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教案与传教士之文化观照

教案、反洋教斗争和传教士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具有重要学术与现实意义的课题。本文从文化史的角度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近代中国教案与反洋教斗争，乃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制约与影响下发生的，民族矛盾与文化冲突酿造出教案与反洋教斗争的二重变奏；由士大夫、官吏、秘密会党和农民倡导并为主力的近代反洋教斗争，所表现出的是一种爱国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杂揉和交融；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过程中，是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的，担当了文化传播与文化渗透的双重角色。     

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及特点探析

中国近代教案的发生发展与官绅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成为反洋教斗争初期的一大特色。官绅参加反洋教斗争的动机各异,促使官绅在一定程度上与群众一道进行反洋教斗争的原因十分复杂。虽然官绅参加了反洋教斗争,但并非由于他们的参加而改变这场斗争的性质,因为反洋教斗争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中国人民为了阻止外国侵略势力对中国的渗透而进行民族自卫的一种方式。     

论近代中国甲午战前的教案与反洋教斗争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教案、反洋教斗争到本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其间经历了四十年,无论从其斗争目的或动力看,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近代教案、反洋教斗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它的斗争锋芒主要指向外国教会势力,所以它的发展历程不能不随近代社会矛盾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是中国近代民族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近代史上有三次民族运动高潮,近代反洋教斗争同样也     

清季湖南忔案论略

近代湖南发生的教案和反洋教斗争,从19世纪50年代的衡州教案开始,至20世纪初长沙、宁乡等地的反洋教斗争为止,经历了半个世纪之久,大大小小发生了3O余次。在南方地区,是仅次于四川的最激烈和频繁的省份之一。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较,清季湖南教案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又与全国的斗争呼应,成为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一部分。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

反洋教斗争与中西文化冲突李伟近年来，在中国近代反洋教斗争（也称教案）的研究中，三四十年代早就流行过的“中西文化冲突”论再次时髦起来，有的人更把它看作教案研究的突破口，从而认为教案的发生和发展，是由于中西文化冲突的结果；有的更直接地指出，教案是“保守落...     

试论反洋教斗争的历史地位与经验教训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反对西方基督教会侵略的斗争(即“反洋教斗争”,亦称“教案”),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真总结反洋教斗争的历史经验,这不仅是历史科学研究本身的需要,而且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可以使我们从中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这对于振奋民族精神,面向世界,走向未来,都是十分有意义的。     

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一场单纯的农民革命还是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反对外国教会侵略和抵抗帝国主义军事侵略的民族战争?近代教案与义和团运动的关系如何?本文将就这些问题提几点看法。一近代中国,教案迭出,此伏彼起。教案,即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或称反洋教斗争。如果从19世纪50年代的西林教案算起,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期间,全国共发生大小教案四百余起,平均每年有十起之多。这成为中国近代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的历史现象,要对这     

清代外国教会在川势力简述

四川近代史上的反洋教斗争在整个中国近代反洋教运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据统计,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到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六十年间,全国重大教案二十五起,仅四川一省就占七起之多。显然,探讨“洋教”势力在四川的发展,是我们深入研究四川反洋教斗争所不可缺少的环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史实作一简略介绍。     

浅谈近代教案中的文化冲突因素

自19世纪中叶以来，我国反洋教斗争呈高发态势且日趋激烈，参与的社会阶层和地域越发增多。酿成教案的原因，传统观点多认为传教士参与侵华活动是主要原因。但本文认为，基督教文化与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之间的两种异质文化冲突，即潜伏于中国人中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文化习俗与基督教会教义、仪式的相互隔阂、对立则是近代中国“反基”教案发生的深层次的、内在的根源。     

试论反洋教斗争中的官、绅、民

近代中国的反洋教斗争,是中国人民以反对教士和外国教会为表现形式的反侵略斗争。参加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发生的教案不下数百起。本文仅以具有代表性的教案,探求一下官、绅、民在反洋教斗争中的态度和作用,以期有助于对贯彻这一斗争始终的主要矛盾的认识。(一)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在贵州、湖南、江两等省迅即兴起了焚毁教堂,驱逐洋教士斗争的高涨。对此,外国侵略者叫嚷:“所有和约并不通行各省,即或通行到省,而督抚又不能转行所属,并将天主教益加禁革,比未立约之先,更残且酷,实出情理之外”。①然而,江西巡抚沈葆桢认为:“教堂一案,事虽起于仓卒,而积衅非伊朝夕,自庚申八月之变,普天同愤。士民含酸茹痛,以迄如今”。②说明,反洋教的高涨是西方列强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民族矛盾开始激化的反映。     

正郭与弹祢——《抱朴子外篇》汉末名士评议

对于两晋士人交相称誉的郭泰、祢衡两位汉末人物 ,葛洪在《抱朴子外篇》中表述了他的不同看法 :郭泰是既怕仕途凶险又不能忍受潜居苦闷的假隐士 ,祢衡则是言行偏至的狂悖之人。他们在人格上属于同一类型 ,都是以外表眩世而心希荣利的人物 ,魏晋以来任情唯欲的士风皆为郭、祢之辈的流风遗韵。葛洪对汉末名士的评价一方面基于他对东汉历史的独特认识 ,另一方面则是借评骘汉末名士以重铸士人气节 ,表达他的理想人格     

近代买办与晚清民族保险业

1 8 0 5年,当外商在广州创立中国近代第一家保险机构时,买办就以附股的形式接触到保险领域。以此为开端,买办凭借其特殊的身份和经历积极参与到晚清民族保险业中,并在近代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初创中发挥出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析台湾洋务新政特点形成原因

台湾洋务新政初始于 1874年 ,止于 1895年割台。 2 0年中 ,台湾的军事防务、政治面貌、经济建设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大陆各省进行的洋务运动相比较 ,表现出起步晚、见效快的鲜明特点。其原因就在于清朝廷的重视 ,几任抚臣前后相继的努力 ,以及大陆重臣的支持和台籍士绅的协助。台湾洋务新政的成就为其后来的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社会变迁背景下外来宗教与乡村传统的共生

本文通过对长春市近郊的一个村庄的实地考察，探讨了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外来的基督教与本地的乡村传统融合的具体过程，认为乡村传统在被基督教消解的同时也反作用于基督教，使得乡村的基督教具有了乡土特质，从而构成了对传统的延续。中国的乡村基督教具有发散与制度二重性。     

汤寿潜与清末预备立宪

汤寿潜是晚清民初著名的思想家和立宪派,是绅商的代表人物之一。在清末预备立宪运动中,汤寿潜与张謇、郑孝胥等绅商名流参与其间,积极策动清延预备立宪,关注官制改革,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清末立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的延误,汤寿潜对清廷渐生离意。武昌起义后,汤寿潜从权应变,由立宪走向共和。     

清末留学活动与辛亥政局

清末留学热潮兴起,缘于“师夷之长技”之深化。留学问题的提出、有关制度的建立,回国后的任用都是清廷在“中体西用”指导下的社会重大变革。作为晚清社会政治近代化的构成,留学活动无疑对此期政局影响甚大。留学生群体成为晚清最为重要的社会变数,也是辛亥革命何以发生及怎样发生的主要因素。     

圣母圣心会清末民初在陕蒙交界的传教活动

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在陕蒙交界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发展,对当地的社会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眼中的广东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传教士在传播宗教的过程中把西方的某些科学知识传给了中国,同时也把所见所闻向自己的同胞作了描述。广东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传教士进入内地的首站。文章试从传教士所描绘的广东的整体印象,城市建筑、商业、物产、风俗等几个方面探讨明清之际的广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从另一角度来审视广东这一时期的文化。     

元代怯薛新论

怯薛是蒙元王朝政治体制中的特殊组织,元代高级官员多出身怯薛,怯薛出仕后仍保留原先职务,而且怯薛世职是他们真正身份和地位标志,外廷官称只相当于一种临时的差遣;怯薛是巩固其成员同君主间主奴关系的工具,且怯薛的中枢地位使得蒙古权贵同大汗或皇帝间的主奴观念在整个官僚体制中泛化;所谓的怯薛预政,并不属于非常行为,而是其成员参决政务的合法形式和途径,将这种参政方式看作近侍篡夺中书省权力是在拿中原王朝的政制模式去套其实不一样的蒙元王朝政治结构。     

晚清时期西北地区慈善事业述评

晚清时期是西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常态慈善和灾荒救济作为传统慈善的延续和发展,仍然是这一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主流。教会慈善的传入为该地区传统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客观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慈善事业的近代化转型。尽管西北地区慈善事业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同时期京津地区和江南地区,但它在缓解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秩序方面,仍然起到"安全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