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派与余光中诗歌创作关系摭谈

新月派和余光中之间有着密切的传承关系,余光中是在“新月”的光照中登上诗坛的.余光中接受了新月派所秉持的自由主义文艺观,强调自由、人性在文学实践中的重要作用并以此来建构文学理论,规范文学创作;余光中还接受了新月派所倡导的“理性”文学精神,并从创作主体和接受客体两个角度对之加以发展完善,以此在主客体的距离中找到更富有蕴藉与内涵的诗美;面对新月派“新诗格律化”的创作主张,余光中提出了“形式第二义”的见解,这是在闻一多“三美”诗观基础上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发展,而这些理论建构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新月派由于过分重视格律而带来的束缚思想与诗体僵化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新诗诗体方面完成了对新月派的超越.     

朱湘新诗中的民族神话意象研究

具有浓厚的传统文化意识的现代诗人朱湘,在其新诗创作中选用了大量的民族神话意象;同时,他注重将复杂的象征内涵与强烈的启蒙精神熔铸于意象建构中,借“古事”传达其讽喻现实、呼唤英雄与追求解放的现代理念。就审美层面而言,民族神话意象以其本身的超越性、非理性和原始性特质,为朱湘诗歌增添了灵动之美、韵味之美与拙朴之美;其在彰显朱湘诗歌古典美学风格的同时,也丰富了现代新诗的意象体系与创作技法。     

朱湘诗作管窥

朱湘其人,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应该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他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又曾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一起主办过《新月》杂志和《诗刊》,是赫赫有名的“清华四子”之一。(子离饶孟侃,子潜孙大雨,子慧杨世恩,子沅朱湘。)徐志摩曾说:“朱湘君凭他的能耐与热心,应分是我们这团体里的大将兼先行。”陈梦家在《新月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学者睿智与作家才情的水乳交融——读王钟陵《台北的忧郁》与《太阳的葬礼》

长篇报告文学《台北的忧郁》与诗文集《太阳的葬礼》是王钟陵教授2005年出版的两本创作集。大气、诗性、隽永深邃,是王钟陵教授文学创作的明显特点。古今中西文学的营养交融于王先生的这两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西方意象派及现代派手法的运用,中国古典诗词韵味的糅合,对报告文学、散文、新诗三种文体应如何突破的清楚认识,以及将此种认识在创作中予以成功实践。这些都与作者那学者而兼作家的睿智与才情息息相关。     

新诗集序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

早期新诗对如何在文学历史脉络中获得合理的位置,如何消除代表传统主流文学的“旧诗”所释放的压力,如何使知识分子乃至普通民众接受这一新式文体等要求十分迫切,新诗集序作为诗人们言说自我诗学主张和新诗发展理想的重要途径,以自己的特点与方式参与了为新诗正名的话语活动。新诗集序通过探寻中外文学发展脉络、完善新诗源头理论,为新诗寻找历史存在依据;序言不仅以对照旧诗的方式展现新诗现代品格,也不忘从传统文学中汲取有益养分,为转型与成长中的新诗提供新的诗学资源;此外,序言通过平等的姿态、谦逊恳挚的表达以及对新诗价值的陈述,努力从情感上消除读者怀疑并引导他们参与新诗建设之途。新诗集序从历史叙述、价值阐释与传播场域的开拓等不同维度推动了早期新诗的传播发展,成为参与初期新诗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媒介。     

论“新诗潮”内在流变的逻辑结构

中国的新诗创作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长期的艰辛探索,经历了新诗潮、后新诗潮、新诗潮后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新诗潮以“今天派”为核心,其后劲为“现代史诗派”及新传统主义诗群与东海诗群;后新诗潮是新诗潮的延展与深化;新诗潮后是对新诗潮的游离,其主要队伍是“生活流派”、“他们派”与“非非派”。就广义的新诗潮看,最旺健的力量乃在后新诗潮中。     

冯至:通向新现代主义的艺术桥梁

冯至早期的浪漫主义创作已经包含了一个智者哲学沉思的特色。留学德国接受存在主义哲学和沉醉于里尔克的诗作,完成了创作美学从浪漫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变。30年代末参加《新诗》群体,介绍里尔克和尼采,创作一组《给几个死去的朋友》新诗,成为他走向现代主义的先声。《十四行集》追求在日常生活里发掘和体味与时代人生关联的哲理,表现了感情、哲理与现实的统一;传达的不单是现实感情而是经过升华的人生经验;实践里尔克的给不确定的情感以定形的雕塑性原则。它产生了笼罩一时的影响,实际上成为通向40年代“中国新诗”派代表的新现代主义的桥梁。     

“风骚”并称与南北文化之关系

“风骚”并称萌芽于西汉,定型于南朝。“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骚”指屈原的《离骚》,代表《楚辞》。“风骚”并称,代表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创作特征的两个最早源头,影响后世深且远矣。在“风骚”精神的沾溉下,在地理环境的孕育下,南北文化中的文学、绘画、书法、舞蹈等文艺形式之风貌迥异;北方文化粗犷刚健、率真务实,呈质实之美;南方文化细腻柔婉、含蕴尚虚,显空灵之丽。南北文化之交融,自然产生新活力、新气象,从而推动文学之发展。     

文学翻译与文化过滤 ——论叶芝在现代中国的译介

通过梳理诗人叶芝在现代中国三十年(1919—1949)间的翻译和形象变迁,探讨文学翻译中的文化过滤现象,即接受者基于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对外来文学和作家形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 改造和重塑。叶芝从1919年被介绍到中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三十年间经历了从爱国者到现代派诗人的形象变迁,其诗歌和诗论则历经了从参与新诗创作到参与新诗理论构建的过程。中国文学尤其新诗发展的现实需要对叶芝的翻译和在中国的形象变迁产生了过滤与重塑作用。     

胡先骕与哈罗德·阿克顿译《东坡诗九首》

20世纪初,学衡派与新文化派观点对立,以《学衡》与《新青年》为平台展开激烈论战.1939年,学衡派主将胡先骕与英国汉学家哈罗德·阿克顿在《天下月刊》合译《东坡诗九首》,以精湛的译笔向世界呈现了中国文学经典之作.阿克顿欣赏中国古典文学之美,并立志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向西方翻译中国文学经典,他对比古诗与新诗的创作成就,反对新文学在创作中尽弃文学传统.而陷于"南北之争""二胡之战"的胡先骕,则认为新文学脱胎于古典文学,他以《学衡》《天下月刊》为阵地发声,力证新文学对古典文学应取传承借鉴的态度.胡先骕与阿克顿对苏轼诗的合译,以古韵为鉴、古今并举,旨在提出新文学与传统文学互鉴共存的发展观.     

试论郭沫若的《牧羊哀话》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和郭沫若几乎是同时升起的两颗文学巨星。他们都是现代文学的伟大奠基者。但是,人们在评价这两位巨星时,往往只论及鲁迅对现代小说创作的奠基作用和郭老对新诗发展的开拓功绩。这样说当然不能说不对,但却不够全面。其实,鲁迅对新诗发展,郭老对小说创作,也都有着重要的贡献。鲁迅自己就说过,他在新诗发轫时期,“也做了几首新诗”,“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做了。”(《集外集·序言》)与这种情况相类似,郭老在现代小说创作方面也起了     

朝鲜朝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以《酒赋》、《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

闵齐仁是朝鲜朝中期文人,《立岩集》收录其赋作16篇.以其《酒赋》和《相马失之瘦赋》为中心,从题材内容、典故化用和新儒学思想等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学对其赋作创作的影响以及闵齐仁赋作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受容.从中不仅反映出朝鲜文人创作与中国文学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体现出闵齐仁“文以载道”的家国意识.     

闻一多的诗论

一九三五年八月,朱自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所写的《导言》中指出,闻一多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的确,闻一多不但是杰出的爱国诗人,而且是著名的新诗理论家。一九二六年四月一日,闻一多和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刘梦苇、于赓虞等人一起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镌》。他们面对新诗中衰的现状,决心研究新诗的新格律和新音节。虽然在此之前,刘半农、陆志苇、钱玄同、周无     

论惠特曼对郭沫若“惠特曼式”诗歌创作的影响——从《草叶集》到《凤凰涅槃》的明示

美国诗人惠特曼是十九世纪最接地气的人民诗人，是民主自由的倡导者和礼赞者。他的诗风雄浑，大胆而有力，清晰、朴素而真实，诗歌洋溢着强烈的时代精神。他诗歌中创作中的人民性、民主性、民族性不仅影响本国诗歌创作，而且穿越了时空，对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可以说深受惠特曼《草叶集》的诗学思想影响，诗人从《草叶集》中找到了艺术的喷火口。郭氏“惠特曼式”的个人咏叹与豪放在中国诗坛上影响了许多年轻诗人，他们孜孜不倦地学习，创作出积极向上的新诗，表现了一种时代精神。     

胡适《尝试集》：白话新诗的实地试验

胡适的《尝试集》是他“实地试验白话”之作,以证明白话可以创作出好的诗歌。胡适的诗来自于他的生活,他对现实的感知,追求“自然”的白话新诗音节;胡适青睐虚词以调和文言和白话,多用“了”字,甚至用“了”字押韵,又常用“也”字;《尝试集》第二篇、第三篇大多数诗运用了“对语体”结构,因为这种形式容易造成诗歌的说话语调,形成比较自然的节奏;《尝试集》还开拓出一些新的意象,如《老鸦》中“乌鸦”的全新意象。这四个方面构成了《尝试集》白话新诗的现代特质。     

论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

胡适是中国新诗运动最早的理论倡导者和创作实践者。他的新诗理论与创作，不仅是五四时代“科学”与“民主”精神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向现代转型的一种中介形态，其文化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美学意义。因此，全面地透视胡适的新诗理论与创作，对于我们科学地研究２０...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

“四十年磨一剑”──读唐湜《新意度集》潘颂德四十年代中后期，东南抗战文艺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九叶”派诗人唐是在辛勤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写下了一篇篇立论精湛而又风格独特的诗论与诗评论，和袁可嘉一起，成为体现“九叶”诗派诗歌美学主张的诗论家。１９４８年１...     

试论元人元曲批评之目录体

王国维《宋元戏剧考》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代文学以元曲创作的高度繁荣为特征,元曲不仅从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看都占据了元代文学艺术的主流,进而成为“一代之文学”。然而与繁荣的元曲创作相比,此时却没有产生相应的元曲理论。理论著述仅见于研究歌曲与演唱的《唱论》,论制曲与曲韵的《中原音韵》,记述作家、作品、艺人并略加评论的《录鬼簿》和《青楼集》。另外还有一些象胡祗等在一些文集中专论元曲的序跋。不过,我们在研读这些理论作品的时候却发现,这些有关元曲的理论大部分采用的都是“目录体”。那么何谓“目录”呢?照现代汉语…     

存在主义文学家在荒诞世界的自由选择——《鼠疫》对加缪“反抗哲学”的文化阐释

起源于法国的存在主义文学是西方后现代派文学中最有影响的派别之一。与萨特齐名的加缪的代表作《鼠疫》就是对存在主义文学家“荒诞与反抗哲学”的文化阐释。本文从创作四要素即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四方面展开论述。透过长篇小说《鼠疫》这一斑窥视了存在主义文学全豹的哲学意义、艺术价值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