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王恽传》勘误

《元史·王恽传》记载王恽生平行迹颇多舛误。借助《元史》其它记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及时人文集中的相关材料，这些舛误可得以勘正。     

从《宋史·刑法志》看宋代的刑事法律规范

历朝历代的《刑法志》都是研究中国法制史的基本史料,也是中国历代官修正史的重要篇章。《刑法志》对各个朝代立法、司法、法制建设及法律思想的记载和阐释,不啻为各封建王朝关于法的理论和历史的官方史料,其观点获得封建统治集团的认可、采用,并作为他们施政和实行法制的指导。可是学界对《刑法志》的研究很少涉及到《宋史·刑法志》。根据《宋史·刑法志》的记载,宋代强化了中央集权的立法思想,记述了宋代刑事立法的主要内容,反映出了宋代独具特色的刑事法律制度。     

十三篇《刑法志》的儒家情节

通过对正史中十三篇《刑法志》的研究,揭示出其中隐含的儒家价值情节,具体而言表现于四方面：一是十三篇《刑法志》中大量引用儒家经典和儒家学者的言论;二是儒家“德主刑辅”的德刑观贯穿于十三篇《刑法志》的始终;三是十三篇《刑法志》依循于儒家亲亲尊尊的伦理原则;四是十三篇《刑法志》均秉持儒家价值理想以批判现实和历史。     

沟通两个世界的不朽之作——评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刑法志》在中国法律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中国法律近代化离不开法律名词的近代化,中国近代法律新名词主要是源于西方,取自日本。先进的中国人在取法日本的过程中,写了许多游记和论文,其中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成文最早,影响最大。在其《刑法志》里有大量近代西方法律新名词,近代中国人通过学习《刑法志》,迅速地掌握了近代法学术语,这样就大大加快了中国传统法学的近代化。《刑法志》实为中国法律近代化的一块巨石。     

成吉思汗逝世、发丧地点辨析

《元史·太祖纪》:成吉思汗“(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已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这个地点,冯承钩译《多桑蒙古史》注云:“《元史》谓成吉思汗死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此二名皆属蒙古语名,疑其士卒以此名名其汗身死之汉地”。可见早就使人有些迷糊。直到近年,也还有一些同志理解的不十分清楚。例如说:“1227年7月,成吉思汗在经略西夏时,病逝在萨里川·哈老徒的行宫,终年六十六岁”。又如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于进攻西夏的征程上。《元史》记载:‘(二十二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哈老徒之行宫’…”。这从文理上似乎说萨里川·哈老徒是西夏地方。     

《续鉴》三札

札记三章,均为董理《续资治通鉴》成书问题时的零篇,删削编次,目为《〈续鉴〉三札》.钱大昕元史考订的新例证钱大昕在清代学术史上,可算是开了蒙元史研究先河的学者。然而,后世论及钱氏的元史研究成就,一向只限于他的《补元史氏旗表》、《补元史艺文志》的补阙,或者《元诗记     

元代凉山彝族地区的行政与经济

一、行政设施和统治制度 公元一二五三年,忽必烈率兵进攻西南,对各地实行军事统治。一二七四年(至元十一年)建立云南行中书省,在今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设置罗罗斯宣慰司,行使中央政府的国家主权。《元史·地理志》载:一二七五年于凉山地区“置总管府五”,即建昌路、里州路、德平路、定昌路、会川路。到了一二七七年(至元十四年正月),“立建都、罗罗斯四路,并置官属”。当时只有四路,后来添设里州总管,合为五路。《元史·地现志》载:一二八六年(至元二十三年),罢德平、定昌二路为德昌路,一二八九年并里州于建昌路。因此《元史·地理志》载罗罗斯宣慰司所属只有建昌、德昌、会川三路。罗罗斯宣慰司最初隶属四     

元代回回乌马儿史事札记

乌马儿系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之孙,延安王纳速刺丁之子,高官显宦,但《元史》无传,仅在赛典赤传后附识“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是见其简陋之至。元人文集却有这方面的碑传资料。翁独健先生当年为陆峻岭编《元人文集篇目分类索引》作《前言》时就曾指出：“《元史》卷125《赛典赤赡思丁传》对他的孙子乌马儿,只提了官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而任士林《松乡先生文集》中的《平章政事赛典赤荣禄公世美之碑》（卷一）和《江浙行省春运海粮记》（卷二）,对乌马儿的事迹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这可以补充《元史》的漏略”①。现《碑》与《记…     

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下)

三、丝绸路上的穆斯林促进了元朝统一中国的事业 丝绸之路,也是中原通往西域之路。汉唐的史书,如《汉书》有《西域传》, 两《唐书》亦有《西域传》,《元史》虽无《西域传》,但在《纪》、《传》、《表》中,有大量记载“西域”之事。《元史·西北地理附录》和《元史·河源附录》也都概括地记载了     

钱大昕在元史学上的贡献及影响

钱大昕考订明代官修《元史》的错讹，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揭示元代重要文献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发掘金石资料，为后人研究元史打下了资料基础。钱大昕重写《元史》，所撰《艺文志》及《氏族表》沾溉史学界，所论元代重大政治、文化问题，影响甚大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

元代入滇的畏兀儿人,属于西州回鹘,即高昌畏兀儿人。据《元史》记载,自公元1209年开始,高昌畏兀儿人归附蒙古王朝,从征花刺子模及西域回回诸国,并随蒙古军队进入中原征灭南宋,最后留戍吐蕃及襄阳等地。高昌畏兀儿人进入云南,主要是从忽必烈及其统帅兀良合台,于宪宗三年(1253年)平大理后开始的,至元十一年(1274年)赛典赤赡思丁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又进来很多。畏兀儿人在世祖至元初曾参与征伐交趾、占城和缅国的战役,据《元史·世祖本纪》及《元史·外夷二》安南条说:当时交趾及占城叛服不常,曾     

《中国历史大辞典》民族史分册辞条试刊 贵州民族史

八番顺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元史·本纪》云:“至元十五年(1278年)罗殿国阿榨,西南番主韦昌元降元,诏各为其地安抚使、佩虎符。“至元二十一年(1284年)荆湖占城八番刘继昌谕降龙昌宁、龙延万等赴阙………各授本处安抚使,立宣慰司,招抚西南诸番等处酋长”。《新元使·本纪十一》云:“至元二十年(1283年)八番酋龙昌宁、龙延万等入朝,置八番宣慰司招抚西南诸蛮。”《元史·本纪十二》云:“至元二十年     

《元史》正误二例

(一) 《元史》卷一百七十二《程钜夫传》云: (钜夫)大德四年,迁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八年,召拜翰林学士、商议中书省事。《新元史》卷一百八十九《程钜夫传》云: (钜夫)大德四年,改江南湖北道肃政廉访使。……八年,召为翰林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明年,加商议中书省事。按:《元史》、《新元史》所记程钜夫召拜翰林学士之年皆误;《新元史》记召拜翰林学士与加商议中书省事不在同一年,更不知何据。考揭傒斯《揭文安公全集》(豫章丛书本)卷七《病中初度……呈诸君子》诗自注云:     

元代的西藏

为了使中国的西部边疆地区稳定,蒙古人设立了一些机构来管理西藏和西藏边境地区。在《元史》关于地理这一章中,虽然对乌斯藏即西藏记载不多,但是,在名义上仍把乌斯藏与另外两个区域——纳里速(Na—li—su)和古儿孙(ku-erh-sun,也写作ku—lu—sun古鲁孙)一起视为中国元朝时期的一个路。《元史》关于官吏这一章中,列举了许多隶属于宣政院的机构,宣政院是管理佛教与西藏事务的机构。在库库诺尔地区的朵思麻(指青海湖以南的地区及黄河上游流域)设立了路,这和在朵甘思(指四川西部地区)设路是一     

《元史续编》及《元史弼违》探析

明永乐初年,胡粹中政纪传体为编年体,撰成《元史续编》,对成宗以下治平之迹及版帝时事有所增补,书中评语多以儒家传统君臣之道立论,虽篇幅不多而颇便省览。嘉靖年间,周复使授编年体史著《元史弼速》,是从卫道者及汉民族本位的立场来评价《元史》的。此书的纪年及书法体现了孔子的正名主张,承袭了儒家思想,尊家而贬元,但也纠正了《元史》一些史事记载上的失误。     

关汉卿杂剧习俗脞说

关汉卿杂剧中,记有各种传统的和金元时代的风俗习惯,今掇拾一二,稍作考述,编次如下。一、婚丧嫁娶 1.指腹为婚《绯衣梦》第一折王员外云:“俺两个当初指腹成亲。”《调风月》第二折[要孩儿]:“半良身情深如你那指腹为亲妇,半贱体意重似拖麻拽布妻。”按:指腹为婚,系女真族的婚姻旧俗。元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三九云:“金人旧俗,多指腹为婚姻。既长,虽有贵贱殊隔.亦不可渝。”有的刚出生的孩子则由双方父母议婚,割衫襟以表盟约。到了元代明令禁止此俗。《元史·刑法志》: “诸男女议婚,有以指腹割衿为定者,禁之。”《元     

元代的蒙汉双轨修史：《太祖实录》小字注解探微

《圣武亲征录》《元史》和《史集》是元史研究的基础文献，相互之间的传抄关系尚无定论。《圣武亲征录》和《元史》,在正文之外还有小字注解。二者的小字注解有重合之处，内容包括人物指代、汉语翻译、并行纪年。相关内容在《史集》和元末史书《通鉴续编》中都有体现。上述史籍的共同史源可以追溯到《太祖实录》。小字体例和内容表明，《太祖实录》应是先用汉文写成的，随后翻译成蒙古文，进而为《史集》所参考。     

汉 “苛人受钱” 及其法律规制试探

汉代 “苛人受钱” 应指官吏 “拘止人而受钱”。 《说文·叙》 言 “廷尉说律”, 以 “苛之字止 句” 申明了此罪特征。 《晋书·刑法志》 所载张斐 《注律表》 “呵人受钱” 应为 “苛人受钱”, 表文是在身 体强制的意义上将 “苛人受钱” 区别于其他五项 “以威势得财” 之赃。 “苛人” 常具有官吏依职权执法的表 象, 因此汉代法律体系区分 “苛人” 是否涉赃, 以不同类型的规则分别予以规制: 对单纯 “苛人”, 主要以 诏敕整饬, 为官吏执法保留了弹性空间; 对 “苛人受钱” 之赃, 则在律令体系内区分苛人事由, 以涉嫌犯 罪为由拘止人者入律上既有 “受赇” 罪名; 不以涉嫌犯罪为由拘止人者, 可能是在西汉调整赃罪体系后, 以令新创 “苛人受钱” 罪名和独立的计赃量刑等级。     

我国古代官吏选任与监察法律规制及其当代启示与借鉴

我国历代都极为重视官吏选任和监察。从春秋战国的军功爵制到秦汉时期选官察举征辟制度,从《唐六典》、宋《庆元条法事类》到《大明律》和《大清律》,我国古代对选官条件、标准、权限和程序都作了严格法律规制。最早开始于西汉的官吏选任回避制度,是为防止官员徇私而设。我国古代官吏监督制度分布在古代政令法令中,贯穿于官吏行政的各个环节,《周礼》、《秦律》、《唐律》、《大明律》和《大清律》等都对官吏监察进行了严格法律规制。对我国古代官吏选任和监察法律规制进行流变考证,对我国＇-3前公务员法律规制和西方文官选任和监察制度有一定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对《元史》本纪史源之探讨

一、元朝《实录》是本纪的最主要材料来源 《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告谕廷臣兴修《元史》的旨意说:“近克大都,得元《十三朝实录》①,元虽亡国,事当记载。况史纪成败,示劝惩,不可废也”②。《进<元史>表》也说:“上自太祖,下迄宁宗,据《十三朝实录》之文,成百余卷粗完之史”。可知《十三朝实录》是《元史》最主要占大部分的资料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