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引起的思考

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为主线,从乡村治理模式的变迁追溯了我国自秦朝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提出村民自治是要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提出要以社会逐渐重新收回国家权力为取向,把小康社会农村政治文明的大战略——村民自治推向深入。     

法治乡村建设中“小微权力”运行的结构优化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村事业发展的同时，农村自治组织支配的资源大幅增长，村干部权力也随之扩张，村干部权力虽“小”“微”却渗透广泛。农村小微权力行使单位对信息的垄断，逐渐演化出隐蔽决策并加剧权力失范风险。规范小微权力运行，须在法治乡村框架内重塑权利保障机制和权力制约机制，以应对自治单元内部和外部因素介入村务后衍生的复杂问题。村务信息的顺畅沟通有助于明晰村务权力的边界和程序，有利于提升村民行使自治权利参与村治的积极性，进而破除村民“不在场”的自治怪象。村民的有效参与促使村治不再是村干部的单向管理，而是在“权利-权力”“权力-权力”的结构优化调整中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     

祖先崇拜:支撑乡村生活秩序的传统宗教内核

祖先崇拜是儒释道等中国传统宗教与乡村社会生活秩序互构的内核.以祖先崇拜为代表的传统宗教伦理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相对稳定因素,并成为乡村生活秩序的内生性基础力量.在现代乡村生活秩序中,祖先信仰主要体现为:宣扬“祖先”和“孝”的理念、以家庭家族为单位完成敬祖仪式、构筑乡村社会的权力场域.对祖先崇拜进行适当制度化建构是协调国家、社会和宗教关系的很好途径,也有利于建立以内生秩序为导向的低成本乡村自治.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村两委一肩挑”模式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程,作为优化乡村治理体系的"村两委一肩挑"模式是村民自治实践中一种被越来越多村庄实践的模式。"一肩挑"模式的出现和推广有其深厚的现实基础,主要体现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与农村人才外流现实的张力上、加强党的领导与贯彻落实群众路线的要求上、村庄合并与村民自治下沉的现实上以及村"两委"交叉任职的前期准备与治理"村官"腐败的要求上。通过村庄内部加强党的领导、理顺"两委"关系、提高自治效率以及规范权力运行,"一肩挑"模式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但这一模式在实践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一肩挑"干部的权力集中、职责"超载"以及模式的适应性等问题有可能抑制乡村治理现代化。因此,对待"村两委一肩挑"需要我们保持审慎的态度,使其真正做到促进乡村治理的现代化。     

超越“二元博弈”：行政与自治均衡视角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研究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不应局限于治理主体的价值二元博弈结构关系,而要立足行政与自治均衡的治理统合关系。调研发现,村庄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行政统合与自治缺位弱化了村庄内生性资源嵌入村庄生活治理的活力,也无法回应国家现代化治理规则主导的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行政与自治均衡状态下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践,以行政资源输出强化了地方规则的共同体意识,并且激活群众参与的主体性,达成了均衡性的双轨治理结构和机制,实现了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治理。从行政与自治均衡关系视角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要在增强国家治理能力与弹性村庄社会结构的张力之间寻找行政与自治的均衡秩序,外引基层治理现代化规则嵌入村庄人居环境整治,内以整合内生性资源激活乡村社会活力,提升治理效能,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建设。     

国家建构视角下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

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视角对20世纪80年代村民自治以来的中国乡村权力结构进行学理性分析。分析表明,"权力结构变革"问题的实质系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相互冲突博弈的结果,是权力结构的民主化转型,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要求。现代国家建构的根本目的是整合国家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在建构过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民主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选举体制的普遍推行,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发生变化;二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村民自治范围的扩大。国家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职能逐渐交还给基层社会,同时为避免乡村"失序",又"民主下乡",创新乡村社会治理,重建乡村秩序。     

利益博弈下的乡村治理——透视村民自治的新视角

本文试从国家、乡镇政权、农民三方利益主体博弈的视角解析改革后乡村治理的内在演变逻辑。在村民自治的实施过程中 ,国家、乡镇政权和农民各自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影响村民自治的进程。加强乡村治理是国家实施村民自治的基本出发点。在改革初期 ,国家对乡村治理的重点是通过初步导入村民自治制度填补公社制度解体后的“权力真空”。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分税制改革后 ,乡镇政权的财政困难促使农民与乡镇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 ,国家为维护农村稳定而将乡村治理的重点转移到全方位实施村民自治上。村民自治的真正实施和乡村治理机制的完善有待于国家关于农村财政制度和三方利益分配制度的完善 ,需要用长远的、战略性的眼光 ,采取大智慧解决当前的问题和困难 ,把三方整合到共同的目标上来     

乡村权力互动实证研究——以鄂西黄村为个案

随着新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我国村民自治建设进入了规范化阶段,乡村之间的权力关系因此也得以确认.但现实生活中乡镇政权与村民委员会之间仍然处于一种模糊不清的交织状态.作者以鄂西黄村的实地调查来了解当前乡村权力的真实现状.     

基于村民自治的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博弈研究

1982年以来，以国家为主导的村民自治运动在国内已推行了20多年。然而，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代表的法律权威在村民自治过程中却受到了来自乡村权威的挑战，它在权力来源、实施和监督整个过程中影响村民自治运动，甚至操纵法律权威。但乡村权威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并不只有负作用，我们可以通过改进制度和相关法律保障的方法加强对乡村权威的控制和引导，在村民自治过程中促进乡村权威与法律权威的融合，树立起法律的权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文明。     

我国乡村发展中的村干部素质及其互动关系分析

30年来,围绕着保障农民物质利益,尊重农民民主权利的农村改革给我国乡村发展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乡村城市化的加快发展进程中,农村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在逐步式微,能够统一思想的新的价值观尚未形成;国家基层权力与村民自治间的不协调,都在一定程     

法治视域下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解析

在依法治国进程中，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被侵犯的现实成为制约农村法制秩序构建，阻滞新农村建设目标实现以及影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根源之一。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被侵犯主要有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村规民约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应通过确立男女平等的法治理念、完善立法和司法保护体系和建立村规民约的监督制约机制等途径加强对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的保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之"新"思考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理念的提出是党中央和国务院解决"三农"问题的一项重大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坚持新思路,拓展新途径,贯彻新原则,以城乡统筹为关键,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全面贯彻以工哺农政策,大力促进农民创业,发挥农村党员的作用,促进农民增收.     

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路径探索——以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美好乡村建设为例

在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可作为协调者、沟通者、设计者,成为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可持续的理性动员力量.在乡村治理新常态下,培育与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美好乡村建设的优化路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理顺农村治理主体关系,构建农村社会组织服务体系,搭建农村社区共享基金平台,组建农村社会组织孵化园,加强农村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丰富农村社区文化建设,激发农村社会资本存量,构筑积极和谐的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促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的基本途径探讨——以山东省诸城市为例

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是城乡一体化的必然要求。诸城市把统筹城乡文化一体化作为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基本实现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全覆盖,为统筹城乡文化建设提供了经验。城乡文化统筹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是：用先进文化占领城乡思想文化阵地;强化政府的主导地位,发挥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制度保证、科学管理;统筹规划、因地制宜。     

教育视野下的乡村社会：以山东乡村小学的创办为中心（1928-1937）

20世纪初,乡村小学作为新事物在山东乡村中开始建立。与传统社会不同,这一时期,它的创办者由传统乡绅转变成乡村中的富商、军人、议员等新型阶层。这提示了这一时期乡村中社会阶层的变化,以及乡村中的“权势转移”。乡村小学的创办过程,并不仅仅是国家制定政策——乡村进行实施这么简单。在它的背后,反映出的是创办人对学校带来的地位的渴望、乡村中不同群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利益纠葛,提示了乡村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把乡村小学作为一个窗口,不仅可以窥探到当时乡村社会的若干动向,还有助于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乡村社会的变迁,发现以往历史研究中被忽视掉的“细节”,从而展示出一个和以往认识不一样的乡村社会。     

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关键在于农村,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应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融为一体。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应调整农村发展思路,因地制宜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完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推动农村城镇化进程,完善民主政权建设,全面推动我国农村和谐社会建设。     

新时期农村法文化建构的困境与对策

当前我国农村法文化建构所面临的直接困境是现代法文化与传统法文化的冲突、城市法文化与乡村法文化的对立、西方法文化与东方法文化的背离，根本困境是农村日益发展的生产力和落后的生产关系之间的终极矛盾。文化演进理论是建构我国农村法文化的理论基础，文化利益、文化动力、文化和谐分别构成农村法文化演进的出发点、驱动点和归宿点。我国农村法文化建构的主要路径应是依赖于以农村社区供给为主体，以政府供给为引导，以农民供给为基础的多元分工合作参与机制的生成。     

贵州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思考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建设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和结果,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就是农业人口逐步向非农业转移的过程。协调农村经济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项重大决策创新。加入WTO后,我省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我们必须在城乡协调发展的思路下,坚持农村城市化、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民知识化、农民转移组织化等“五化”联动,促进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建设新农村起推动作用。     

湖南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新思考

搞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富民的根本,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加大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力度、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对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湖南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相对较低,农村劳动职业技能培训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农村劳动力转移较缓慢。其对策是:提高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大力开展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公平、统一的城乡人力资源市场,鼓励和扶持农民自主创业。     

非正式制度与非正规金融：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视角

根据现阶段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满足广大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村经济发展资金大多依赖非正规金融的客观现实，文章认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替代，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村非正规金融与世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和非正式制度可以相互融合。所以，推进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必须充分重视和利用非正式制度与传统，妥善处理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促进正式金融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效衔接，实现人为秩序与自发秩序之间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