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湖北咨议局从主张立宪到参与武昌首义的转变

湖北咨议局是试图推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下的一个省级地方议会的预备机构,却在资产阶级宪政请愿运动中一再受挫,由绝望毅然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对于武昌首义成果的巩固与扩大乃至对于辛亥革命在全国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组织和促进作用.     

宪政与革命--试析辛亥革命前后湖北咨议局的政治趋向

湖北咨议局是致力于君主立宪政治的一个省级议会预备机构,然而满清王朝只把立宪作为巩固皇权的手段,不允其影响专制皇权,尚处于传统生活中的民众也不可能构成立宪政治的支持力量,因此湖北咨议局领导的宪政请愿和铁路风潮,既备受清廷压制,又遭受民众冷落,由此被迫转向革命,在武昌首义中推波助澜,将革命推向高潮.这昭示了立宪政体在中国没有相应的社会基础,而湖北咨议局立场的转变固然对于巩固首义成果和发展全国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实在是无奈中的奋争.     

试论清末广东咨议局的性质

1909年,作为清政府"预备立宪"骗局产物之一的咨议局相继在各省成立。由于特殊的原因,广东咨议局在许多方面显得与众不同。从选举、活动等方面可以看出,广东咨议局既代表了封建官僚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是清朝"装饰门面"的产物,又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代议机关"的性质。     

简论清末山东咨议局

清末咨议局是立宪派活动的重要基地。武昌起义后,在立宪派力量较强省分的咨议局,表示拥护民主共和,倡导了和平独立;然而,在山东则是立宪派联合革命派推翻咨议局后一度实现和平独立的。因此,清末山东咨议局的问题,是很值得探讨研究的课题。应该承认,清末预备立宪是在民主革命潮流高涨形势下出现的一场旨在拉拢立宪派和缓国内革命浪潮的政治骗局,而筹设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是这一骗局的重要内容。为此,清政     

沈阳原奉天省咨议局建筑保护及修复研究

在实地调研和测绘的基础上,考证了原奉天省咨议局的历史沿革,阐述了其独特的历史价值和建筑史价值.在此基础上对奉天省咨议局提出了保护策略,在修复的技术层面展开具体的有针对性的研究.     

辛亥革命失败四原因浅论

辛亥革命失败四原因浅论张悦孺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义”①标志着清王朝的覆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曾经一直持观望态度而迟迟不肯出山的“恒上钩叟”袁世凯，乘机打着“南北议和”的幌子，利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     

《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出版

1911年武昌首义建立的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是中国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性质的政权。《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一书主要汇辑了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期间以湖北军政府或以其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布的公文,也酌收以军政府下属机构或以其主要领导人名义发布的公文,其中包括宣言、檄文、告示、晓谕、照会、命令、章程,法则、决议、条例以及函电等,全书计60万字。     

蒲殿俊与四川保路运动(下)

由蒲殿俊任议长的四川咨议局一成立,就把争路权作为自己的一项主要任务。清廷将川汉铁路收归国有之时,蒲殿 俊亲拟呈文要求维持商办。在保路、保川、保国的浪潮中,蒲殿俊等人组织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形成了以蒲殿俊等人为核心的 咨议局、股东会、同志会三位一体的争路体制。     

清末咨议局与议员参政

清末由于国民意识和参政意识的觉醒,出现了空前的国民参政活动。表现在利用咨议局和资政院等,积极投入到参政活动之中。清末各省咨议局建立后,议员通过提出议案行使参政权,并通过与督抚的斗争,进一步获取了参政权。     

试论蒋翊武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传媒活动

作为湖北新军中秘密组织“文学社”的社长,武昌首义中革命党人的起义总指挥,蒋翊武不仅在武昌首义的筹划过程中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革命的宣传和舆论的监督等方面,有着与他同期革命党人不可比拟的建树。他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报刊传媒活动,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清末洮南府咨议局议员选举考查

为了挽救自己的统治,清政府效仿西方议会政治,于1908年颁布了一系列宪政法令。其中咨议局议员选举首当其冲,成为议会制实践的第一个阵地。清末洮南府是奉天省北部的重要政治中心。清末洮南府咨议局议员选举体现东北三省议会制选举实践的基本特征。洮南府咨议局议员选举的细节是深入研究西方议会制在东北三省实践的依据。洮南府选举中的状况反映了清末中国政局的困境。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罗纶

罗纶在保路运动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以立宪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改初衷,仍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兴学救国之理,并实践之。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后,他在副议长的位置上弹劾官吏,使“议会始敢言,民隐毕达”,并领衔提出了《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     

论武昌首义中的黄兴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形成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高潮,而武昌首义则是触发这个高潮和构成这个高潮的最猛烈的浪峰。在这浪峰上搏击风雨的革命前驱中就有素享盛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今天,武昌首义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峙立在武昌阅马场的拜将台,却常常勾起人们对黄兴的追思和品评。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黄兴在阳夏之战中的胜败如何评价?这都是尚未充分研讨的课题。黄兴生前曾受到“汉阳败将”之讥,他本人固无所辩说,而外人也很少对此深究。历史把问题留到了今天,期待着人们进行探索。     

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汉族地主阶级

1911年武昌首义之后,为什么在很短的时间里权力的大部分归到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和“旧军官”手里?有人认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声势大,而立宪派加上整个旧势力,社会实力大;权力不靠声势决定,要靠实力决定,所以使然。回顾辛亥革命的历史,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进而思考这样的史实似更应引起研究者们注目:在当时宣布“独立”的十几个省中,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权力的分配中并没有占优势,而真正占优势的是“旧军官”、“旧官     

共进会与同盟会的关系再探讨

同盟会自成立之初就自觉而勇敢地担负起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历史使命。武昌首义的主要领导组织之一共进会,在武昌首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共进会与同盟会两者间无实质上的隶属关系,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组织,共进会在＂以同盟会之宗旨为宗旨,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的旗号下进行着独立的革命活动。无论是共进会的成立动因、革命纲领及目标、革命斗争策略及经费来源,还是其独立的组织体系,都可以清楚地说明共进会与同盟会是相互独立的。     

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兼论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张之洞死于1909年,辛亥武昌首义爆发于1911年,两者至少在时序上发生了脱节。然而,张之洞的确与辛亥武昌首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深深浸润于时代氛围之中的关系,并未因张之洞职务上的调迁(1907年入参军机)而割断,也未因张之洞命归黄泉而消释。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因果对应,而是一种文化功能上的价值同构。我们谈论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的关系,并不是抹杀湖北革命党人的历史功勋。恰恰相反,充分剖析张之洞振兴实业与教育所导致的客观效果,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湖北革命党人的革命首创精神,因为前者为后者提供、创造了某些必不可少的新质因子和重要条件。本文旨在论析张之洞与辛亥武昌首义之间的文化传承机制,并且由此出发,对政治家成为历史的不自觉工具这一具有宽泛意义的文化现象提出自己的若干见解。     

张之洞与晚清江汉水政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署理湖北的１８年中，竭思尽智，不仅创办了布纱丝麻四局以及炼铁、造纸等一批近代企业，同时对于改造湖北社会面貌，使其从传统走向近代亦多有作为。湖北政治之要向以水政为重，历代治鄂者无不为治水...     

清末民初吉林省议会设立始末

吉林省议会始于吉林省咨议局。民国二年（1913年2月）第一届省议会正式成立。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吉林省议会代表各界群众，强烈要求政府“外争国权，内惩国贼”。1929年2月，吉林省议会撤销。吉林省议会是民主共和制在地方的设置，是辛亥革命的产物。     

关于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的几点再认识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艰苦努力,使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了客观必然性。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起到了领袖的作用。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     

武昌首义对武汉经济发展的推动

武昌首义使武汉由一个“九省通衢”的商埠,一夜之间成为了革命、政治的中心,全国瞩目,世界也为之震惊。作为首义之地,武汉受到孙中山、黄兴等革命领袖的青睐,经济发展上受到扶持。湖北军政府、南京临时政府和民国北京政府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和法律法规,中国由此进入了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期。武汉成了新经济制度的最大收益者,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期。纵观武昌首义前后武汉经济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武汉除了原有的地理优势之外,制度变迁和制度供给无疑是武昌首义之后武汉经济发展的最主要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