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逆变、策略性妥协与非均衡治理——基于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分析

通过对L村精准扶贫实践的案例研究发现，由于贫困识别过程中村民争当贫困户、非均衡的项目实施及“任务式”扶贫产业开发，导致了农村精准扶贫的制度逆变及村民“气”的不断累积。在此背景下，基层政府通过博弈情景下的政策变通、村庄政治生活的选择性平衡及日常治理中的“做工作”等路径，建构了精准扶贫场域下村庄矛盾调处的策略性机制。由于治理主体之间连带性制衡关系的异化及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非对称性，农村精准扶贫呈现非均衡性治理的悖论。在当前农村精准扶贫的政策实践过程中，需要建构“均衡性治理”的制度体系，推进贫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精准扶贫与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

从历史的长时段视角来看,“精准扶贫”是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因应新时期减贫形势变动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时代呼唤”所做出的战略调整,也是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提升的过程。其突出特点在于以“减贫大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政府、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资源,将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的发挥与全面深化改革相结合,系统性地改善贫困地区、贫困社区和贫困人口的内生发展动能。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扶贫开发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以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为基本方略,国家减贫治理体系经历着密集的调整,在信息汲取能力、政治保障和制度保障能力、综合回应能力、资源动员能力以及政策执行能力等诸方面都有显著提升。在未来的脱贫攻坚实践和共同富裕征程中,中国国家减贫治理体系将不断完善,现代化水平持续提升。     

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精准扶贫入户调查第一手数据,从农户所处地区、个体特征、家庭收入特征、贫困状况及其与扶贫政策的相关度5个维度,借助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考察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民对精准扶贫政策“基本满意”,对当地扶贫政策落实满意度较高,但也对政策完善心存期待;陕南地区的贫困农民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较高;农民对减贫政策的知晓度、参与度及受益度与其对扶贫政策的满意度呈正相关关系。国家实施精准扶贫政策不仅是“利民”之举,也是“利国”之举,能极大增强贫困农户对国家政权合法性和地方政府公信力的认同。在制定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时,要从农民尤其是贫困农民与政策的相关性着手,以“农民知不知道、需不需要、参不参加、满不满意”为扶贫开发的出发点和工作成效的依据,保障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受益权和评价权,以持续提升脱贫攻坚成效。     

“驻村第一书记”推进凉山彝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调查与思考

摘要：十八大以来,随着精准扶贫战略计划的稳步实施,农村基层治理也面临着新的改革机遇,如何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解决 好贫困农村基层组织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较为突出的“思想贫困” “作风贫困”及“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贫困”,成为当前一项主要 的目标任务。以“驻村第一书记”为研究对象,对其在推进凉山彝区贫困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效果进行调查与研究, 对于构建彝区农村基层治理新格局,促进民治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精准脱贫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工作参与农村精准扶贫的比较优势探索

精准扶贫就是要有针对性地对贫困人口进行帮扶。现有的精准扶贫政策面临政策能否“落地”、村庄能否重构以及农户能否自助等方面的挑战。社会工作在专业性、职业性、与国家行政力量合作提供社会服务方面均具有优势。社会工作参与农村贫困治理有三种途径：一是对贫困人口所在村庄的民情进行精准把握;二是重建贫困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三是对贫困群体的可持续生计能力进行提升。     

多重消解与政策偏离：基层治理对精准扶贫的影响机制

以往对精准扶贫实践困境的研究,大多偏重于制度组织、政策技术以及文化伦理等单一维度的解释,缺乏从基层治理角度对精准扶贫政策执行偏差进行机制的分析。通过对武陵山区T贫困镇的调研发现,精准扶贫实践中出现了政策框架内的识别与分配难题、扶贫文牍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困扰以及扶贫抗争增多与地方政府治理陷入困境等问题。而这正是弱治理结构与政策的连带效应、压力考核与村干部的功能替代,以及强激励之下底层农民的机会主义所导致。基层治理结构、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对象的策略性应对等方面的偏差因素,共同构成了对精准扶贫政策实践的多重消解,最终导致政策目标出现偏离。在今后的相对贫困的治理过程中,要切实提升基层治理能力,消除对扶贫干部的形式主义考核,减少扶贫政策的泛福利化影响等。     

精准扶贫政策的分级落实机制及其基层实践困境

打赢脱贫攻坚战,关键在落实精准扶贫政策。目前,精准扶贫政策在实践中形成了分级落实的制度安排,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基层政府和村民的利益诉求并不完全一致,各自遵循着不同的行动逻辑,使政治机制、行政机制和治理机制共存于政策落实的过程中。行政机制意味着地方政府只会遵循官僚制的惯性逻辑,将精准扶贫从一个宏观政治层面上的战略问题转换成为一个官僚体制内部行政层面的政策执行问题,按照事本主义的原则落实政策;治理机制反映出村庄场域中不同利益参与主体在贫困户指标的分配中遵循着乡村逻辑,影响了扶贫政策的落地;行政机制与治理机制间的内在紧张关系,造成形式主义在基层行政中的泛滥,使政策呈现出“悬浮”状态。这促使中央政府启用政治机制,发起运动型治理,将“行政问题再政治化”以克服官僚体制的内在弊病,推进政策落实。受此影响,省级政府只得调整、修订政策,而政策的变动又加重了地方政府执行政策以及进行贫困治理的难度,这构成精准扶贫政策陷入基层实践困境的内在制度逻辑。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的精准扶贫：从形式合理性到实质合理性

在既有的水库移民社区开发性扶贫过程中，从数字或材料上来看，扶贫开发的各个环节都符合政策规定，扶贫工作取得了重要成绩，形式上较为完美。然而基层实践的种种迹象表明，这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使水库贫困移民真正获取所需的扶贫资源，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提升；或许在短时间、高强度的政策扶贫下，贫困移民能够暂时摆脱贫困，但长期来看仍存在返贫风险。要使贫困移民真正摆脱贫困，关键在于提升贫困移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因此，需要改变以往过于追求形式合理性的常态，通过精准扶贫使水库移民扶贫政策真正落到实处，借助移民社区的发展带动贫困移民脱贫解困，实现水库移民社区发展中扶贫工作由形式合理向实质合理的转变，即通过政策的改进，防止移民精英享有特权、占据资源，使扶贫资源能够真正促进水库移民社区的发展，从而带动并帮助贫困移民在社区发展中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彻底摆脱贫困。     

项目供给偏差、社区发展幻象与贫困移民脱贫

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已成为水库移民社区发展和贫困移民脱贫致富的有效支撑,但在精准扶贫理念的审视下,项目供给偏差问题日渐突显,既表现为现有政策框架缺乏针对贫困移民的“特惠”安排,也表现为贫困移民在项目落实中的参与并不充分,致使后期扶持项目与水库移民社区及贫困移民之间较难实现精准对接。水库移民更多地是凭借“关系”获得发展机会和途径,与社区干部“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他们在项目落实中资源分配的多寡;又因政策缺乏对贫困移民“特殊关照”,使贫困移民在项目资源分配中陷入“被边缘化”的困境。最终导致当前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在落地中过于强调“看得见的”物质基础设施建设,而忽视了“看不见的”社会基础设施投入,社区发展存有幻象,贫困移民陷入难以脱贫的“泥沼”。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商自然人破产能力之承认与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实现

根据我国现行对票据法的有权解释,商自然人可以作为汇票的付款人进行票据支付行为.但是我国新颁布的<破产法>仍然没有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这样势必造成商自然人作为汇票付款人.当其因经营不善等原因导致无力偿还到期债务时,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行使遭遇阻碍的后果.因此赋予商自然人以破产主体资格,对于弥合法律之间衔接的漏洞.保证汇票持票人期前追索权的顺利实现,贯彻落实票据法的立法宗旨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论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禁止原则

文章对证据排除和证据禁止进行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剖析了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设立的内在法理根据和价值功能;对英美法国家和大陆法国家适用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的具体要求和法律效果,进行了深入而详尽的比较研究,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对我国的立法现状进行了深刻反思,指出了立法上的缺陷和理论上存在的误区,并对设立和完善我国的证据排除规则和证据禁止原则提出了自己的构想.     

论上市公司监事提名制度之完善

监事提名制度属于任免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 ,分为提名权享有主体和提名对象资格两部分。德国、法国、日本、韩国和台湾省都详细规定了监事提名制度 ,与之相比我国监事提名制度非常粗糙。因此 ,应借鉴这些经验 ,对我国监事提名制度加以完善     

我国企业FDI逆向知识转移效能评估模型构建

我国企业在发达国家FDI激增成为近年来的趋势,以创新资产寻求为动机的FDI更关注子公司逆向知识转移的效能。对影响逆向知识转移的因素已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在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总结归纳出影响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四大类因素,即母公司因素、子公司因素、双方关系因素、知识因素,运用网络层次分析法赋予各因素权重,构建可定量评估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模型,最后据此提出我国企业提高逆向知识转移效能的建议。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