根据自己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的观察,客观评价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得与失,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走出去”不仅是翻译的问题,也是作品选择的问题,更是印刷、出版和市场的问题。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面对西方双重挑战的回应

鸦片战争是西方资产阶级建立“东方从属于西方”这样一个近代世界新格局过程中重要的一环。面对“侵略的西方”和“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挑战,在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出现了三种回应:1.闭关主义——导致误国的回应;2.甘当附庸——卖国主义的回应;3.以林则徐等人为代表的爱国主义的回应,即在坚决反抗“侵略的西方”的同时,学习“先进的西方”。这最后一种回应,是近代中华民族觉醒开端的最为重要的标志。本文提出的“挑战与回应”问题,作为一种研究近代中国的理论架构,同西方学者的“冲击与反应”模式,字眼相似,但内涵不同。     

体用不二 知行合一 情理交融——理解李瑞环同志哲学观点的三个维度

对李瑞环同志的哲学观点,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的辩证法传承以及东西方文化交汇三个维度来理解。搭桥“和”的学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李瑞环同志在哲学上的重要贡献。     

“中国模式”与中国和平崛起

"中国模式"作为中国应对改革开放及全球化过程中的困难与挑战的战略回应,贯穿于近4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是与之相关的一系列中国特色制度及政策方针的总和,旨在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彰显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具有强政府模式的独特特征。同时,不可否认,"中国模式"没有像曾经的西方那样,走依靠武力掠夺其他弱小民族来进行资本积累的霸权主义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     

论邓小平“不搞争论”思想的内涵

“不搞争论”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 ,但对这一思想也不可持教条主义的理解。邓小平“不搞争论”的思想是有其特定内涵的。它主要指 :要试验的东西“不搞争论” ;被确定了的政治路线“不搞争论” ;国与国、党与党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不搞争论” ;解决国际争端“不搞争论”。     

历史辩证法的新篇章——论江泽民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 ,回答了面向新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科学因素和价值因素、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三个代表”的思想是历史辩证法的新篇章 ,是对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