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目标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路径研究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发展的主题，能源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彰显大国担当和责任，中国向世界庄严宣布了碳中和的雄心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对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迫切需要探索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的路径。从中国实际国情和碳减排目标出发，通过与其他国家相比较，得出中国在碳中和目标背景下能源高质量发展面临着能源需求总量和CO₂排放量将继续增加、能源结构转型更加困难等挑战；但面临挑战的同时，也会倒逼能源高质量发展，抢占技术制高点，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从碳中和的定义和目标出发，发现实现碳中和目标意味着要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化石能源占比和单位化石能源碳排放量，增加森林碳汇和发展CCS（含CCUS）。在此基础上，提出碳中和背景下中国能源高质量发展三大显性途径，即节能提效、优化能源结构和技术创新；以及一大隐性途径，即思想观念创新。对于全球来讲，应对气候变化是全球共同面临的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去应对，必须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应加强顶层设计，出台面向2030年和2060年两大节点的《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国家行动方案》；围绕技术链和产业链，识别出关键核心技术纳入国家科技计划，并加强示范工程建设与推广应用；针对同种类别废物治理的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未来碳减排与“三废”协同治理将是大势所趋，建议深入探索协同治理机制。     

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2060年碳中和引致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

在面临诸多不利条件和巨大挑战下,中国毅然决然作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承诺,彰显为推进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作出的巨大努力;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要求中国经济系统必须进行彻底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针对实现碳中和目标引发能源体系的革命性变革进行了分析,并分领域阐述了碳中和目标如何"倒逼"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同时,对处理好2030年前碳达峰与2060年前碳中和的辩证关系、发挥碳减排与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实现碳中和与提升产业竞争力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进而对促进中国经济系统根本性变革,为确保如期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在政策设计、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碳中和目标下中国碳排放路径研究

气候变化是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中国是第一大碳排放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起着关键作用。继2015年气候变化巴黎大会之后,中国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和气候雄心峰会等重要会议上,首次提出了争取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2030年碳强度下降65%、非化石能源比重达到25%等中长期战略目标。这一系列里程碑意义的新目标,彰显了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也是实现中国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支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实施,围绕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利用自主研发的国家能源技术经济模型（C3IAM/NET）,从自下而上的行业视角,研究了中国中长期CO₂排放的总体目标和实现路径;分析了不同经济增速和减排力度情景下,能源系统、碳捕集与封存技术以及碳汇的贡献程度。研究发现:全国CO₂排放量有望于2025年实现达峰,峰值约108亿吨,最晚于2030年达峰。通过能源系统实施不同减排努力,并结合碳捕集与封存技术部署,到2060年,与能源相关的CO₂排放量仍将存在3亿~31亿吨,主要来自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行业,需要森林、海洋碳汇来吸收。并针对电力、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领域和行业提出了建议。     

强可持续视角下中国碳中和指数的区域差异、结构差异及分布差异

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理论与碳中和的科学内涵构建碳中和水平综合评价体系，利用秩一约束的组合评价法测算2005—2020年中国区域碳中和指数，采用Dagum基尼系数揭示碳中和水平的区域差异及来源，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法揭示碳中和水平的结构差异，借助再中心化影响函数揭示碳中和水平的分布差异。研究发现：中国碳中和指数整体不高但呈上升趋势，省域碳中和指数存在“双高型”“低高型”“高低型”和“双低型”四类；区域碳中和水平不平衡，呈现出中部地区高、东西部地区低的倒U型格局；碳中和指数的区域差异主要来自超变密度；碳中和指数的结构差异主要来自吸收维度的人工条件和排放维度的生活排放；碳中和指数的分布差异主要来自吸收维度。因此，碳中和的实现需要多方协同，既要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协同转型，也要居民生活模式的协同转变，更要碳汇碳捕捉的协同转换。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热点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参与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作为气候治理的行动派,我国正在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不断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度,积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利用共词分析法聚焦我国近三年来出台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研究政策目标热点和政策手段热点。结果表明：我国现有应对气候变化政策体系目标明确、手段多样;其中,碳达峰碳中和是核心目标,碳排放权交易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核心抓手,绿色金融和科技创新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手段。总体而言,我国应对气候变化“1+N”政策体系已经建立但仍需逐步完善,尤其是在碳达峰碳中和标准制定领域。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3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治理结构研究

跨国公司治理结构既受母公司制度的影响,也受投资国当地制度环境的影响。本文以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在中国制度安排前提下这些企业的外部治理结构与内部治理结构变迁,结果发现它们已经具有了一些与国内母公司不同的特点。其治理结构演变的路径为母公司主导型公司治理阶段→不完全公司治理阶段→完全公司治理阶段(东西合璧型公司治理)。     

不同公司治理结构下财务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公司治理结构决定其财务模式。论文以所有权和控制权表现形式不同 ,将现有公司治理结构分为外部监控型、内部监控型、家族控制型和转轨经济型 ,由此产生了经营者主导型、出资者主导型、业主主导型和内部人主导型的财务模式 ;并分析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管理的现状、成因及发展趋向。对于寻找适合我国不同企业及同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治理构架和财务模式奠定了基础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国际比较

文章主要从发展路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政企关系出发将英美、日韩企业集团成长模式作了比较分析,表明英美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日本模式为产融结合型,韩国模式为政府主导型,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中国企业集团的成长独具中国特色,并在政府的指导下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企业集团应借鉴国外企业集团的经验和教训,完善自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企业集团成长模式的国际比较

文章主要从发展路径、组织结构、治理结构、政企关系出发将英美、日韩企业集团成长模式作了比较分析,表明英美模式为市场主导型,日本模式为产融结合型,韩国模式为政府主导型,三种模式各有利弊。中国企业集团的成长独具中国特色,并在政府的指导下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差距较大。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和国际竞争的加剧,中国企业集团应借鉴国外企业集团的经验和教训,完善自身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     

碳中和相关问题研究综述与展望

剖析碳中和的具体含义以及与之相关且容易被混淆的概念，归纳达成碳中和的技术路径，从理论层面梳理碳中和的经济和就业影响。研究指出，能源转型、碳税、碳抵消、碳技术是实现碳中和的重要路径；实现碳中和目标取决于碳捕获和封存等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自愿碳抵消只是一种辅助性工具；实现碳中和对经济发展和就业的影响是复杂的，需要综合考虑能源转型、环境规制、技术创新等多种因素。基于此，探讨目前碳中和问题存在的争议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国际规则协同:演进、挑战与中国选择

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乃是当前国际社会面临的两大紧迫任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对气候变化认识的不断深入,二者的关联性被越来越多地提及。然而,目前在其规则协同方面,它们却凸显出诸多滞后与不足,进而严重影响到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行动同步。是故,未来国际社会应在整体系统思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碳中和共识的政治推动力,从法律上确立起相互支持原则,以期实现二者的规则协同。对中国而言,则应在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下充分考虑生物多样性因素,在肯定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办法的同时,亦应积极防范应对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之间可能产生的规则冲突。     

传统工业园区实现“双碳”目标路径研究

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时所作出的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计划，传统工业园区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实现工业部门精准脱碳研究的关键靶点。梳理江苏最大的化工园区——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的碳排放量、排放强度以及排放来源，利用Tapio脱钩模型探究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脱钩关系，然后利用LMDI法分解园区碳排放驱动因素，进而建立多情景仿真模型探索园区碳减排的潜力和实现双碳目标的路径。研究表明，园区目前能源消费过度依赖于化石能源，碳排放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负脱钩状态，产值结构持续推动园区碳排放升高，而能源强度则是促进园区减排的主导因素。仿真结果显示，未来通过能源结构调整、技术革新、产业结构优化和CCUS技术协同应用有助于园区率先实现双碳目标。通过定量分析验证了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园可以早日实现双碳目标，同时为园区提出建设性的政策意见，进而能够为其他传统工业园区日后的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提供实际参考。     

改革开放40年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探析——基于浙江省村治实践

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可从村庄治理主体、村庄治理权力结构、村庄治理资源和村庄治理方式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国家和社会关系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与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奠定了理论基础。基于村庄治理模式变迁理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逻辑上沿着村庄管制、村庄一元自治、村庄多元自治和村庄自治多元协同路径推进和发展。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可具体化为两个转变:一是实现了由一元村庄治理模式向多元村庄治理模式转变;二是实现了村庄治理模式一元化向村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转变。浙江省改革开放40年来村庄治理模式变迁实践为村庄治理模式变迁路径理论探索提供了经验支撑。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方法

碳中和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行为、技术、能源等多系统交织耦合和多重反馈的复杂巨系统,面临跨系统跨部门耦合性、分行业异构性、技术成本动态性、技术和行为演变非线性、社会经济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开展“双碳”目标约束下碳排放技术体系研究,亟需建立能刻画上述挑战内涵的方法和技术。为此,从复杂系统的视角,自主设计构建了自下而上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3IAM/NET）,耦合“能源加工转换—运输配送—终端使用—末端回收治理”全过程、行业“原料—燃料—工艺—技术—产品/服务”全链条,实现以需定产、供需联动、技术经济协同的复杂系统建模。为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工具。该工具成功应用于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的优化设计,但为了方便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关于模型应用的相关内容,将在本文的姊妹篇（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中介绍。     

“双碳”目标下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法制保障体系之重塑

随着“双碳”目标战略的实施，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新时期。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是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的内在要求，也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实现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必由之路。生态文明建设路径的调整升级意味着与之相对应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也要随之调整和升级，以满足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法治需求。受制于时代背景和立法目的的局限，我国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制体系存在诸多不足，没有将“降碳”问题纳入其中，与“减污”问题作整体考虑和协同安排。应以《宪法》规定的“生态文明”“新发展理念”“美丽中国”等法治思想为指引，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目标融入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目的性条款，从整体性治理、协同治理、增强主体责任原则出发，夯实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防控的制度基础，重构以污染物排放和碳排放总量协同双控、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中央环保督察、协同管理体制等为核心的制度体系，探索制定《碳中和促进法》,并对《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以及其他相关的法律进行修改，将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理念融入其中，为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提供法律依据，为实现协同增效提供制度保障。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领域、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研究综述

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不断升高引起广泛关注,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导致升温的说法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基于此,国际社会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将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期为全球温控目标作出贡献."30·60"双碳目标提出后,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研究呈井喷之势.文章以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的关键领域、面临挑战与实现路径为考察对象,对其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呈现碳达峰碳中和研究的最新进展,为研究的进一步开展与有关工作的具体实施提供借鉴与启示.     

中国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及主要途径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目标,从相对减排到绝对减排,进而零排放,成为雄心勃勃的"中国方案"与路线图.在阐释中国减排承诺及意义的基础上,认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既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大挑战,也是实现绿色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最大机遇;中国要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核心目标,须建立倒逼机制,分为四个十年阶段、八个五年规划,逐步推动绿色改革绿色创新;进而明确提出了20个方面的主要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即控制能源消耗总量及增速约束性目标、大幅度提升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大幅度消减煤炭生产量和消费量,等等,以形成"政策合力""协同效应",在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中有助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并成为推动全球能源转型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