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体制的人格基础

个体本位人格的法律具有两个特征：权利本位(私法)和形式主义，它们使法律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个体本位人格的道德表现为信念道德和责任道德，而二者进一步演变为宗教和法律，导致道德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被“悬置”。社群本位人格的道德具有两个特征：义务本位和实质主义，它们使道德成为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社群本位人格的权利和主体意识不明确，使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十分有限。交互主体人格在自我和他人、理性和情感、权利和义务、形式和实质上既是二分的又是统一的。因此，交互主体将使“法治”和“德治”在更高层次上达到有机结合。     

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以我国民法本位的演变为视角

我国民法价值取向的演变经历了由义务本位,权利本位,社会本位,到国家集体本位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人们误读了西方的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于是在法律移植、法律建设的过程中,走了许多弯路,在修订新民法之际,应正确解读权利本位与社会本位,坚持权利本位兼顾社会各方利益。     

法律权利化：权利本位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从朦胧到觉醒,在法律的本位问题上,权利本位将取代义务本位。权利本位说是从应然性的权利出发,是将“本位”问题置于“形而上”的领域。法律权利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不同主体对权利的觉醒造成权利的重新构建,特别是不同人群之间权利的重新配置,这种权利的配置包括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界分,权利总量是一个守恒与动态发展和动态平衡的过程。     

公民法律角色比较——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

权利与义务是法学理论中一对最基本的范畴。权利和义务哪个是本位的问题，在中国和西方社会有着不同的演变和发展过程。文章通过对古代中国和西方社会公民法律角色的比较研究，指出中国义务本位法的形成与血缘关系、家族宗法制度以及特有的“礼”对中国古代社会的长期统治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西方社会城邦政治的确立、法律的发达和人本主义的兴起对西方社会权利本位法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权利本位法和义务本位法互为条件，辩证统一。中国当代社会应以权利法为本位，以义务法为补充，以趋早日实现“法治”。     

论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先进法律文化的建设

本文作者认为传统法律文化基于人治意识，具体表现为三大特征：义务本位、依附人格、等级观念。现代先进的法律文化基于法治意识，也展现为三大特征：权利本位、独立人格、平等观念。在依法治国的主导语境中，当代中国必须要大力建设先进法律文化。     

法的内容:权利、权力、义务之思辨

传统的"权利义务法理学"模式成为我国法理学发展的障碍,观念创新是惟一出路.现实中,在法治背景下,国家也成为法律的调整对象,权力进入法律的视野.法的结构模式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三元结构模式.其中,权力和义务主要彰显于公法关系中,权利和义务主要彰显于私法关系中,但又不绝对泾渭分明.在合理构建"权利、权力、义务"法理学模式时,应该强调权利本位,权利优于权力,权力促进义务的遵守、保障权利的实现,形成权利、权力、义务的平衡结构.     

论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伴随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发展,社会个体越来越重视权利的享受。权利与义务是基于利益分配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关系范畴,是社会主体在特定社会条件下,按照“公正”的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应当采取某种行为或不发生行为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制度。为了摆脱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原则传统的误区,还给世人一个真实的权利和义务的面目,须厘清权利与义务及二者的关系。     

法治人格及其培养

法治社会需要法治人格.自尊与尊他相统一的道德观念,法至上与人至尊相统一的精神理念,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深刻的权利本位观念,自觉的法治代价意识和高尚的奉献精神,是法治人格的构成要素;在法治人格的培养方面,实行良法之治是法治人格培养的法律启动,塑造守法精神是法治人格培养的基础工作,唤起权利意识是法治人格培养的核心工程,培养法治主体观念是法治人格培养的主体要件.     

道德权利基本问题研究

权利首先是一种道德的权利,道德在本原上意味着义务,道德权利是道德义务的人性对象化。道德权利具有宽泛性、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特征,并表现为自由选择权、被尊重权、公正评价权等。道德和法律都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道德法律化是将那些社会基本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规范加以法律化,这有助于主体内在道德的对象化。     

论建设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要确立以权利本位为核心的法律文化,然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却是以义务为本位的,因此,在实现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必须要对传统的法律文化进行改造。     

当"规则"邂逅"语用"时——检验某些汉语规则

论文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分别举例说明并检验静态的汉语规则在遇到动态的语用时所显现的不足,从而得出结论：语言规则必须与语用相结合,让规则插上语用的翅膀;语言表达的灵魂是语用效果,采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体现内容,这是语用效果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     

对《无形资产准则》若干问题的探讨

今天,新技术、新规则和新发明不断地重塑着我们的世界。会计准则制定者已采取重大措施来回应这种变化和发展。但《无形资产准则》迈出的步伐还远远不够,无形资产的含义、研究开发费用、无形资产摊销和无形资产披露还亟待完善。建议无形资产收益的不确定性、具有“隐藏价值”的特点应在概念中予以明确;研究开发费用应予以资本化,设置“在建无形资产”和“在建无形资产失败准备”两账户进行核算;无形资产摊销在方法上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用直线法或加速摊销法进行摊销,在摊销价值上不能全部计入管理费用,而应根据其性质和用途进行分别列支,增设“无形资产摊销”账户,以便反映无形资产的价值全貌和损耗情况,不产生新的“隐藏价值”;为了进一步与国际准则接轨,应加强对无形资产的披露。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定名结构中"的"字隐现规律探析

关于定名间"的"字的结构规律研究主要有结构松紧说、语义关系松紧说、音节数调剂说等.本文通过单个名、形、区别词作名词的定语现象的分析,认定名词组合间有无标记"的"取决于定名在语义上是否匹配语义组合自然的,定名间通常不出现"的"字;反之则需要"的"字来作标识.     

“变易”“孳乳”的性质与同源字同源词的关系问题

章太炎提出“变易”“孳乳”两大条例，黄季刚对其进行详细论述。综合考察相关论述，不仅可以使我们深入认识这一条例的性质和“变易”“孳乳”的区分标准，而且可以引导我们从更深层次上考察同源字和同源词的关系问题。     

《鹿特丹规则》对提单制度的影响

<鹿特丹规则>问世以其显著的创新机制引起相关行业的密切关注,公约中包含的一大变革,就是提出了以运输单证覆盖提单的概念.这对于理解运输单证与提单的关系,对于传统提单的地位都将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会带来理论与实践的困惑.我国关于运输单证的法律规定尚欠缺,提单的法律规定也存在缺陷,而提单的地位还不应被取代.作为应对措施,我国可以借鉴<鹿特丹规则>的相关规则,在修改<海商法>时,考虑提单与运输单证规则的衔接,为航运业的发展提供法律支持.     

教师个体专业化:“中规”中的“逾矩”

教师专业化包括教师职业专业化和教师个体专业化。教师个体专业化是教师专业化的根本方面。由于教师职业专业化标准具有确定性与灵活性,学生的个性发展取决于教师的个性发展,因此,教师个体在其专业成长中,在符合教师职业基本标准的基础上,要敢于超越常规,追求个性。这主要依赖于教师的独特个性品质及外部条件的有力支持。     

论我国“证明责任倒置”规则

我国目前的证明责任倒置规则主要可以归纳为四类:第一,对于消极事实的倒置,主要集中在否认公司人格之诉和著作权侵权之诉当中;第二,对于积极事实的倒置,主要集中在专利侵权之诉和劳动争议当中;第三,对于过错事实的倒置,主要适用于侵权事实发生在被告掌控的场所和被告因为自己的获利行为使大众承受风险的情形;第四,对于因果关系的倒置,主要出现在环境污染和共同危险行为侵权之诉中.我国目前的证明责任倒置规则存在不足,在股东知情权诉讼、关联交易、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之诉当中,也应当适用证明责任的倒置.     

“三个代表”是我党对“三大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同时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观察世界、认识国情而作出的重大理论创新 ,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     

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研究

布依族铜鼓"十二则"鼓乐,是布依族人民祖祖辈辈以单姓家族祖传方式传承下来的,具有较完整的鼓谱、鼓调、谱式及民歌,击鼓方法丰富多样,构成了整个布依族铜鼓文化特有的音乐体系,极大地丰富了布依族铜鼓音乐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