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 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发展高质量的乡村旅游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乡村旅游的人口反虹吸效应、经济提振效应和基建带动效应能够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形成有效衔接,并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然而,在两者衔接的路径中,乡村旅游业又存在市场发育不健全、产业联动效应不明显以及战略衔接不系统的问题。通过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多层次分析,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改革路径为:微观层面以市场培育为核心,兼顾生态文明、创新竞争、可持续发展等重点领域;中观层面积极发挥政府的产业引导作用,探索现代化农业、轻工业和第三产业的系统发展模式;宏观层面以中央政策为核心,因地制宜论证各项战略在本区域的有效衔接路径。     

乡村网红参与乡村文化振兴的实现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乡村网红不断涌现。从网络红人的惊艳到乡村网红的出现,标志着乡村草根的崛起,这是互联网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乡村网红在国家政策、新兴技术、媒介赋能、文化自信的多维共振、合力影响之下出现并深入发展,成为乡村发展的领头羊,助力乡村振兴的新乡贤。乡村网红主要通过推动乡村文化转向、拓展乡村文化空间、激活乡村文化资源、建构乡村文化生态等方式参与乡村文化振兴,这些参与方式的多面互动与综合发力使得乡村网红由最初的自发性探索逐步走向自觉性引领,乡村文化在乡村网红的推动下将进一步走向振兴。     

乡村振兴实现阶段的村庄主体性

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任务,发挥村庄主体性是有序推进乡村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机制保障。基于一个中西部亮点村的个案考察,发现激活村庄主体性需要乡村建设实现从行政本位向村庄本位的逻辑转换。行政本位下,政府以呈现政绩为目标主导乡村建设,通过制度内激励、利益让渡、利益交换等策略整合村级组织、市场和社会资源打造政绩亮点,乡村建设因村庄参与形式化和回应农民需求能力弱化陷入供需错位、村际差距扩大化困境。村庄本位的发展逻辑则从“过程-结果”双重维度确立了村庄社会在乡村建设中的主体性地位,村庄、政府和市场主体基于优势互补结成“治理共同体”,通过需求表达机制、资源供给机制、民主协商机制实现协同参与和共建共治共享,既保障了村庄主体的参与权和受益权,也提高了乡村建设对乡村振兴的回应能力。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路径研究——基于“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

通过对“三瓜公社”特色小镇的考察,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多主体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具体路径。在实践中,“三瓜公社”特色小镇围绕推进产业、村庄和村民重塑,拓展宅基地功能,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并取得较好的效益;激发包括农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工商企业等多方主体在内的各类主体活力,并引导其通过多种方式共同参与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应支持培育多方盘活利用主体、积极创新盘活利用机制,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的有效途径和政策措施,从而为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价值耦合、行动构设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需要法治保驾护航,法治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实现。在目标逻辑上,法治乡村与乡村振兴在现代化、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与生活美好层面的价值耦合是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基础前提;在实践逻辑上,乡村法治建设中的法治思维意识淡薄、法治体制构建滞后、法律运行机制不畅、法律服务供给不足的困局构设着要增强农民主体性、筑牢政治基础、提升治理效能和强化民生保障的乡村振兴行动方向;在策略逻辑上,探索多途径法治教育、加强权力规范化建设、强化法律有效实施和创新多元法律服务供给模式明确了法治乡村建设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战略中的多元主体重构研究

破解乡村发展的主体性难题,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农民、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有着各自的主体性优势和困境,应在三生(生产—生活—生态)融合的多重空间范围内重构主体角色分工,形成农民为主体、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发展模式.首先,农民主体地位应确定为生产空间的市场主体、生活空间的自治主体和生态空间的权益主体;其次,政府主导应限定为现代农业体系有效运行的制度环境构建者、乡村公共设施和服务的供给者、生态环境保护规则制定和执行者;第三,市场参与应界定为现代农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推动者、乡村市场产品和服务供给者、治理乡村生态环境污染的责任者;第四,让社会组织成为乡村生产、生活、生态外部环境的协同塑造者.进而,要通过多举措提高农民自主能动性、全方位提升政府主导效率、多角度探索农商共赢机制、多渠道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重建多元主体能动性,真正形成乡村振兴发展合力.     

社会资本视角下内生型乡村产业振兴路径研究 ——基于闽南D村瓷砖产业的考察

乡村振兴的可持续发展要依靠内生型乡村产业.通过对闽南村庄的一个专业市场进行田野考察,在社会资本视角下分析内生型乡村产业的社会基础、发展路径及综合效应.研究发现:乡村产业以农民家庭为主要经营主体.在产业发育阶段,农民通过动员社会关系进入产业,实现扩散经营,并且基于同乡互助,在专业市场内部达成保护型经营共识,避免恶性竞争,形塑出家庭经营-家族共营-同乡互助的关系型经济网络.内生型产业嵌入地方社会关系,农民的生产生活维持较高的一体化程度,对村庄生活有长远预期,有利于维持村庄共同体和社会秩序,但同时要注意产业发展可能面临的低水平困境.基于此,建议内生型乡村产业发展应充分挖掘地方资源,产业振兴与社会效益相互促进,有助于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要依靠完善的支持保障机制,政府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以市场力量作支撑,更重要的是发挥农民的主体性作用。为此,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构建“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农民主体”三位一体的发展机制。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发展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实践,通过充分利用政策红利和多主体协同发展,打造了以农业生产与休闲度假旅游为主的新型产业。从其发展过程来看,政府政策支持撬动了村庄沉睡资源,促进资源化资产;市场力量下乡经营村庄资源促进经营市场化,带动了更多资本下乡;政府支持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激发了农民主体性,农民在产业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促进了收益均衡化,从而推动了农民生活富裕。进一步分析鲁家村的发展可以看出,政府一以贯之的发展理念是村庄发展的根本遵循,发达的县域经济是资本下乡与人才回流的经济基础,而农民主体性的觉醒与发挥需要领导者的带动与引导。     

近一百年来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乡村—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乡村”

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么建设乡村,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的一个历史性课题。 在近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不断衰败凋敝,这跟近百年来我国所选取的经济发展道路不无关系,更与人们对于“乡村冶和“乡村发展冶的认识紧密相关。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人们简单地将“乡村冶与“农业冶、“乡村发展冶与“农业发展冶相提并论。 如果不能将乡村视为一个社会的概念,并着力乡村社会建设,即便在经济发展上用尽全力,也将事倍功半。     

乡村振兴中的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

实施乡村振兴与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是新时代解决“三农冶问题的基本方针政策。 对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内涵和推进路径进行理论辨析,旨在更加科学合理地理解农业农村现代化问题,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实践的有效推进。 农业现代化的本质是要通过农业变革,实现农业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升。 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内涵则是乡村主体性的维续和乡村新的发展。 在乡村振兴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需要走中国特色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即以粮食安全为核心、以农户为主体、由农民因地制宜自主选择的多样性道路。     

乡村治理与发展的协调路径

在乡村地区治理导向不断强化和发展自主权相对弱化的普遍趋势下,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凸显了治理和发展之间关系的不协调性。事实上,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并非现阶段独有的特征,而是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上的普遍性。另外,治理与发展关系的不协调程度不仅与基层组织体制的变动息息相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演变的阶段性;还与区域差异、地方差异以及村庄的类型有关,从而呈现出不协调程度的地方性。因此,要协调好乡村振兴过程中治理与发展的关系,就需要在认识到治理与发展不协调关系的普遍性、阶段性和地方性的基础上,按照权责利一致的原则理清乡村振兴中治理和发展关系再协调的基本思路。     

乡村旅游对农村妇女的影响 ———以北京市延庆县农村社区为例

为了促进乡村旅游发展中的两性平等,基于对北京市延庆县7个镇/乡的8个农村社区的调研,从社会性别视角出发,探究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情况、男性和女性在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和决策差异,以及乡村旅游为农村妇女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乡村旅游不仅为农村妇女的就业、收入、生活方式、劳动负担、闲暇时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社会网络等方面带来了比较明显的变化,同时对她们的家庭再生产活动的性别关系产生了影响.然而,由于主导乡村旅游活动而为农村妇女带来的经济等方面的改善暂时无力完成颠覆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家庭层面的传统性别关系的重任,为此,提出有关民俗户妇女能力建设、居住与经营空间分离、家务劳动社会化,如社区提供儿童托管支持等建议.     

20世纪以来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演进的文化谱系：文献检视与反思

文章从三个阶段对我国20世纪以来"国家"和"乡村社会"这两大主体的关系演进所构织的农村文化谱系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认为,文化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衍生的,共处于政治变革的世纪大背景中。在现代化的发轫期,当国家与乡村社会相对分离时,有组织的国家和有传统的乡村社会均产生了寻求变革的文化元素,这些文化元素的衔接问题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当国家高度动员和高度整合乡村社会时,国家文化显得强势而正义,原有的农村文化形似消解或者选择蛰伏。高度重合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必然产生巨大的张力,在国家回归公共文化引导者和公共文化服务者的角色,乡村社会成为孕育农村文化的主要主体之后,农村文化才可能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既是国内外学者研究形成的基本共识,也是百余年来农村文化衍生的基本脉络。当下的农村文化建设,应当予以借鉴。     

农村嵌入与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基于广西和贵州1611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在总结当前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研究聚焦城市推拉力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探寻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回流背后深层次动机时不能抽离劳动力长期嵌入的农村情境的观点.分别从经济、制度、社会和符号四个维度入手构建了相应的结构模型,收集广西和贵州两省区161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通过相关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和Logistics逐步回归分析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与修正.结论显示:虽然农村经济落后依然是推动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因素,但农村制度因素同样不可忽视,而且它还成为束缚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最重要阻碍力量.农村社会因素和符号因素对西部地区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回流产生了显著影响,农村嵌入度对劳动力回流存在正向的调节作用,但它对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人口流动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困境——以川东B村为例

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动，对于将束缚在土地上的众多人口解放出来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出现了乡村发展资源匮乏、传统乡村结构的延续和乡村秩序失衡的困境，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问题。要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实现由人口流动到土地流转的体制创新，从人口流动到人口迁移的跳跃，改革城乡二元结构和“城市本位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治理体制。     

柔性扶贫：一个依靠乡村自身力量脱贫的案例

柔性扶贫是指在乡村价值基础上,充分利用乡村资源的一种扶贫理念。柔性扶贫视角下的乡村资源包括乡村农业资源、手工业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包括民居、村落、景观等资源,也包括村民生产与生活方式、乡村文化与民俗、乡村社会结构等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保障村落有机体的完整性和健康运行。柔性扶贫理念认为,村落贫困是由于村落有机体的构成要素或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村落正常运行受阻。因此,发现村落价值,修复村落结构,使其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健康运行,而不是对原有村落价值系统视而不见地去建立新系统,是精准扶贫理应遵循的重要理念。何斯路村由穷到富的蜕变过程,正是这一扶贫理念的具体体现。     

多重社会排斥：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的不堪承受之重——对豫北某县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的调查研究

社会排斥通常被理解为某些社会群体被边缘化或隔离的系统性过程,农村离异和丧偶妇女作为当前农村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其遭受的社会排斥是多重的。强化政府责任、提高被排斥者自身素质、建设农村和谐社区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梁漱溟乡村组织思想对当代和谐农村建设的启示

目前,我国基层民主运动不断发展,取得可喜成绩。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暴露出许多问题。而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粱漱溟先生在异常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为探索强国救民的发展道路而发动了一场独特的乡村自治运动。依据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梁漱溟先生的乡村自治思想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客观的评价,结合我国当代村民自治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梁漱溟先生的乡村自治思想中提取有价值的思想,对我国村民自治提出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