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与湖广铁路借款

从1905年粤汉路权收回后湘、鄂两省筹款自筑境内粤汉、川汉铁路的情况和当时两省经济发展的实力及对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等情况来看,当时湘、鄂两省绅商并没有独立筹款自筑粤汉、川汉铁路的经济能力;张之洞主持签订的湖广铁路借款草约也没有丧失铁路主权.因此,张之洞主持湖广铁路借款并非压抑商办铁路之举,也没有出卖铁路主权.     

张之洞:近代教育创始人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一位复杂而又重要的历史人物，他以朝廷重臣和学界巨擘的双重身份活跃在晚清的政治舞台将近40余年。张之洞的一生，可以说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入仕之初，即连续十年出任浙江、湖北、四川三省考官、学政。身膺疆吏以后，抚晋、督粤，办学育才，尤其是移节湖广期间，主持创设各类新式学校，改造旧式书院，开中国近代教育之先河。晚年又与袁世凯会奏立停科举，推广学校，实际主持重订学堂章程，制定出中国近代第一个比较完备的“癸卯学制”，奠定了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作为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张之洞还积极鼓励国人走…     

聂士成部直隶官兵与义和团的矛盾

清廷对义和团的态度因列强的步步紧逼,经历了由剿到抚又变剿的转变.一部分执行清廷命令的官兵尤其是聂士成部在清廷对义和团由剿变抚后仍对义和团实行镇压政策.其中原因既与清廷对义和团的游移不定的政策有关,亦与聂军对义和团的认识有关.     

张元济:国若强盛何惜此身

张元济先生对"家国"与"国家"的理解与他的人生取向直接相关。他希望在美好的家园上有一个健全的爱民的政府,基于"有益于人,一己之身名可勿爱惜"的精神,他致信沈曾植,希望沈能鼓动湖广总督张之洞,推行光绪所颁布各项新政;他与汪康年谋划刺杀慈禧;他鼓动盛宣怀推翻清廷。诸事未成,张元济离开政治,一心于出版,将其爱国情怀贯注于他出版的教科书内容中。     

张之洞与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坐镇武昌.虽未受到义和团反帝洪流的直接冲击,但他不甘寂寞,上串下联,积极替清廷出谋划策,提出了对内主剿、对外主和的主张,镇压了两湖人民的反帝斗争,策划了“东南互保”,参与了庚子议和.张之洞的活动,对义和团运动有相当的影响.本文兹就上述问题作些探索,并略陈管见.     

张之洞薨逝后之时评——以《申报》为中心

张之洞病逝后,《申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了全国各界的悼念活动及其对他一生的评价.既有为政之评价,也有人格声望之评价,还包括与袁世凯的为政比较.在为政上,肯定了他兴办实业、兴学育才以及政治主张和措施,但也认为他用财浩繁和后期保守;在人格声望上,张之洞为官清正廉洁、不事聚敛,其声望当时无人能及;在待人处事上,张之洞与袁世凯在行事风格、政治主张和宦海经历等方面虽相似,但希望张之洞死后,袁世凯“他日行事之异”.这些评价充分彰显了张之洞作为晚清重臣的历史地位及其对社会的深刻影响.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经验模式的形成

甘露之变是关乎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演变的重大政治事件,对当时士人心态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与白居易等人的危时避祸、明哲保身的诗作相比,李商隐的有关诗作就显得比较特别。文章对李商隐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知识学背景进行考察,以《有感二首》为依据,通过对其意义标志的分析,探寻李商隐直斥宦官的潜在精神取向,并从经验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的嬗变。     

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命袁世凯前往湖北，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举起清廷剿抚的大旗，却不是消灭革命军，使革命党投降清廷，相反地，是利用革命党迫使清帝退位，又使各方面的代表人物众口一词，说民国总统“非袁莫属”，终于出任了总统。辛亥革命，不知有多少人牺牲，而最大的赢家，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     

张之洞与令德堂书院

<正> 张之洞光绪七年至十年(1881—1884)任山西巡抚。在晋主政期间大力推行他的政治主张并付诸实践。他一面大刀阔斧地整饬吏治,理财清源,奖励垦荒,禁绝鸦片;一面开办洋务。在太原东门内设立洋务局,吸收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翻译、购买西方科技书籍,开办工厂。为了培养既通晓古学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晚清政治衰败分析

晚清在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合法性不断流失,而当时的制度安排使得整个系统形成了迪尔凯姆型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一般在其成员内部创造信任,但使社会成员对更广泛的社会制度则充满了疑虑和不安,并且深深地腐蚀着清廷政治系统过程功能即政治体系的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和政治决策,从而加速了清廷的政治衰败。     

项忠与满俊事件

项忠是传统史学中评价有失公允的明代名臣，满俊事件是 明代北方边境的蒙古势力反抗中央政府的一次重要的军事斗争。本文通过对此次事件始末的 述评，从一个方面重新评价了项忠，分析了始终困扰明朝北方边境的蒙古势力对当时朝政的 影响，揭示了自明初起就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的南人、北人之争。     

试论项羽的复仇心理

特殊的家庭背景给项羽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他所成长的楚文化环境、仇恨秦王朝的强烈氛围、从小所受的教育,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长大,形成了强烈地复仇心理。复仇心理使他在反秦斗争中勇猛、顽强、坚定、果敢,成为推翻秦王朝的最大功臣;复仇心理又使他动辄“屠城”、院俘,伤害无辜,成为潜伏于其政治生命中的恶瘤,这个恶瘤在楚汉战争中爆发;复仇心理也使他变成了政治上的低能儿,该出手时优柔寡断,毫无政治远见,失去了由自己重新统一中国的天赐良机。     

一个庙堂知识分子的生存解析——《檀香刑》阅读笔记

《檀香刑》是一部在当代文坛引起很大争议的小说，诸多评论家有过见仁见智的各种阐释。本文只选择钱丁这个人物为观照对象，探究他因角色冲突带来的两难生存处境，审视他延宕生存选择的自欺策略，解析严酷的刑术政治环境下，他无从逃避的生存悲剧，同时希望藉此达成对庙堂知识分子这一文化类群整体的生存反思。     

试从《蒙田随笔全集》论蒙田的历史观

透过蒙田随笔中的历史倾向,我们可以发现支配他认识历史的历史观。在蒙田对非欧民族民俗的叙述中,他表现出一种积极的“非欧”文化历史观;在对政治事件的过程及政治人物命运的评述中,他流露出既尊崇道德而赞同君主制度,又赞同君主制度而反对基督教道德的开明君主政治史观;在历史发展问题上,他持相对主义观念思考历史,从而导向运动发展的历史观：一方面,他从心智出发,确定世界没有变化,另一方面,由于他将历史奠基在观念上,他又内在地预见了另一种历史观,即运动发展的观念。此外,蒙田还重视充分发挥历史知识在教育上的作用和意义。     

试论唐末五代晋梁争雄的政治策略博弈

唐末五代的晋梁之争,在政治策略上,双方开始都打出尊王的旗号,极力利用唐室余威,扩大各自的政治影响,为自身的发展制造声势。前期朱全忠以勤王之名招降平叛、扩张地盘, 特别是在解救昭宗于凤翔之后,曾经达到自己政治声望的顶点。但在朱全忠挟持昭宗迁都洛阳, 并弑君篡代之后,他不仅丧失了挟天子以令诸侯,尊王伐叛的政治优势,而且自毁形象,失去人心,为其政敌提供了匡复唐室、分庭抗礼的口实,把宝贵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拱手让给了竞争对手。晋方反而以正统自居,以复兴唐室为号召,赢得了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支持。随后晋梁双方军事形势的演变皆与政治策略的博弈有很大关系。     

初读朱熹

综述朱熹理学的主要内容,阐述朱熹的教育思想,考证朱熹为官清廉的历史事实。文章认为,朱熹在抗金派与投降派的矛盾、理学与反理学的矛盾、清正为民与腐败集团的矛盾这三大矛盾中从事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并成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思想家,重视教育、躬行不懈、在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上不断探索的教育家,具有民本思想的爱国廉政的好官。研究朱熹,进行批判继承、合理扬弃,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吴佩孚晚年寓居四川始末

192 7年吴佩孚在北伐军的沉重打击下兵败入川 ,企图凭借与四川军人旧时的从属关系和蜀地天险重聚力量东山再起 ,他在四川几度挂起“孚威上将军”、“讨贼联军总部”等旗帜 ,成立“大帅部” ,准备逐鹿中原 ,组织新政府。但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集团对吴佩孚在四川的举动密切关注 ,除下令通缉讨伐外 ,还策动四川驱吴 ,这就使得四川军人分裂为两大阵营 ,并连续发生了三次较大战乱 ,给四川政局带来了影响。吴佩孚最终因其支持力量战败出山计划落空 ,于 1931年离开四川     

明吏为政心态与吏治腐败

吏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中心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其地位却异常低下 ,吏员实际承担的政治职能远远超过明政府所赋予的。这种矛盾造成吏员在为政中的畏官、媚官、贿官、胁官、排官以及害民心态 ,这种心态在政府职能运作中往往外化为僭权越位、唯利是图 ,从基层腐蚀着明王朝 ,也是造成明代吏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新发现的《戚氏宗谱》与戚玾生平事迹补正

由新发现的《戚氏宗谱》知道他的号为“缓耳”,又号“莞尔”,为清代泗州（今江苏盱眙）人。结合相关地方志和诗歌,可以考出戚玾出生于1635年,卒于1688年。他于1680年入选优贡,1681年到1685年在京求官,得候补县令。1688年入闽,此年秋冬之际病逝于返乡途中。除传世的《笑门诗集》25卷外,尚著有《泗州志》30卷。     

王安石在皖经历散考

王安石任舒州三年,是他任地方官时间较长一次,也是他为解除农民困苦、破解当时经济困局思考最多的时期之一。可以说,后来变法的一些政治设计,在舒州任上已具雏形。文章主要就其在舒州任上经历及其前后在皖诗文、交游的相关本事和题旨进行考索。