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国两制"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实际情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成功范例."一国两制"这一科学论断,不仅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奠定了政策基础,提供了最佳模式,而且在多个方面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显著的理论意义.     

"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哲学探析

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一国两制"就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一国两制"的提出符合世界的现实状况和中国的实际,它将推动中国统一大业的实现和民族的振兴,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毛泽东、邓小平与"一国两制"

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为和平统一祖国创造了现实的条件,通过"一国两制"的方式,香港、澳门已经回归,并产生了巨大的示范效应."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共同努力的结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就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思想,成为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将和平统一思想加以发展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的系统化的新阶段."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对毛泽东和平解放台湾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一国两制“与中国完全统一之思考

"一国两制"构想为我国在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指导,为今后解决台湾问题、尽快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指明了方向."一国两制"不仅是祖国和平统一的行动纲领,而且又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和平统一的具体方案.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经济、科技、文化等诸方面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增强,形成了"九二"共识,两岸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和呼声更加迫切.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和文化深深地在中国人的心中根植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就是中国必须统一.     

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的现实基础

"一国两制"成功地解决了香港和澳门问题,成为和平解决国家统一的范例.从其现实基础上看,"一国两制"也是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模式."一国两制"体现了民族大义和和平的愿望,尊重了两岸的现实,维护了台湾人民的利益,蕴涵了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一国两制”与顺利实现香港回归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我们党和国家完成统一大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国策,作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文分析了“一国两制”构想形成的历史以及国际国内的形势,重点论述了“一国两制”与香港回归的理论与实践     

“一国两制”对“一纲四目”的继承与创新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愿望,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和现实,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纲四目"和"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二者均坚持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允许台湾保持原有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享有高度自治权。同时,国内国际实践的发展,也对大陆对台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相较于"一纲四目","一国两制"具有更为宽广的实践范围、更为协调的两制并存状态、更为灵活的自治权力实施空间、更为明确的政策底线。新时代,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实现,必须继续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并根据现实需要为其注入新的因素。     

"一国两制"构想的方法论意义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伟大构想,这是一个富有天才的创造."一国两制"构想是立足国际国内现实情况提出来的,体现了矛盾双方的同一性原理,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有机统一.重温"一国两制"这一伟大构想的科学内涵和形成历程,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回顾历史尤其是展望未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初探

在"一国两制"的指引下,香港顺利回归并保持持续繁荣稳定,但也产生了种种困扰"一国两制"的问题,反映出把一个"文明中国"的政治内容装在一个"民族国家"的法律容器中所面临的难题,也说明需要进一步加深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本文试图通过探究"一国两制"中"一国"的历史源流,揭示当年制度设计中关于"一国"的深层次考量,对有关问题提出一些思考。     

在法律与社会之间——“转型中国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社会转型是当下中国所处的历史境地,中国的社会转型不仅具有西方在社会转型之时所碰到的诸多问题,同时还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因此有必要对社会转型所引起的诸多问题加以研究."转型中国法律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就"社会变迁与法律转型"、"社会转型与纠纷解决"、"转型社会中的法律实现"以及"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理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法制"与"法治"

“法制”与“法治”是两个容易混淆且在实践中易被人们通用的概念。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 ,用法治国家代替法制国家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首次提出了“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通过这两个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众多思想家的不同观点及自己的理解和认识 ,旨在阐明两个概念的区别和联系 ,揭示依法治国方针的重大意义     

试论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法律思想及在当代的价值

《理想国》是一部影响深远的西方名著，柏拉图以“正义”作为他法律思想的出发点，正义理论包括了国家正义和个人正义，他还强调了“人治”的思想。法是正义具体内容的体现，正义是法追求的基本价值目标。我国当前的法治进程必须坚持依法治国，追求法治的核心正义价值取向。     

"三个代表"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

“三个代表”思想与国家统一及“一国两制”有着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思想把握了共产党立党执政的规律、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 ,正确处理治党与兴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关系 ,为实施“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国策提供了前提保障、理论基础和战略依据。     

扩展和规范法律服务——以法律和法院信息化为视角

在党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和我国市场经济建设飞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的法律服务模式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这就需要在加强传统法律服务模式的基础上,把信息技术引入法律服务领域,创造性的实现我国法律服务的现代化.为此,需要大力推进法律应用软件和法院信息系统的研究和开发,实现"法律服务进万家"和提高法院办案的公正和效率.     

略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要注意区分只有代表进步生产力的法律和道德才能作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依据 ;防止以德代法或以法代德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 ,要以法律为主。要进一步完善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道德体系 ,创造良好的法治和德治环境 ,加强对公民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     

"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的法理基础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陷于枯竭,将直接导致执政地位的丧失."三个代表"与中国共产党的依法执政具有必然的联系."三个代表"为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新的合法性资源,依法执政是夯实执政的法理基础,是贯彻和实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沈家本论法制与道德之关系评析

作为清末一位著名的法学家,沈家本对中西法律学说均有很深的造诣。他对法制与道德的关系进行过深入探讨,认为两者均为治国者所不可或缺,但道德对预防犯罪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另外,执法者的道德素质直接关系到法律的实施,只有良法而无善人执法,良法则形同虚设。沈家本的思考对我们今天建构一种“德治”与“法治”并重的治国模式是有借鉴价值的。     

毛泽东的人民民主治国思想探析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治国思想 ,为新中国的人民民主治国作出具体的政治设计和方略探索。他开创的人民民主治国新路 ,为新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民主法制治国思想和依法治国方略 ,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对我国法制建设的理性思考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追求目标。现阶段中国的治国特点是“人法同治”。传统的“人治”观念 ,法律本身内驱力的不足以及社会政治制度的改革都使法制建设受到影响 ,认真研究、全面认识、理智地确定中国法制的实现途径、方式是有意义的。     

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协调发展的思考

民主法治是一种文化,它可以分为显型民主法治与隐型民主法治两大部分。显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物质层面的文化,它包括政治法律规范、政治法律制度和政治法律设施等三个层面;隐型民主法治,是属于精神层面的文化,它也包括三个层面：政治法律心理、政治法律意识和政治法律思想。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显型民主法治建设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略显滞后,主要表现为：隐型的权力本位思想与显型的权力运行规范的冲突;隐型的权利意识与显型的民主制度的反差;隐型的法律心理与显型的法治原则的背离。当前,为了实现显型与隐型民主法治的协调统一,应重视隐型民主法治建设。进行隐型民主法治建设,就是要普及和传播民主法治背后的文化、观念、价值等,使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形成与现代的政治法律相适应的态度、价值观、思想和行为方式,即培育人们的现代民主法治精神。而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则植根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制度等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