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儒家生态文明研究

先秦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其孕育着传统生态文明的精华。文章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地位,在历史情境中具体地挖掘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合理成分和不足之处。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两个部分,其特征有三:轻视物质文明;产生于生产力落后的农业文明;集中于对第一大历史形态的思考。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当代生态意识、当代生态制度文明和生态物质文明提供了重要启示。     

论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之和谐

由于现代技术的人文缺失,技术人文维度与技术科学维度的疏离即"不和谐",造成了现代技术对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种种危害.通过论述"尽物知天"与"仁爱万物"的"和谐","忧患意识"与"经世致用"的"和谐",注重整体直觉体悟与"悟性"技术思想之间的"和谐",阐明先秦儒家人文精神与技术思想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三个关系层面的高度"和谐",对于现代技术危机给予了"和谐"的理论消解和启示.     

浅谈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的和谐思想

通过对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典籍的研究发现,两种思想文化在称谓上、世俗生活中蕴含着强烈的和谐思想.先秦儒家与伊斯兰文化正是将这种思想渗透到政治生活、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的各个方面,构建了人际和谐、社会和谐、生态和谐的理想蓝图.     

先秦儒家农业思想及其影响的探讨

先秦儒家的农业思想内容广泛,包括农本、土地制度、农业政策和措施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技术等观点,这些思想促进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先秦之后的儒家农业观,并倡导了传统农学中的"三才"理论,启发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先秦儒家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使得对人类现有文明的反思成为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即先秦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深化这种反思。反思结论如下:先秦儒家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其生态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注重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先秦儒家之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的显著特征,从而使其经济思想富含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也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中华经典的公理化诠释——从理论范式看孔孟思想的逻辑建构

运用公理化方法诠释中国文化经典,就是试图以一种共同的理性方式,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通过对《论语》、《孟子》的公理化诠释,可以发现隐含在孔孟思想系统中的建构逻辑之起点——中庸,既是孔孟思想的核心,也是儒家人文精神的最具特色的要素,形成了孔子、孟子和荀子等先秦儒家以"仁爱""尚义""崇礼"为标志的理论范式。     

论先秦儒家人性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儒家从孔子的"性近"说开始,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孟子和荀子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孟子是性善论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既为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同时也是儒家仁学发展的理论需要。     

礼的法典化——论荀子的礼法观变革

在先秦儒家,荀子首先提出了"礼法"概念,开启了儒家礼的法典化进程。荀子释礼为法,将礼从内在心性引向外在法典,展现了儒家内部的礼法观变革;又以礼纳法,批判了法家以严酷刑律治国的思想,提出以礼为国家法典之主导的思想。荀子的礼法思想,以"重建"整个社会制度为归旨,故而为儒家进入政治生活领域打开了通道,提供了范式。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探微——以孔、孟、荀为例

对于中国古代经典中所蕴含的生态思想,人们多从佛、道两家进行挖掘、开发,实则儒家思想中亦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比之于佛、道,儒家的＂有限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于今更富有契合性。不过,由于先秦儒家的生态思想乃是根植于＂仁＂之德性之上,通过＂仁＂心之存养、拓展逐至展开。这无疑使得儒家的生态思想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在先秦儒家中,孔子、孟子、荀子可谓儒家思想的代表,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于今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礼治德治人治——试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先秦儒家法律思想和秦汉以后的正统儒家法律思想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以孔孟为代表,后一阶段以荀况为代表.儒家法律思想的主要观点是"礼治"、"德治"、"人治".这三者互相渗透、互相作用,不可分割.同时,儒家法律思想也不排除法治.     

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中华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荣辱观是社会发展的价值尺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华人文精神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基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灵魂,中华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辨证统一性。当前,需要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用辨证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中华人文精神;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把握中华人文精神的时代内涵;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指导,推进中华人文精神建设创新。     

略论陈三立学术思想与特点

陈三立是近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学术界早已研讨他在戊戍变法中和诗歌史上的地位,但极少关注他的学术思想。陈三立在经学、诸子学、程朱理学和阳明学、以及史学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反思。他的学术思想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政治实践,而且客观地反映了近代士大夫的一般知识、文化倾向和政治溯求,是近代史上一笔极为珍惜的人文思想资源。     

文人·儒家思想·游侠精神

中国古代的文人永不消歇地歌赞游侠,实质上是借以抒发其在儒家思想影响下的积极入世之情。文人与游侠精神的紧密关联有其深层的文化原因,那就是儒与侠这两种文化形态的相通与互斥对于文人的深厚影响。一方面,二者在讲义、讲信、讲人格的独立平等、讲复仇等方面的相通使得文人情感在一定情境中往往会表现出激切的特征而与游侠连接。另一方面,二者的柔刚对立使得柔性的文人希望获取游侠刚性精神的济补而形成理想人格。     

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

《诗》研究一直被经学、文学两大传统所左右,研究成果往往因囿于学科视野狭窄而产生偏颇。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诗》研究,则试图将《诗》研究的经学和文学两大传统融合起来,并引进历史学、文化人类学、文化诗学的理论,将《诗》放在具体的、历史的文化语境中,对其做跨学科、交叉性、汇通性的全面观照,从而揭示出《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在文化生态学阔大的研究视野之下,《诗》研究中的许多学术难点,如《诗》之发生与成书、《诗》之“雅”“颂”的文化价值、《诗》之“变风”“变雅”的缘由以及《诗》之“十一国风”的艺术风格,都变得逐渐明晰起来或得到了较为合理的解释。而且,通过对《诗》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诗》与诸子百家的关系也慢慢被梳理、提升出来,《诗》之“变”打破了“雅”、“颂”时代的王官之学的一家独大和思想禁锢,《诗》之“十一国风”则开拓出了士大夫的自由风气、忧患意识、批判精神、家国情怀,这些都为诸子之学的“百家争鸣”开风气之先。     

试论“儒道互补”文化维度之“以人为本”及其当代启示

＂以人为本＂是中国当代社会进入新世纪,举国学习践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它的精神内核植根于儒学的人际和谐和道学的人与自然和谐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中,与西方社会的人本思想本质不尽相同。以此对＂以人为本＂正本清源,阐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能真正传承中华民族人文精神,对全面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而夯实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共同思想基础,实现未来社会人的不断全面发展大有裨益。     

晚明狂禅思潮中特立行为方式的思想史意义

晚明的狂禅思潮,除了思想学术方面与众不同之外,在行为方式方面也展示出了独特性,与他们的思想学说相辉映.这种特立行为方式的背后,昭示了当时思想史背景下的思想史意义,狂禅派人物将禅宗的反抗传统的精神引入他们的学说之中,摆脱程朱理学僵化教条的束缚和限制,反对假道学,追求个人内心的良知和体悟,不以前人的是非为是非.     

沧浪之水与儒家之道

水作为喻体在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从孔子以水来喻道起,儒家学者不断地借助水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然而,自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分化和变异,孟子以"沧浪之水"对仁的解释更侧重于从人的内在心理说明仁的道德属性,并为后世儒家所继承,最终开出一个"内圣"之道。"内圣"与"外王"共同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成为儒家知识分子处世哲学的核心精神。     

现代人文精神与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兼论五四开拓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概念

现代人文精神为马克思主义所批判继承与弘扬 ,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基础。其思想源头可追溯到五四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陈独秀等结合旧中国实际所阐述的现代法治社会国民或公民应有的自觉意识。对此资源 ,2 1世纪的中国应予积极开发利用 ,以利于锻造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所需要的理念基础和现代人文精神     

王船山乐教思想探微

乐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王船山继承并对儒家乐教思想加以新的阐释.他从形上追求、社会进化、当时社会现实等层面分析了建立乐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的教化.他认为乐教能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深入挖掘王船山的乐教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和造就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对当代青年德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思想，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逐渐凝聚起来的民族精神之所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核心和本质是德育，其德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于我们加强当代青年道德建设，为全面提高全民族素质，做好青年道德教育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内容和理论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