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乡土与族群——清代伊犁维吾尔人的历史人类学解读（1760-1860）

清王朝统一西域后,从南疆部分地区迁移维吾尔人至伊犁屯田,史称“回屯”.而这些维吾尔人被其他民族称为“塔兰奇”.在“回屯”过程中,清王朝通过从“回屯”人员的选定、规划其生产生活空间、资助成员生产资料与生活补助等方式再造了伊犁维吾尔人“乡土社会”.继而又将国家权力下伸至此乡土社会之中,使伊犁维吾尔居民也感受到了“国家在场”的力量,遂也逐渐产生了身份认同意识,完成了“塔兰奇”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转变.这种转变不仅是“国家在场”的一系列行为对边疆乡土民众建构的结果,也是民众试图将“自身”与“国家”建立联系的具体表达.     

梦幻与现实之间——弗兰克·奥康纳笔下的儿童形象

弗兰克·奥康纳是20世纪爱尔兰著名短篇小说家,儿童题材在其近200篇短篇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以奥康纳儿童题材的短篇小说为文本,分析此类作品中呈现的儿童形象,即充满童真的“母亲的孩子”和心灵孤独的“私生子”,试图挖掘作品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内涵,深入了解爱尔兰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     

危机与暴力:北伐前夕北京群众运动的政治文化研究(1924-1926)

北京政变后成立的临时执政府始终未能摆脱其合法性危机,而北京地区的民众运动则因为政党力量的介入而日益政治化、组织化和暴力化,遂有试图依靠平民力量以推倒政府的首都革命。此后,大沽口事件再次激发民众以抗议示威为名而采取推倒执政府的激烈行动。正是民众与执政府之间的长期激烈对抗为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埋下伏笔。     

从学潮走向政潮—1948年北平“七五”惨案研究

作为非中共主导的反政府学潮,“七五”惨案因《救济东北来平学生办法案》而起,其后东北流亡学生游行遭北平当局镇压,死九人,伤二十一人.东北民众在地域情结与现实困境的共同作用下,掀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使得学潮逐步向政潮演化.傅作义对惨案善后主张“忍耐”政策,陈继承力主“坚决”,多有歧异.惨案责任的追究因东北民众的社会抗议,蒋介石被迫有所行动,但最终仅以陈继承去职而告终.通过考察“七五”惨案的善后过程,不仅可知各方均试图利用学潮以达其现实目的,更可窥得国民党内各类派系的纠葛,凸显出国民党内政治生态的日趋恶化,且展现出国民政府权威在东北民众中日益瓦解.正是国民党自身的弊病,使得学潮为共产主义传播及其它任何形式的反政府行为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从新文学经典到大众化的艺术形式——《阿Q正传》从《晨报副刊》到《麒麟》的改编

鲁迅的《阿Q正传》是新文学的经典之作,思想意蕴深刻,回味无穷,启发一代又一代中国民众的觉醒.作品构思独特、艺术手法精湛、内容贴近生活现实、故事的可读性强,影响较大.小说自1921年发表于《晨报副刊》后,不断有人将其改编为剧本等文学形式.1941年,伪满期刊《麒麟》曾刊发过杨六郎改编的单弦弹词《阿Q正传》.这些改编都试图让“阿Q”从知识分子的新文学书斋走向大众的文艺场,让更多的民众认识并了解“阿Q”.改编者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煞费苦心的改编尝试,力求通俗化解读《阿Q正传》,把这部新文学经典引向普通的阅读群体,既体现了鲁迅精神的再度“呐喊”,也推动了鲁迅精神的传播.同时,经典改编本身也成为文学经典化的过程.     

妙峰山:田野追踪与研究拓展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35千米处,主峰大云坨海拔1 291米,雄居于“小西山”诸峰之上.这里不仅有奇松怪石、清泉飞瀑等自然景观,更因香火不绝的碧霞元君信仰而素有“北京第一仙山”的美誉.闻名遐迩的“娘娘庙”始建于明代,灵感官、回香阁、玉皇顶三座庙宇群,依山取势,参差错落,14座殿堂中分别供奉着儒、佛、道和民间崇信的各种神祗.从清康熙帝敕封“金顶”庙会开始,每年农历四月初一至十五有数十万香客朝顶,数百档香会进香献艺.这里也因此成为京津冀地区民间宗教的圣地.除了作为民众的信仰中心,这里还因1925年顾颉刚等5位学者的妙峰山进香调查,而被视为“中国民俗学研究的发祥地”.2008年,妙峰山庙会被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因其承载了民众生活的历史与记忆,这里又成为了传承民间文化的“风水宝地”.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从创建至今,经历不同历史时期形成并始终遵循的革命及建设的制胜法宝.抗战时期是中国经历的特殊历史时期,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民众动员理念,灵活的动员方式,取得了民众动员的巨大成功,民众动员的成功经验再次表明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国共产党民众动员过程中显现出的持续性、目的为民性、广泛性、深入性及有序性特点,对探寻当代群众路线教育实践具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双重行为逻辑的张力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基于“第三方”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在2018年的正式开局使得以梁漱溟邹平实验为代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次成为学界热点，试图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启示。然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在当年便已深陷“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尴尬处境。从“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视角分析，“合作”与“赋能”是梁漱溟邹平实验遵循的双重行为逻辑，其中，合作的逻辑要求作为“第三方”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必须在与政府、民众的合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性，实现乡建院改造乡村的理想，但赋能的逻辑主张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行为特征及心理意愿。这样的双重逻辑相互牵制，彼此之间难以契合，导致了邹平实验“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困境。当前，各类“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行动正方兴未艾，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不仅能够为之提供有益的指引，其所遭遇的困境更足以成为“第三方”改造乡村社会的警示。     

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核心价值的认同——以科举制度创新为切入点

宋初的科举制度改革促进了“士绅/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士绅阶层开始以天下为己任,将儒家道德理想普及于民间社会,即通过基层自治制度改革和创新增强民众的价值认同,进而在国家/士绅/民众共享和认同儒家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构建起“三合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而贯穿其中的“道德契约”认同逻辑在协调民众/国家之间关系的“顶层认同”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关系的“底层认同”中均显示出其历史合理性.重新梳理和认识传统的核心价值认同模式以及当代转型,正确对待其中的经验与教训,应当成为当前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认同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历史文化前提.     

从北京传统节日和庙会看佛教对民俗文化的影响

佛教从东晋十六国时传入北京地区,不断向广大的下层民众渗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和生活方式.随着佛教与北京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一些佛教的节日或纪念日,逐渐越出了佛教寺庙的神圣围墙,悄然走进北京民众世俗生活,与本土的民俗及传统节日水乳交融,成为民间积久成习的岁时风俗.通过对一些广为北京地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传统节日和庙会的寻根溯源,可以透视出佛教对北京传统民俗文化的渗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佛教自身本土化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