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收国际合作中的双重犯罪原则

双重犯罪原则是在引渡制度基础上发展起来并成为狭义刑事司法协助、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以及没收国际合作等国际刑事司法协助范畴中具有普适意义的基本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罪刑法定原则和国家主权原则的具体体现和基本要求,对保障国家司法主权的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在全球一体化和加强国际法治的宏观背景下,双重犯罪原则虽仍有存在的合理理由,但其适用已经趋向灵活,甚至出现了弱化乃至例外情形。     

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与重构——以刑事侦讯为视角

从刑事侦讯的角度来看,我国侦查程序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侦查程序本身的线性结构所产生的被追诉方地位的极度弱化,以及基本的程序性制约和交涉与互动机制的缺失;第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主要体现侦查任务性和工具性的要求,没有体现侦查活动制约与控制的精神;第三,在侦查行为的定性、立法样式和相互协调性等方面存在缺陷.为此,可从以下方面考虑我国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首先,侦查程序的构造应具有交涉与互动以及程序性抑制的基本特征;第二,将侦查法定原则、侦查比例原则和侦查的制约与控制原则作为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第三,在侦查程序的归类、侦查行为的方式以及侦查程序内容的顺序安排等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     

程序正义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程序正义既具有实现裁判结果公正的工具价值 ,也有保障被追诉人基本诉讼权利的程序价值。后者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也是我国 1996刑事诉讼法意欲达到的目标之一。但是 1996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公民基本诉讼权利方面存在着缺陷 ,表现在 :无罪推定原则在立法中并未得到完全认可 ;强制侦查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远未得到确立 ;庭审走过场现象十分突出。应当按照我国签署和加入的国际条约中所确立的刑事司法准则以及宪法修正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的精神 ,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     

两大法系侦查模式之比较研究

侦查作为侦查机关代表国家针对个人进行的追诉活动 ,几乎无时不面临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问题 ,也存在着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滥用权力的危险。各国都试图构造出完全、合理的侦查模式。由于两大法系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 ,形成了英美法系国家的双轨制侦查模式和大陆法系国家的单轨制侦查模式 ,这两种侦查模式各有利弊。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完善有一定借鉴意义。     

侦查阶段初期的获得律师帮助权——基于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研究

在侦查初期获得专业律师提供的法律服务被公认为具有保障被追诉者诉讼权利的良好效果.欧洲人权法院在《欧洲人权公约》条文规定的基础上,通过判例创造并发展出一整套关于侦查初期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规则体系,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鉴于侦查阶段在刑事程序中的特殊重要作用,被追诉者应自第一次被讯问或被剥夺人身自由时起获得律师的帮助;在特定情况下,侦查当局可基于"迫不得已的理由"限制被追诉者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限制的正当性应根据个案情况予以考量;而且就程序整体而言,该限制不得损害公正审判之公约目的.欧洲人权法院判例法确立的标准具有综合性,重视权利的实质有效性,同时兼顾不同国内法的规定.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我国应借鉴其先进经验,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细化和落实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法律规定.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与我国刑事再审制度改造

禁止重复追诉原则已成为刑事诉讼的国际准则,存在大陆法系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和英美法系的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两种表现形式。二者具有共性,但亦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较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更符合我国的实际。该原则有其适用的具体条件及例外。为了顺应刑事诉讼国际化标准,我国应根据国情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并据此彻底重构刑事再审制度。     

侦查中的辩护:缺失与建构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被追诉人依法应当享有的重要权利。刑事制度的确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和作用不容乐观,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存在被追诉人辩护权缺失的现实;构建和完善刑事诉讼侦查阶段被追诉人辩护权大有可为,但要注意三大现实问题。     

论现代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

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国际环境保护领域被各国所公认的、适用于国际环境法一切效力范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构成国际环境法的基础的法律原则。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有很多不同主张。虽然各国学者对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不一,但是笔者认为国家环境主权及不损害国外环境的原则、全球共享共管资源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国际环境合作原则、可持续发展原则应当作为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并由各国在资源和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中遵守。     

刑事追诉权的限度之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审前程序中的合理定位

国家的刑事追诉权必须有限行使,一事不再理原则不能仅仅是刑事审判的原则,它应是刑事诉讼的原则。刑事追诉权应有期限、有次限地行使,强制侦查手段一般不允许重复使用,撤销案件和不起诉决定后因同一事实对同一人再次侦查和起诉应原则上禁止,对例外情况下的重复追诉要有国家补偿。审前程序中的国家权力应受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制约。     

侦查与调查： 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及制度完善

厘清侦查与调查的关系，需要细致梳理职务犯罪追诉的模式演进。我国传统的职务犯罪侦查带有浓厚的职权主义色彩。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无法可依和不成体系的前期探索，1979年后建立了检察机关主导的审问式职务犯罪侦查；1996年以来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形成了以人权保障理念为基础的审问式与对抗式相结合的侦查模式；2018年以来，在国家统一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构建了以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为主导、以检察机关侦查为补充的新双轨构造。这一过程中，职务犯罪追诉权的合理扩张与依法规制是模式演进的基本方向，并直接体现在对职务犯罪侦查立法、权力规范和权利保障的深层推进上。从中也可以看出，我国新确立的监察调查制度是对以往职务犯罪侦查的承继。在刑事司法体系化视角下，调查与侦查一脉相承，这是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有效衔接的基础。在尊重司法规律和坚持法治理念的基础之上，应遵循比例原则以完善监察调查制度，在高效反腐与保障被追诉人权利的权衡中践行反腐败的正当性与法治化。     

起诉法定主义刍议

起诉法定主义是指导起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产生的。起诉法定主义曾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其存在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各国的表现也有不同。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是司法活动发展的必然要求,有价值也有缺陷。其诉讼价值决定了起诉法定主义应是起诉的主要规则,其缺陷也决定了起诉法定主义不能成为唯一规则。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起诉法定主义与起诉便宜主义两者应互相取长补短。     

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理论评析

在我国未来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将采用何种刑事诉讼模式争论不休之际,深入剖析刑事诉讼模式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对于澄清此问题将有一定的助益。本文运用历史论方法和逻辑论方法对刑事诉讼模式产生和演进的历史动因和理论渊源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指出刑事诉讼产生的历史动因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需求,刑事诉讼演变的内在动力在于实现保障安宁和人权的价值目的,而法治观念的变迁成为现代刑事诉讼演进的深刻理论渊源。     

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关系的反思——浅析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刑法在规定司法机关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有效期限的同时，用时效中断、时效延长对追诉时效进行补充，建立了比较完善的体系。由于理论和实践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缺乏必要的关注，极少反思案件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后追诉时效是否继续发挥作用。本文在比较法的视野下，对追诉时效与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进行尝试性的厘定，得出我国刑法追诉时效存在的缺陷，为了填补该缺陷而建议在刑法中创设追诉时效中止制度。     

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分析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国度里,公诉案件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差异很大,然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地位,已成为国际刑事诉讼发达程度的标志之一.所以,确立公诉案件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已是国际刑事法学界的共识.本文从比较分析的角度,阐述了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迁,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国度差异,着重分析了我国对公诉案件被害人诉讼地位重新定位的必要性.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论刑事诉讼理念的现代化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念已不再适应现代法治社会的需要.正因为传统理念的糟粕要被淘汰,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理念应坚持几种基本价值取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统一,公正与效率,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对抗与审判中立,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相结合以及开放与自治.     

控辩平等视角下检察官刑事庭审角色定位

控辩平等是整个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它是构建科学诉讼结构、体现司法公正及保护人权的需要,这已在我国法学界和实务界达到共识,并在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某些权力的设置上,特别是无法正确界定检察官庭审角色,影响到控辩平等原则的有效贯彻,亟需在立法中得以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落实。文章以此为切入点,从当事人和法律监督者两个角度,提出对检察官在刑事庭审中科学的权力配置设想,保障控辩平等的实现。     

论我国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以公正、效率为视角

公正与效率既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我们分析和研究刑事诉讼相关问题的一种基本方法。而刑事证据展示制度的确立对刑事诉讼中公正与效率的实现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以刑事诉讼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为视角,通过对刑事证据展示制度与公正、效率价值目标关系的分析,指出了我国目前刑事证据展示制度在实现公正与效率价值目标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刑事证据展示制度提出了一些设想。     

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解读与完善展望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增设的“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适当扩大了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部分公诉案件被纳入和解程序。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保证案件处理效果,促进社会矛盾化解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无论是从新法对刑事和解理念的重视程度以及刑事和解可以适用的案件范围来看,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与司法实践中已广泛开展的刑事和解活动还有一定差距。在对新法刑事和解三条规定解读的基础上,在准确把握刑事和解制度的主旨前提下,分析了新法对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制度设计之不足并展望完善之策。     

论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

国际刑事诉讼中对逮捕的审查主要有审查主体、审查内容和审查结果几个方面。特设法庭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审判法官，国际刑事法院对逮捕的审查主体是预审法官。特设法庭没有单独规定逮捕的条件，其确认起诉也就意味着满足了逮捕的条件；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单独规定了逮捕的条件，包含实质要件和必--件。对于国际刑事法庭签发的逮捕令，应了解其内容、效力、修改和撤销程序以及保密等方面的基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